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的管理职能大到城市规划和工程建设，小到市容与卫生环境，占道经营，小摊小贩。不难发现，在城管涉及的这些职能范围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与相关单位重叠。城管就像一个“万金油”，别人能管的它可以管，别人不能管的它也要管。
城管该不该管？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可事实上，城管执法作为一项专业性，规范性较强的工作，应明确该怎么管。
各地探索“柔性执法”来破解执法难的问题，然而我并不赞同这种提法,当然，也不认同“刚性执法”。因为柔性过强，“太柔则废”；刚性过强，“太刚则折”。也只有在法律的框架下，正确的行使手中的权力，才能更好的维护人民的利益，正如美国学者潘恩所说：“在民主的国家，法律就是国王，在专制的国家，国王就是法律。”而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利益才是政府的工作宗旨。上海交大郑成良教授说：“我们服从警察，不是服从他的管理，而是服从法律。”当然，城管也不例外。
中华法律文化历来坚持“不偏不倚”，“城管”作为一个行政机关的职能部门（尽管目前存在争议，但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民赋予了它“管理”与“服务”的职能，可是当我们再看看一些暴力城管，“管了谁”，又“理了谁”，而又把“服务”放到哪里去了？相反是“乱管”、“修理”。前不久，上海市出台了让小摊贩在固定地方时间摆摊设点的政策，一片叫好，为何？一方面，小摊贩有固定的摊位了，起码有生计了；另一方面，市民百姓生活也方便了。一时间，这被称为是“猫与老鼠”和好的典范。城管放宽，坚持的就是人民的利益至上。
当然，我们不否认群众有对城管工作的不理解，不支持的，甚至暴力抗法的。但一个事实是，城管的恶名却的的确确存在，在老百姓心中，城管几乎成为野蛮与暴力的代名词，其中大多数因城管的暴力执法引发，尤以摊贩与城管的矛盾最为突出，于是产生了对城管这个部门存废的讨论。上文中已指出城管的工作特点，而就目前来看，城管这个部门，恐怕还要存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那么，已经身负“恶名”的城管该怎么改变自己形象，如何人性化管理城市，其实已经成为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有学者指出，想改变城管执法的尴尬，就要出台《城市管理法》，使城管执法合法化。大陆应该学习中国香港，建立城市管理警察制度。但我觉得这种做法不现实，尽管这种做法不违背《行政处罚法》，可是基层群众并不认可城管执法队伍的执法能力（目前还不认可执法资格），而对公安队伍的执法资格与执法能力却深信不疑。因此，在法律没有给城管正式颁发“准生证”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更应该管好自己的“私生子”。
城管面对的是弱势群体，极易发生矛盾和冲突，引发暴力事件。前不久，《人民日报》开展了关于弱势群体的讨论，广引关注。在经济的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弱势群体扩大化、积弱化、复杂化的趋势日益凸显，而城管的暴力针对的恰恰就是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刺痛的是众多老百姓的良知。河南郑州城管掌掴76岁的菜农，令10余万微博网友“接力”关注，媒体纷纷跟进报道。执法犯法更加可怕，法无授权就应禁止，凡是未经法律明确授予的执法行为，只能是“越权”、“权力滥用”、“权力错位”，因此必须立法来规范城管的行为。
我们要看到，摊贩们这些弱势群体一旦遇到城管的暴力执法，用什么来救济？最近的武汉童贻鸿“进京自首”事件也折射出弱势群体在权利遭到侵犯后选择一种无奈的救济方式，这样的事件再次表明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制定法，更需要在维护人民利益的过程中运用法。
群众利益无小事，“只有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人民才能让你坐在台上”（温家宝）。城管要清醒地树立对权力的自制与对权利的尊重观念，“绝不能简单的以为了群众的长远利益为借口，损害群众的现实利益；决不能随意的以符合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为借口，损害部分群众的具体利益”。
“城管乱管”，一是没有法律明确其执法资格与执法权限，二是城管队伍建设明显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三是拥有“管理与服务”职能的城管没有树立人民利益至上的观念，尤其是缺乏关注弱势群体的意识，我想这也是解决“城管乱管”这个问题的着力点。其实问题的关键还是一个“管”字，也就是怎么管，怎么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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