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者说，这是尊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表现，是向传统文化的回归。
反对者则认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代表人物，并不代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
这里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
简单地说，“文化”就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对它的艺术化表现。
而在生活方式当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因素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
生产资料所有制必然会体现在文化之中，虽然这种体现很多时候是非常隐晦的。
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传统生活方式就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它对应的是小私有制。
从形式上看，这种私有制算是一种“温情脉脉”的私有制，不像资本主义那样直白。
由于它的持续时间长达千年，已经深深地埋入了“传统文化”之中。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区分精华与糟粕的依据是什么？
如果我们打算搞公有制，那么，小私有制反映在传统文化中的那些东西就是糟粕。
反之，如果打算搞私有制，那么那些东西就不是糟粕了，而是可以利用的精华。
这种“传统文化”当然不仅存在于中国，其他国家也有，它的影响力在各国都是深远的。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回应资产阶级的指责时说：“但是，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在这里，马克思提到了“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其实已经隐含了共产主义革命必须对“传统文化”也进行变革的思想，不过他并没有直接指出这一点。
第一个明确指出这一点的人是列宁，他在去世前的“晚年沉思”期间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并提出了实施的具体设想。
列宁指出：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首先当然要通过武装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然后运用政权将生产资料私有制改变为公有制，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
但是，仅仅建立了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不足以使公有制真正在社会上扎下根来。
由于“传统文化”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与公有制是不相适应的，它将帮助私有制进行反扑和复辟。
因此，列宁提出：无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革命之后，还要进行一场“文化革命”，彻底消除私有制的文化基础——“传统文化”，同时建立公有制自己的文化基础。
一旦私有制的文化基础被基本上挖掉，公有制的文化基础得到确立，公有制就真正在社会上扎下了根，私有制即使一时反扑复辟成功，也会很快失败。
列宁预测，“文化革命”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至少需要几百年才会完成。
那么，第一个将列宁提出的“文化革命”付诸实施的人是谁呢？就是毛泽东。
据南方周末2009年文章《“黄炎培周期率难题”执笔人姚维钧百年祭》介绍：
“1945年7月，黄炎培与傅斯年、章伯钧、左舜生等6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出发时，先母姚维钧携我的两位姐姐前去机场送行），与陪都纸醉金迷的乌烟瘴气相反，黄炎培目睹了革命根据地的一派欣欣向荣。从延安归来后，他十分兴奋。友朋纷纷来探问延安的情况，先父应答不暇，遂闭门谢客，口述延安经历，由先母执笔整理，一连数日，合作完成《延安归来》。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53岁的毛泽东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341字的精彩问答，出于黄炎培、毛泽东之口，见于姚维钧之笔。”
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提出的解决方案——“民主”，并不是现在通行的间接民主制，而是直接民主制。
间接民主制，又称“代议制”，是人民先通过投票选举出一批代表来，赋予这些代表们以权力，然后由这些代表们对国家大事做出各种决策和对政府进行监督。
直接民主制，则是“人人起来负责”，并不是选出一批代表来代行权力。
当然，直接民主制的实施过程当中，也需要投票。
例如，以前的国营企业，厂长经理的任免就需要全厂职工大会来讨论和表决通过，这种表决通常也是以投票形式作出的，看起来似乎与代议制民主没有区别。
但是，这样投票选举出来的厂长经理，其权力是非常有限的，只限于日常事务，更改经营决策、变更内部规章制度这样的重大事务是没有决策权的。
如果要处理这些重大事务，厂长经理在草拟出方案之后，必须交给全厂职工大会进行讨论和表决通过。
很显然，这就不是代议制了，而是“人人起来负责”。
不过，在“文革”之前，“人人起来负责”只是在企业和经济组织里实行，并没有在政治和国家管理上实施。
直到毛泽东发动“文革”，使得普通百姓也能够直接参与政府的决策，通过“大字报”这种形式直接对政府进行监督，“人人起来负责”才在政治和国家管理层面上得到实施。
从这个意义来看，毛泽东在1945年7月对黄炎培许下的“民主”诺言，实际上直到“文革”才真正兑现。
毛泽东发动“文革”，目的可以说是“一石两鸟”：既兑现了“人人起来负责”的民主承诺，又通过发动人民群众来清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基于小私有制的大部分糟粕。
当然，毛泽东也知道，列宁说得没错，这种“文化革命”不可能在短期内就彻底完成，因此，他又提出，“文化革命”要“七年八年来一次”。
按照现在的通行提法，他期望每次都能获得一些“阶段性成果”，如此渐进持续下去，最终清除掉数千年的小私有制文化基础，建立公有制自己的文化基础。
当然，毛泽东没有能够实现这个愿望，小私有制文化太深厚了，随时都会复活，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那连续十五年每年亩产不到30斤的村庄。
小私有制的经济基础虽然很快就又消失了，但它的文化却能与其他的私有制实现“无缝对接”。
毛泽东已经去世了，“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怎么办？只能靠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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