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发动文革错了吗？

毛发动文革错了吗？　　

　2月19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长文——“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的一生”，用以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通过这篇长文，中共又重新评价了自己的这位前领袖。这次评价以肯定、感恩和讴歌的笔触，重新定位了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不息奋斗的一生，特别是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阴谋篡权、结束文革内乱、推动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上的独特贡献。对于导致他当年黯然下台的那些错误，特别是被闹腾很久的“两个凡是”之争，则只字未提。　　

据此，便有一些学者纷纷猜测，面对目前的诸多改革困局，中国是否会在政治上全面回归毛泽东路线，并重新用毛泽东思想及其意识形态提振全国人民的精神和理想。　　

如果真的产生这种想法，那么中共就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全盘否定毛的文革路线了，而必须重新考量当年毛为什么要发动这场全国范围内的文化大革命，有没有必要这样做？　　

不言而喻的是，毛当年之所以要提出这种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并以其阶级斗争为纲来指导这种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这并不是因为他一生好斗，而实则有着很复杂的现实原因和国际背景。那么，当年的毛为什么要发动这场被认定为“十年浩劫”的文革呢？他的初衷又是什么呢？所有这些问题，都很值得我们进行历史性的回顾与反思。否则，我们就会在毛路线的承继与未来的改革上继续迷茫起来。　　

在中苏同盟关系的蜜月期，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扩张渗透与支援亚非拉地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是当时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轴心。但在中国与赫鲁晓夫因为国际共运路线上的争吵（即当年的中苏论战，《人民日报》因之发表了自己的九评）而决裂之后，晚年的毛泽东无疑又在反帝的未竟事业上多出了自己的一块心病，那就是苏联的修正主义对中国党的侵袭和腐蚀以及这个党的队伍腐化与蜕变。　　

毛理想中的党应该是一个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战斗队伍。在对白求恩和张思德等人的纪念中，毛阐发的正是这种党的一个雏形。在进城之前，毛更是反复告诫自己的党内同志务必保持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以及艰苦朴素等党在延安时期所形成的那些优良作风。毛不想成为明末的李自成，而让自己的队伍和事业的骨干，腐化蜕变、脱离人民、作威作福、贪图享受，而成为新的权贵和压迫阶级。毛只想让它们同自己的人民打成一片，同甘苦、共患难，做人民的公仆或勤务员，用自己的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带领人民一同建设新的生活。　　

然而苏修的蜕变与腐化却极大地刺痛了毛的这种理想主义。它让毛在自己的党内也隐隐约约地看到了这种被其腐蚀的巨大风险，防止中国出现第二个赫鲁晓夫陡然间就变成了党内斗争的一个焦点问题。按照毛对中国工农阶级的素朴感情和由衷关怀，如果自己的党沦落成了第二个苏修，而依靠特权骑在自己人民头上作威作福，那么中国的革命也就白“革”了，旧的权贵被打倒了，新的权贵又冒出来继续欺压自己的人民。这是毛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一个可怕图景。　　

毛决心抢救自己的这个党。怎么办呢？　　

按照马克思、列宁等人的阶级斗争学说，在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建立起自己的阶级统治之后，党的根本性任务应该是发展生产力，阶级斗争也不应该再成为自己路线的一个总的纲绳。同时，共产主义的觉悟以及党的自身修养作为一种内在的道德自律，也应该能够让自己的这只党的队伍始终保持住劳动人民的一些本色以及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精神追求。然而，毛的理想却与自己眼前的现实处处冲突起来，这让晚年的毛很是焦虑。在毛的眼里，列宁、斯大林时期的党，是一个能够保持住劳动人民本色的党，只是出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之后，苏共才开始逐渐蜕变腐化起来而成为新的权贵，依靠特权贪图享乐、欺压人民。　　

面对这种自身已经蜕变腐化的党，能指望它内部的自我向善、自我革命吗？显然不能。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越发加剧起来的蜕变与腐化，更是坚定了毛的这一看法。看来，在无产阶级建立起自己的阶级统治之后，无产阶级的自身革命仍然不能停顿下来。在革了历史上的剥削阶级的“命”之后，这种革命也还要继续延伸到自己的阶级内部，特别是自己这个党的精神文化层面，用以清除各种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对于一直都很重视思想上建党的毛来说，把革命继续延伸到这种精神文化层面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所以，晚年的毛创造出这种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绝不是一时的冲动，而实则是当时的中苏两党内部斗争形势之使然，说穿了也就是由苏修的蜕变与中共自身的困局所共同催生出来的。　　

面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联合绞杀，在孤岛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越深入、阶级斗争就越尖锐、阶级敌人就越多”（参见解力夫《二次大战三巨头斯大林》第116页）。在这种论断的指导下，斯大林开始用“内部肃反”的办法清除自己党内的托洛斯基两面派及其它形形色色的两面派。这种近乎残酷的内部肃反，经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虽然受到了越来越多历史研究者的责难，但谁也否认不掉斯大林发动这种内部肃反的合理性。“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临到苏联的时候，世界各国看到希特勒第五纵队在苏联是相对地少，而它却曾推翻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霍华德·克·史密斯评论道：如果俄国不曾清洗掉几千个文武官员，无疑红军在两个月内就已崩溃了”（同上第127页）可见，在清除党的蜕变与腐化上，内部肃反绝对都是必不可少的。　　

