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帝，他统一了王侯割据混战、百姓民不聊生的中国，第一次废止了分封制，建立了郡县制，第一次建立了文官主导而不是封建王侯主导的政治体制，第一次建立了国家军队废止了家族或私人武装。他还是实现了书同文、车同轨、度量衡。其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到毛泽东出现之前，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然而，这样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却被历史丑化得无以复加。希特勒说：谎言说一千遍就成了真理。此话用在对秦始皇的评价上，文丝合缝。
经过儒生们的反复的演绎，中国人一想到秦始皇，就二个词：暴政、 暴 君。而事实呢？
说秦始皇的暴政，必说长城，必说孟姜女。可是有人考证，孟姜女的传说迟至五代十国才出现，与秦始皇八杆子都打不着。孟姜女不靠谱，那横征劳役的暴政说还靠谱吗？据长沙秦简及相关文物出土和考证，那时的民力并非史载史论的那样惨烈。修长城、修阿房宫、修直道，强征全国民力如牛似马的劳作，缺乏秦朝的史料证据。已出土的秦简等史料对秦始皇暴政说即使不能证伪，至少不能证明。出土竹简对暴政所指的人民不堪重负的税赋的记载，也是即使不能对暴政说证伪，也不能证明。曾有研究秦简的学者指出，秦竹简的出土，随着研究的深入，对秦历史（即史书上的秦史）可能出现颠覆性的结论。
这里有一个问题，秦修长城（不是万里，而是维修和连接六国已有的长城）、修阿房宫、修直道的人力和财力从那儿来的呢？没有秦时史料做依据，又不能轻信历朝儒生所说的历史。能否合理的进行推测呢？秦朝的人力，很可能全部是整编的六国的军队，从性质上讲，秦朝在战争结束后，将俘虏、投降的六国军队整编后，转为国家供给的“国有”建筑工人，负责国家重大的基本建设工程。其收入来源则是国家没收的六国王公的资产和财产而不是向全国征税或增加税赋。秦国采取这种办法，既稳定了前六国军队、前六国军人（苦力总比战死强），又稳定了全国经济、休养了民生（前六国王室的财产、资产总量应该十分庞大，足以维持国有工人给养而不增加全国普通老百姓的负担）。这么考虑，似乎和出土秦简上没有老百姓沉重税赋和沉重役力记载的事实相稳合。
再说秦始皇的 暴 君问题。首先，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没有诛杀六国王室和贵族。作为 暴 君，从政权考虑，不杀六国王公贵族是可思议的。这一点就是历朝儒生精心编撰的史书上也无多大出入。秦始皇采取的办法是把他们集中到京城住起来，或者说养起来。这些前王公贵族还有相当的自由，有自己比较丰厚的资产或财产。比如张良，四代为相，如没自由，他就无法远行。如无自由无比较丰厚的资产和财产，他就无法请到大力士在博浪完成一击。还有项梁，是楚国大将之后，如无自由就回不到楚地，也拉不起造反的队伍。相反，史有记载，项梁在京城犯了重罪，还可以通过关系予以特赦。第二，所谓焚书坑儒。焚的并非百家之书，坑的也主要不是儒而是术士，即装神弄鬼、骗人钱财的江湖骗子。而坑的四百多人（相较于战国无义战死亡的人数那是零头都不够的）主要是“生”和“士”们互相检举揭发的结果。第三，秦始皇建国后，亲自担任讲师团、报告团的团长，不辞劳苦不顾个人安危到全国立碑宣讲统一的好处，宣传国家法律和政策，安抚民心，稳定民情。即使在博浪遭到暗杀的威胁，也没有大搜捕、大屠杀，也没有迁怒于六国王公贵族。如有，则史书不可能不记载以增加 暴 君之罪名。
俗话说：三人成虎。二千多年来，无数文人一起来说，于是秦始皇的冤案就成了有议有论而无证无据的铁案。
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前有秦始皇，后有毛泽东。对毛泽东的评价，贬多扬少，实贬虚扬。其手法比评价秦始皇更无理性、更无逻辑，也更无耻。为了贬毛，不仅有谎言还有谣言，不仅曲解还有捏造，不仅断章取义、夸大其词还有移花接木、无中生有。比如反右，毛泽东说北京可以点名批判的有四百人左右，全国不过四千人，可是主持一线工作、负责反右的领导却扩大到了五十五万人，连毛泽东明确点名不是右派的王蒙也被划成了右派。对右派毛泽东说的是可以点名批判，而一线的政策却是强制劳改。毛泽东不在了，在反右扩大化主导者的领导下，一古脑把反右扩大化的罪名栽在了毛泽东的身上。又如大跃进，毛泽东反复强调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不要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可一线就是不听，搞大食堂、小铁炉、放卫星灌狗肉汤，搞一平二调，美其名曰：全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逼得毛泽东没法子只好给全国小队长写信，要求小队长实事求是，不听上面的，那怕是中央的。后来却把“大跃进”的损失部分的责任全推在毛泽东一人身上。甚至不惜捏造说大跃进饿死了三千多万甚至五千多万人。为了让毛泽东担当此罪责，还苦心孤诣的从此禁谈大跃进的伟大成就。让全国人民以为“大跃进”只有损失没有成绩。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为所欲为，不择手段，无耻之尤，以此为甚！一句“宜粗不宜细”的定音之语，给历史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将丢不开也丢不得毛泽东旗帜的中国共产党置于进退失据的窘迫境地。
有个新加坡学者在评价毛泽东时说：“中国知识分子身上聚集了这个民族文化的精髓与糟粕。一方面胆小怕事、追名逐利、斤斤计较、自私自利、附庸权贵，另一方面淡泊名利、胸怀环宇、大公无私；高雅与庸俗一体，自不量力与博学广闻同在，眼高手低，目空一切，脱离实际。毛泽东号召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一些知识分子自不量力、目空一切、追名逐利的毛病逐渐显露出来。他们在战争年代贪生怕死，只能躲在学堂里或香港指点江山，清谈国政；百花齐放让他们看到了坐江山的机会。什么‘红旗能打多久’、‘外行领导内行’相继出炉，明显超越了学术争论的范畴，直接挑战现政权的意味甚浓。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出于维护政权的本能而发动反右，是非常自然的反应。”我认为该学者的分析是切中肯絮的，合情合理，有理有据。近年来，平反右派茅以轼说：我就是右派，就是要搞资本主义。茅以轼当今之表白从反面证实了毛泽东当时发动“反右”运动是正确的，错的是一线的扩大化而已。看看我们党、我们的一些老党员干部对反右的认识，其道德品质和文风与一个外国学者竟有天壤之别。讲政治、讲正气、讲学习，都讲到牛屁眼里去了！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共产党不暇自哀，将会是谁来哀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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