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开初始，人们兴奋地迎来了工资收入的高增长的快车道，尤其是企业工资的超速增长，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但凡厂长经理上任初期没有一个不是以提高工资福利烧起新官上任的地一把火，这把火烧沸了工业产品的人工成本的成倍增长趋势，直接导致工业产品价格翻滚着上涨。厂长经理为了发放高工资高福利，不惜挤占企业技改基金以及各类企业发展基金和企业职工医疗养老基金，这种杀鸡取卵的短视行为直接导致企业周转不灵，更加严重的是导致了市场上工业产品普遍的高速上涨，同时迎合了刚刚引进的GDP政绩观的高速膨胀。到了九十年代，为了应对恶性工资增长引起的通货膨胀，稳定社会秩序，央行推行了人民币保值储蓄致使人民币定期储蓄利率高达百分之十几。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企业文化不再是以强国为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为目标，企业文化完全被追求经济效益替代。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人们不得已开始开始考虑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转变。
伴随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治意志，“万元户”的风生水起，全民经商的浪潮汹涌着澎湃了。人们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下逐渐的淡漠下去。“没有硝烟的战场”战火纷起，“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工商企业为了能够更多的销售产品全面推行“重赏之下必有勇士”的重赏销售人员的方法“业务提成法”，企业厂长经理和销售人员迅速的成为先富阶层。紧接着销售人员开始了向乡镇企业和个体加工坊兜售企业业务和市场，厂长经理开始出售企业技术和商标。1980年代末期，伴随着市场化的通货膨胀无安全刺激出了中国人民的私欲膨胀。
看着企业员工和个体业主迅速成为“万元户”，中国广大的行政事业单位的职工干部的工资收入凸显得捉襟见肘，他们当中的先知先觉者乘着市场大潮“下海”了，凭借着行政人脉，借助人脉权力，这些人中大部分发财了。由此，那些没有“下海”的行政事业干部里有些通过相关“下海”者得到了好处，没有得到好处的也看到了权力交换的好处。权力开始寻找出租的渠道。
1990年代，引进外资，出口创汇的大潮风起云涌。进出口配额成了香饽饽，海关进出口管制部门的相关权利人以及他们的亲属朋友倒卖进出口配额，疏通进出口渠道成了他们的生财之道。在引进外资，引进技术的过程中，各类项目建设管理部门开出免税和各类对外资优惠的政策大行其道，给予外资特等公民待遇，将民族产业置于竞争劣势地位。这一时期，不仅开始了产业卖国，同时开启了权力利益人买通管制部门制造了大量假外资。
1997年，企业改制开始，产业工人“全员下岗”。至2000年，全民企业，集体企业的买断改制的企业私有化基本完成，国家企业职能管理部门基本成为空壳，权力和产业交换的份额大幅度缩水。卖官鬻爵开始盛行，权力和金钱的交换大行其道。
始于1990年代的住房商业化因为住房福利化的存在至使房地产业到了2000年亦步亦趋始终未能形成垄断产业。土地的国有化属性导致利益熏心的当权者想出了禁止企事业单位建设福利房以及个人集资建房，炮制出住房完全市场化的举措。此举直接导致中国住房需求被房地产企业一家独大垄断住房市场。这项政策再一次开启了权力寻租，官员贪渎的大门。
改开以来产业化成了行政的不二法门，随着产业化进程，教育，医疗，养老也进入产业化进程。民生福利全都成了百姓自己的个人事业。国家行政权力的个人化因为三十多年来的高通胀的胁迫，政治社会的利益化进程迫使权力寻租，官员贪渎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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