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索：经济基础只能影响而不能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权力才是最终因素
净坛认为：左右之争，归根结底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与私有制之争。脱离了这一矛盾之范畴，既无法区分左右，也无所谓相争了。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这一点永远不会有错。不坚持这一点，就会陷入西方资本主义“资本通吃”的泥淖。
但在如何保证生产资料确实为全民所有、为全民所用，而不至于被“假公济私”方面，经典马克思主义确实需要进一步完善。在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基本定义时，导师们显然疏忽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政治权力才是最终的决定因素！
正如强盗把刀架你脖子上说“要钱，还是要命”的时候，你跟他谈论“这钱到底是谁家的孳息”非常可笑：即便你肯舍命，钱最终也是归强盗。同理，在政治强权面前，所谓的经济基础决定论根本不可能起作用。
综观古今中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下建立的各种政权，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乃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社会，实行的基本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劳动人民的地位却还远不如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高。究其原因，无非是政治权力的分配不公使然，而不是公有制本身的错。
权力本质是自私的，否则人们也就无所谓是否拥有权力。赞同“人之初，性本恶”的净坛认为，不受约束的权力最终必然走向极端的自私。因此，必须把政治权力从上层建筑的范畴中单列出来，制定和采取一系列周详的措施把它牢靠地“关起来”，因为它所起的不是一般的反作用，而是能够决定和颠覆一切的终极作用。从这点意义上讲，毛主席无疑是超大智慧，他说“所有制问题解决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并不惜用“一大二公”乃至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来试图钳制当权者以确保人民的地位和公有制的基石，而美国人民用民主法治把总统“关进笼子里”的做法与此也大有异曲同工之妙处。不幸的是，毛主席未能在兽性与奴性并重的中国社会成功打造出关押权力的“老虎笼”，这既彰现出“中国特色”之复杂，也显现出老人家明知不可为却仍然不得不勉力为之的悲壮与无奈。可见，伟人之伟大，端的不在于他的成功，而在于他的失败、他的壮烈。真的左派若不能正视这一点、不能体会到老人家的良苦用心，继承老人家的遗志和未竟事业，甚至对当权者盲目膜拜或“曲线附和”，无疑就是最大的背叛。
所以，在坚持公有制的基础上，用民主法治来束缚骄横的政治权力，才是通向科学社会主义的唯一出路。人民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忙于生计的百姓们不可能将时间和精力全用在政治权力的运作上。现代民主法治认为，官员用其能、首长用其德，人民在赋予有德的“一把手”足够权威以代表人民管理有能的“百官”同时，又必须牢牢把握住对“一把手”的生杀予夺大权，此乃人类社会几千年来所有反压迫反专制形成的经验之精华，是马列原著和社会主义宪法明文确定的伟大奋斗目标，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发明和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东西。但现有的“盟主居中制”比起民主法制来，最大的弊病就在于原本最应当被“关进笼子里”的“一把手”权力却得以走出樊笼，甚至与百官合流反过来共同愚弄和欺压人民，过去和现在采用这种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一能够幸免。
当务之急，左派的任务就是重建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而要达成这一目的，最好的工具当然是发挥政治权力的最终决定作用。虽然这在目前混乱的意识形态和阶级力量对比条件下难度甚至会远远超过解放战争以前，但意识到这一点，总比在“老底都被掏空了”的形势下还沾沾自喜地自以为是庞然大物、甚至傻乎乎地为他人作嫁衣裳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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