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旁观者清吧！
——乱读随抄之十六
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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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意外地在一本新出版的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请大家也看看我匆忙地摘录的以下的要点：
“最近三十年中国成功的先决条件绝大部分是在1949-1976年间创造的。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毛泽东政权所实行的政策，1979年以来的市场类型的改革不会取得现在这种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某种意义上，1979年以来的经济自由化仅仅是锦上添花。其余的要素，最重要的是强有力的制度和人力资本已经由以前的政权提供了。”
“因为中国已经建立了富有效率的政府，所以1979年以来中国的市场改革带来了经济增长的加速发展。这一富有效率的政府因为不同的欧洲殖民主义侵略者的破坏，在中国已经消失了好几个世纪了，在解放后被中国共产党重新建立起来。通过共产党在每个村庄的基层组织，北京的共产党政府能比秦始皇或者任何后来的君主更有效率地执行它的规章制度，更别说1912-1949年的国民党政权了。然而，在19世纪后期，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仅仅相当于GDP的3%（当时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相应数据仅仅是12%），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这一数据仅仅增加到GDP的5%，毛泽东政府留给邓小平的改革团队的国家收入相当于GDP的20%。”
“同一时期，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最大的大众化教育实验运动中，中国的识字率从1949年的28%上升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65%（与之相比，印度为41%）。”
“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除了市场自由化——比人力资本或制度能力更容易引入的要素，中国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增长所必需的所有东西。后改革时期的成功的基础在1949-1976年间已经有意识地奠定了。”
“只有一些条件同时得到满足时，经济的快速增长才能被实现。快速增长特别需要：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在农业国甚至需要进行土地再分配、强大的国家制度、经济刺激，等等。”
“中国从1979年到2009年间在某种程度上似乎设法更好地保留了它的强有力的国家制度。。。。。。。”
“然而，所不知道的是，改革时期中国国家能力的削弱是否会在未来持续下去，这种国家能力的持续削弱将使中国变成‘标准’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的迅速增长就会结束，中国模式很特殊的问题将不复存在。”
（摘自《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期 毕文胜编写：《波波夫谈中国模式》）
在此文前面，该刊还有以下的文字介绍：“弗拉基米尔·波波夫近期授权本刊发表本文中文版。弗拉基米尔·波波夫是俄罗斯新经济学院教授、俄罗斯国家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生院院长。本文探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将之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行了比较，认为毛泽东时代的政策为中国改革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重要的是，作者指出，中国的国家能力的强大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如果中国国家能力被继续削弱（这一点近三十年来一直在进行），那么中国将下降为一个‘标准的’发展中国家。”
以上的摘录让我知道，即使不能完全精确，但是在国外还是有着能够冷静地客观地看待毛泽东时代的专家的。弗拉基米尔·波波夫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们真不容易。也许是旁观者清吧！所以，不能不留存在这里，供自己和自己的同志们参考。至于应该如何看待他的这种观点和看法，那就要大家自己去动脑子了。我无法代劳，也无须代劳！
（2011/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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