同样，面对党的蜕变腐化风险，毛采用文革这种“内部肃反”的办法清洗掉自己队伍中的走资倾向与修正主义的腐蚀，也决非没有必要。面对这种被自己阶级敌人随时腐蚀掉的潜在威胁，如果不以阶级斗争为纲，又还能以什么为纲呢！一些人事后横加指责毛的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路线是没有道理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没有错，毛的失误仅仅是没有对这种斗争进行适时的收拢，并因时而动地把自己的路线转移到经济建设的中心上来。　　

尽管如此，苏修的蜕变对晚年的毛而言，实则就是眼前的一面镜子。抢救自己的党使之不至于毁灭在这种苏联修正主义的侵袭与腐蚀之中，也因之而成为催生毛创造这种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个最主要的内因。毛想通过这种革命阻止修正主义的侵袭以及中共党的自身蜕变与腐化，以使之能够始终保持住与自己人民的血肉联系以及在延安时期就形成起来的那些优良作风，而不至于像苏共党那样集体地沦为一种新的权贵，依靠特权、贪图享乐、欺压人民。　　

毛对中国的农民阶级有着非常多的“救世主”意识，他的一切努力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帮助自己的农民兄弟脱离旧社会的苦海，使之能够免受一切形式的奴役、剥削和饥寒，而过上当家作主、幸福美满的生活。　　

毛正是凭借这一点，而赢得了工农阶级的无限景仰和膜拜。也正是凭借这一点，中共自己的党史都不应该把他所创造的这种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及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路线定性为一种错误的理论、错误的路线。因为这一理论的创造主要都是为了保持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保持党的劳动人民本色，阻止党蜕变为一种新的权贵而贪图享受、欺压人民。　　

从党的内部发动这种自我革命，在当时的毛看来是指望不上了。因为它们作为刚刚蜕变出来的一种新的权贵，在根本利益上已与自己的人民对立起来。怎么办呢？这时的毛不得不再次运用起自己的革命经验来，即“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对于党内已经蜕变腐化起来的部分，毛只得把它们统统当作一种异己的非革命不可的斗争对象来处理。它们与工农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冲突的，其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根据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等人关于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阶段将不可避免地长期存在，并在某些条件下激化暴烈的告诫，毛认为要阻止这种修正主义的侵袭以及党沦为一种新的权贵欺压自己的人民，很有必要大范围的发动群众，并通过阶级斗争的形式来消弭和化解这种潜在的威胁。所以，毛的晚年文革路线，其真正的用意和轴心不是反帝，而实则是防修。他的办法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通过大范围的群众运动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之类的大民主，扫除一切害人虫和党内的有着走资倾向的牛鬼蛇神。　　

当时的一个战斗性的口号就是“抓革命、促生产”，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说明毛的继续革命也还是没有忘记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的。　　

有人说，毛只顾抓革命、抓阶级斗争了，而却把自己的经济和生产给荒废了。这不过是一种旨在诋毁毛文革路线的偏见而已。　　

“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也可以变物质”。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基本原理，抓革命绝对都是可以“促生产”的。虽然毛在经济建设和生产关系过渡上的一些跃进做法，也有不少盲目、蛮干、冒进的成分在里面；但他提出的这一口号在哲理上并没有什么错，不能把它看作一种很荒谬的东西，而据以否认它合理的一面。　　

毛的晚年路线究竟有没有达到自己的发动目的呢？从阻止党的蜕变与腐化上看，这确实实现了这种发动的目的。一些党内的走资派和已经腐化出来的新的权贵，在毛发动起来的群众运动中都一个个被斗争得灰头灰脸、老老实实，而丝毫不敢在生活上腐化、颓废起来。它们在牛棚、田间、地头，与自己的人民一同甘苦、一同劳动，而没有任何的特权。它们不是权力的贵族、上帝的骄子，而只是劳动人民中的普通一员。众生平等、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毛的理想在这种群众和干部的劳动改造中找到了自己实现的平台。通过这种继续革命的思想抢救与劳动改造，党的蜕变与腐化风险就这样地被消弭了。同时，党的公仆本色及其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也更是完好地传承下来。毛通过自己的晚年文革路线成功地阻止了党的蜕变与腐化，而让自己的干部始终保持着某种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这也许是一份更值得我们传承和珍视的遗产吧。　　

当然，这种以抢救党的灵魂和本色蜕变为旨归的文革路线，也不能以这种群众运动的形式没完没了地搞个不停。它肯定存在着一种适时收放的问题。只是在毛的整个晚年，接班人的迟迟难定，而让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有机会被纳入到新路线的厘定之中。　　

总之，毛的晚年文革路线，主要的依据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主要的纲就是抓阶级斗争，主要的方法就是通过四大民主发动群众运动整肃干部的各种生活工作作风，主要的矛头就是指向修正主义的侵袭与党的蜕变腐化，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自己的党改造成一个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能够始终与自己的人民保持血肉联系、打成一片、同甘苦、同劳动的战斗队伍。它的发动有着复杂的国际背景和国内因素，是不得不发，是形势之使然。它的初衷和大的方向都是对的，这应该是我们对文革历史作用的重新评价中所必须牢牢抓住的一个根本点。　　

　2011年3月2日　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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