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真有自新能力的三个标志性事件

是否真有自新能力的三个标志性事件

----与张宏良教授关于中共具有自新能力有关问题的商榷文　　

薄熙来主政重庆以来，唱红打黑、惩治腐败、体恤民生，得到部分高层的肯定，异军突起大有复归毛泽东路线的的架势，这让包括　张宏良在内很多左派同志欢呼雀跃，誉为当代延安，张宏良也因此得出了中国共产党仍具有强大的自我革新能力的结论。　　

但是冷静下来我们不能不看到，现在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实在为时过早，同志们的愿望很良好，现实却很残酷。首先，重庆的唱红打黑已经如火如荼地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可见有其它任何省份支持跟进？有的只是陕西赵东民的被抓，河南洛阳唱红被打，各地纪念毛泽东的活动被查和对重庆模式的曲解、抵制和封杀，因此，谁敢断定重庆模式不是昙花一现，不会人亡政息。特别是在那个诉说春天故事的地方，那个开放前沿的阵地，在其省委宣传部管辖下的南方系对于重庆发生的事情极尽诋毁、污蔑，含沙射影的攻击，及至腐败卖国分子还盘踞各级党的中枢。这一切的一切都表明，中共自新的路会是多么的痛苦和漫长。　　

现在摆在统治集团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而当今中国的内外矛盾已经激化到了不容他们不作出决择的时候了，一条道路是选择与背后有帝国主义支持已为人民所唾弃的卖国右派同流合污，吸食着“普世价值”的鸦片，让国家和民族与其一同走向毁灭，选择这条道路很容易，但却是死路一条；另一条是幡然悔悟与代表大多数民众利益的爱国左派结合，复归毛泽东路线，实现自我救赎，完成最终的蜕变，这条蜕变道路的过程必定很痛苦，但却最符合国家、民族和党的利益。当前这个时期选择第二条道路确实需要中共具有刮骨疗毒式的自我革新能力，30年改开产生的种种弊端，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毛泽东热，促使党内一些健康力量得以苏醒、滋生，但远未到断定整个党都具有了这种自新能力的时候。近期发生两件大事情可以佐证这个判断，一件是《党史》第二卷的出版，这部文献仍然只是选择性的对统治集团有利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部分，如承认文革时期取得了重大成就和饿死多少人方面进行了澄清，却对文革十年最大成就的人民民主的实践仍持全面否定的态度；第二件就是在国人的心脏部位天安门与毛主席像和毛主席纪念堂遥相呼应的地方，树起封建统治阶级偶像的孔子雕像，孔夫子的三纲五常、君臣伦理理论是统治阶级所需要的，而毛主席的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思想才是属于人民的，二者本不可调和，但被别有用心的立在一起，只能使人民思想混乱，离所谓中共的自新相距十万八千里。　　

因此，在我看来中共是否真正具有了自我革新的能力，是否真愿自我救赎？有三个事件可为标志：即袁腾飞之流是否被处理？炎黄春秋是否被关闭？南方系是否被整顿？　　

袁腾飞之流包括散布分裂言论、诋毁党的历史、甘愿为洋人走狗的袁腾飞；不以卖国为耻，反以卖国为荣，认日寇为父的马立诚；鼓吹市场万能论，使中国沦为西方经济殖民地堪称“中华四贼”的厉以宁、张维迎、吴敬莲、茅如轼，以及被美国封赏为世行高官的成功潜伏者林毅夫；特别是以炎黄春秋为基地，身居党内，却疯狂反毛、反党、反社会主义，已致人神共愤的李锐、辛子凌、胡绩伟、杨继绳、杜导正、高尚全等一帮老朽。这些人或居党内，却已经完全违背党的宗旨，沦为反党中坚分子，或以言论自由为幌子，或以解放思想为借口，肆意违宪，无视法律，更视党章为无物，恣意妄为，完全沦为了党的反对者；他们或居党外，勾结境内腐败卖国势力，境外敌对破坏势力，妄图颠覆中国的社会制度，帮助西方帝国主义实现肢解中国的罪恶目的。这些人不被党纪国法处理就足以说明党内卖国势力的强大。因此，这些人是否被党纪国法所处置，就成为中共是否真正具有自新能力的标志之一。　　

第二个标志就是向来以春秋笔法，大肆污毛，篡改历史，专事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反人民的炎黄春秋杂志社是否被关闭。炎黄春秋以一贯的造谣、毁谤行径，在民众已中臭不可闻，实不是用整改可以改观。这份杂志一如寄生在中共肌体上的一颗毒瘤，迟迟未得剜除，实为中共滑天下之大稽的咄咄怪事，如果自身携带一颗可能危及生命，且表现无遗的毒瘤都不敢清除的人，说他有自新能力，未免太没有说服力。　　

身为党的喉舌，却拼命鼓吹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以“普世价值”为宣传宗旨，言必称西方民主政治，实被西方情报机关收买的媒体集团南方系，能否得到有效整改是中共是否具有自新能力的第三个标志。　　

在这三个标志性事件没有发生之前，切不可沾沾自喜，自认为中国已经找回正确道路，这对我们的事业是极为不利的，还是套用一句伟人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以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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