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篇文章“无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中我提到：中国为什么没有在明朝实现资本主义转型？我认为其原因就是科举制度，包括中国后来的落后挨打，都是它造成的。
科举制度只是一个官吏的选拔制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当时对科举制度的颂歌，在金字塔型社会里，它虽然为底层人开辟了一条上升通道，但因为统治者的初衷只是为了推行儒家文化，为自己选拔统治工具，所以它注定是一条狭窄和狭隘的通道。可是由于统治者的推崇，使得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其他门类都成了下九流，在客观上封闭了所有其他的通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过去的荣华富贵光宗耀祖，向社会大众展示着荒谬的示范作用，过不去的也多多少少能有点待遇，最终形成所谓的士绅阶层，并也沦为统治工具。于是，“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就成了知识分子的信条，可悲的是，这里的书就仅仅是儒家经典。
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这样几乎全军覆没，沦为残疾，而且还都是从儒家文化这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单一的知识分子结构，单一的素质，单一狭窄的上升通道，单一的文化氛围，束缚禁锢和扼杀了民众的智慧与活力，釜底抽薪般的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从那时起，中国的落后局面就已注定了，更不要说什么资本主义的转型了。
然而，落后不一定就要被动挨打，无反抗之能力与意愿（日本就曾经落后过）。挨打的根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变节。由于统治者推行儒家文化的初衷是为了自己家天下的稳定与延续，并不是为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与发展，更不是为了什么仁义道德，所以这种儒家文化，本质上是内法外儒，或者叫先法后儒，它所谓的仁义道德是有条件的，其前提条件就是被统治者必须首先有道德，必须按照统治者规定的森严的等级秩序，各安本分，不可越矩，然后统治者应该有仁义道德，注意，这里是说应该而不是必须，统治者的仁义道德，对被统治者而言，只是一种施舍或捐献，是没有硬性约束的。所以这种儒家文化实质上变成了底层民众的囚笼和统治者的遮羞布，所以尽管儒家的知识分子号称自己具有“达则兼济天下、困则独善其身”的人生节操，可一旦获得权力与利益，却往往只会挂羊头买狗肉，无耻之上更添一层虚伪，腐化堕落、纸醉金迷，本就残疾，又变成了软骨头，当然不堪一击了。中国革命的实践也证明，仅仅避免知识分子的残疾是不够的，如果他们没有节操变成资产阶级，那么国家就会变成帝国主义的附庸，无产阶级仍然是为人驱使的牛马，阶级矛盾仍然会周期性的激化，社会仍然会周期性的动荡，生产力仍然会被周期性的破坏，落后挨打仍然不可避免。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同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健全的知识分子，结果却完全不同，不就是因为节操的问题吗？
所以，现在可以进一步的说，近代史上中国的落后挨打，其根源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残疾与变节。对社会发展，生产力的进步而言，需要为民众提供成为健全知识分子的广阔通道，需要为健全知识分子提供多样的上升通道，对国家民族而言，知识分子必须要有节操，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已经砸烂了孔家店，但仅仅砸烂旧的是不够的，必须建立起能够规范知识分子节操的无产阶级新文化，我想这才是毛主席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含义，遗憾的是没有成功，而且带来了新的动荡，但决不能转向资产阶级那一套依然是虚伪的仁义道德(所谓改良的儒家文化），对建立无产阶级新文化的探索不应止步，需要我们有更大的智慧和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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