对比勃列日涅夫治理下的苏联、毛主席晚年时期的中国和十五大之后的中国，将会得到很多有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的认识。
不过由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强烈的利益属性及研究其带来的巨大政治冲击，以及没有任何实用属性，它的研究早已式微。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研究，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高潮之后，也无人再关注。
相反地，国学尤其是孔子的关注日益提上日程。
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的全盛时期，自然也是由盛至危的转折点。这毫不奇怪，历来，“盛世”同时意味着转折。
赫鲁晓夫开启了对斯大林模式的改革，但赫鲁晓夫缺乏战略远见，不许多的改革只是应时而行，带有很强的实用主义，不经周密论证，带有很大的摸索和随意。随着改革的持续推进，改革带来的问题已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尤其是政治体系内部的稳定。
苏联党内对赫鲁晓夫日益不满，勃列日涅夫在此背景下登上政治舞台。出于赫鲁晓夫的教训，勃列日涅夫的改革日趋保守，即改革的利益取向以苏联特权阶层为核心取向。正是这种改革取向，使得斯大林时期的高官厚禄正式演变为苏联的特权阶层。
勃列日涅夫的改革以“保守利益”为核心取向，自然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使得改革初期颇有成效，显现出繁荣之象和社会稳定。但这种繁荣和稳定是以整个国家和社会丧失创造活力为代价，一旦社会的创造力丧失殆尽，为维持所谓的繁荣和稳定，必须采取更为严厉的政治统治，由此积累的内在矛盾就象等待喷发的火山。
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化为无有，苏联党和政府丧失了所有民心。当大厦将倾，苏联人民竟冷静地出奇，苏联党内的一些人最后一次的努力因没有人民的支持而失败。
在这样的背景下，“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暗流涌动。
但是，最大的威胁来自苏联的特权阶层。在经济上，日益强化他们的物质财富，经常擅自提高他们的工资和各种特殊福利；在政治上，日益固化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社会阶层的流动趋于停滞，日益固化；在信仰上，内心里早已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口号上高唱马克思主义，当作维护自己统治的工具；在生活方式上，腐败已渗透到各个阶层，积重难返。
亡党亡国的警告对他们根本不起作用。因为，他们渴望的就是亡党亡国，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把他们的非法所得合法化。因此，他们通过掌控改革，以改革的名义行改制之实，在苏联亡党亡国之后，他们脱下共产党的外衣，摇身一变，继续掌控着各个新诞生的政权，维护者他们的利益。可以说，苏联特权阶层至少是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些危险苏联党内并非不知。在勃列日涅夫逝世之后，安德罗伯夫试图挽救这一切。他的经历和性格可以和普京比较，可惜他没有普京的运气，登上苏联政治舞台的时候已经年老多病，来不及施展抱负，就一病而终。
戈尔巴乔夫志大才疏，好卖弄，他更像一个政治文人而非政治家，擅长和中央领导人处理好各种关系而得到升迁，最终葬送了苏联党和国家。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种种弊端，毛泽东不可能不看到，但是他确实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他在遗憾和担忧中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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