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时宜的笑话
有位日本记者采访中国大学生“你如何看待烈火焚身却一动不动的邱少云”时，得到的回答是“那样的傻瓜中国不会再出现了”。
“你如何看待烈火焚身却一动不动的邱少云?”
“那样的傻瓜，中国不会再出现了！”
这尽管出自某一个大学生，但这样的回答其实可能充斥着今天我们今天每一个国人的心里，只是在这里借一个大学生之口说出而已。换言之，这不过是某种社会现实的一个微观缩影，而远远不只是一个稀有罕见的孤立事件。 如果从每一个单独的事件出发，无论我们挖掘得多深，距离多近，都很难作出理性的解释。但当我们从整体上来审视这幅画面，而不过分拘泥于它的局部细节的话，这一切都会变得不那么费解。
在年青人眼里，“邱少云”只不过是一个久远而难以获知的年代，关于那个年代的了解我们也仅仅限于少时教科书里真假莫辨的只言片语，以致于我们完全无法理解那个为长者所缅怀的年代，以致于我们完全无法明白流淌于那个时代的精神情愫。更为我们所知晓的，是更多的现实因素：一种信念的挣扎和整个信仰的名存实亡。在今天这个社会，当所有的人都在乐此不疲谈论着微博、股市、房地产，社会主义信仰、为国献身信念已经显得那么得不合时宜，仿佛那是来自亘古的言语，与我们的世界错开着一个海的距离。如果说对于另一个年代的不解是教育可以弥补的话，意味深长的年代错位的现状则已非教育、道德所能扭转的了，尽管教育工作者不竭余力、道德谴责不绝于耳。
在我们所能理解的范畴，于政治层面，是国家和人民，于社会学的层面是集体和个人。人民有捍卫国家的权利，却没有必须为国而死的义务；个人有为集体身先士卒的动力，却没有必须以死为集体谋福祉的必要。你知道，对于每一个国家、每一个集体来说，单一的人民、个人的生命和力量有如莽莽丛林里的小小蚂蚁；但对于每一单一蚂蚁而言，仅有的生命和力量却是他们自身赖以生存的全部。我们又怎你能强求他们在面临抉择时，带一身社会主义信仰，光荣赴死？这实际上完全取决于他们自身的思想觉悟水平和信念选择。总有这样一群人，于危机之刻，挺身而出、舍身取死而义无反顾，以至于其事迹每每赚人热泪，其高尚的情怀和坚决的行动每每只能让后人望其项背。
而那些苟生讥笑之徒则尤为令人生耻。相对于高尚的“傻瓜”，这些人则是另一群“精明”的“智者”。于今日之中国，不乏这种满口绥靖、一腹厚黑、自视甚高之人。同其他年代相比，他们这种精明唯用的功利主义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相对其他年代，这种思想在这种时代已演化成更为广泛、更为狂热的时代病症；只是相对于其他年代，这种思想背后隐匿这更深入骨髓的自利逻辑，可是我们洞察的目光戛然而止。于是，深渊漆黑深处、目光不能抵及的地方，一只看不见的手被忽略了——资本主义和市场机制。
这才是我们时代病症的真正根源所在，并作为一种经济贯穿这个时代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经济增长作为这个国家国家层面的一个重要目标，始于赶超目的浓厚的1949年，这一目标在一开始并没有什么不同。这种目标在随后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尤为突出。紧接着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曲折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萌生，而后则是八十年代的“投机倒把”和严峻的国有体制困境。
如果说早期经济建设的失误伴随着建设社会主义热情的低落，那么紧接着狂热的漫长文革，还有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所产生的现实影响则不得不引发人们对社会主义理论内在缺陷的反思质疑和对社会主义信仰的日益动摇。这种动摇在国有体制经济进一步恶化和民间个体经济蠢蠢欲动的八十年代开始越发剧烈。直到市场机制，这种社会主义视为“贪婪与剥削”的资本主义无形之手摇身一变，成为解救社会主义中国经济泥潭的救命曙光，这也许多少带着些许的讽刺，但它又确实是一个伟大而卓有成效的转折。如果说此前的一切显得多么的摇摇欲坠，此时也已渐渐安定下来，虽然在某些方面更为混乱了，然而此时的社会主义信仰正在因为其本身的凌虚蹈空而渐渐乏人在意。而另一边，经济与市场机制的大旗汇聚着所有的期待与目光高高举起——一场市场经济的突进狂奔蓄势待发。
及至九十年代，一切都变得那么的迥异。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弱化，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替代品，在国家层面组建取得了理所当然、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个野蛮生长的时代、一场突飞猛进的市场化变革在此真正启幕。
袁剑：经济增长与我们时代的精神疾病 ）
至此，站在我们眼前的，已无满怀憧憬和活力的社会主义青年，取而代之的是怀疑空洞的冰冷眼神，不从属于任何一种信仰、任何一个国家或者集体，只是沉溺于只有自己的世界里，自傲自怜自喜自悲。至此，另一个年代高尚的信仰在这个时代完全沦为了痴人说梦者含糊不清的呓语，另一个年代的为国献身者则变成了这个时代不合时宜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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