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难怪，西方的经济学派太多。而中国的学者似乎只学到一 二派就回来，被国人称之为留学生。享受优厚的待遇，并具备较广泛的话语权。比如农民问题，展开三农问题的研究，农民不要有话语权。那些学者的构想可以尽情地够农民享受，全国人民也不要有忧虑。
现实上也如此，他们的思维让国人耳目一新。
首先是货币策略。西方曾经一位经济学家有一句名言：创造银行与货币的人是个伟大的天才。货币推动了沿海的那个边。人们不惜抛妻弃子，遗老背井，走进南海的那个圈。一座座城市奇迹般地掘起。
货币这一古老的武器，被当代人改良，提出理论，并形成学派。中国的学者使用起来也得心应手。如此大的人员调动，只许在家里玩玩桥牌就已经完成，比毛泽东的四渡赤水不知道要神奇多少倍。所以他们的成功成了敢于时时刻刻指责并否定前一个时代的资本。
第二个策略是开拓金融市场。股票 彩票业务推动了许多人发财的梦想。特别一些一般的公司突然身价万倍。人们发财的心里推动了一棵棵树苗疯狂地生长。这种生长的速度与“不打无把握之战”的一步一趋的经济模式，前者我们看到了现实版的大跃进，而后者说他“崩溃”一点也不过份。这种卫星式的成功，与亩产万斤的时代，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就业是给人民带来福利，失业是痛苦的指数。现代化的生产力，助长了财富的增加而劳动力减小。由于消费有限，生产大量的剩余产品无处消化。经济学家的建言就是刺激消费。刺激消费也就是两种办法：宽松货币和产业转移。产业转移也就是生产领域转移到服务领域。服务领域也许是个无限的消费深渊。人有多大欲望呢？山珍海味，三妻四妾还不是人们最终的梦想。
第三产业实际上是财富转移为主要的产业，遍布的娱乐场所和按摩院，很多女性找到了好工作“性工作者”，她们背后的男人形成了黑色产业链。这种财富转移的产业方式，真的消耗了大量的社会剩余价值。读书无用论也就此开始。
随着这些思路，我们走到了今天。三十年前中国那种艰难的劳动方式得到了改变。“四两拨千斤，空手套白狼”的资产与金融方式改变了大部分人。
不过也形成了一部分人们的不满。最吃亏的是我们四十岁左右的并在部队务役几年的退伍农村军人：接受毛泽东时代的精神熏陶，受部队的理想主义教育，却与我们崇尚的时代相差甚远。所谓四十而不惑，到现在我才把社会看通。但无论如何我们担心我们的将来：我们的晚辈进入第三产业的深处不愿意回头，劳动受到歧视。我们的劳动应该说养育了一部分人，但我们老了谁来养活我们呢？
昨天凤凰网又刊载了吴老先生对当前中国经济状况，在二0一一年经济年会上的观点：最终需求不足 货币超发 流动性泛滥 储蓄过量 改革还没深化 会回到1958 等等，我真真确确人生中第一次看到，在光天化日之下，“贼喊捉贼”和声音。
不知道谁近来创造“阳谋”这一词语，中国走到现在，确实已没有回头箭。国人面对操着半口洋话的中国精英，人们不得不报发赞叹：深澳。因为中国人太爱面子。而背地里只得深情地忧伤：曹操背时蒋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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