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天朝，民族主义几乎不讨任何人的喜欢，表现在行动上，就是各种对民族主义以各种方式进行大加呵斥和严厉批判。但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他们越是压制，越是以为民族主义被批倒批臭、永不再来了，民族主义卷土重来的势头就越猛烈。
民族主义就是有这样一种特异功能，你越攻击它，它就越撒欢儿。说得难听点，它是个大阴茎，你越揉弄它，它就越勃起。
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个时代需要它，为它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天朝在泥潭中艰难地“崛起”着，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结构越发不稳定，民族主义的幽灵就从这个社会的裂缝中纷纷探出头来，裂缝越大，它就越活跃、越自在。
当一个社会不稳定时，失意者会选择怎么做？他理应试图改变这个游戏规则。举个例子，你和别人打牌，只要规则是公正的，哪怕连续输十几把你也不会愤怒，只是埋怨自己运气不济。但当你发现整个游戏规则都是偏向对手以至于你永远不可能赢一把时，你该怎么做？当然是“老子不跟你玩啦！”
那么，当社会底层反抗时，是不是总是针对既得利益者呢？那倒不一定，甚至总是相反的，一个失意者会拿着刀去残杀小学生，但他很少会去“冤有头债有主”的。同理，马爵爷和杨刺客都不可能对歧视损害他的社会做出什么真正有意义的报复，他们无法也无力报复社会本身。换而言之，他们自身短浅的思维和被这个社会扭曲的人格纠缠在一起，使他们无法作出正确的选择，其结果必然是在造成自身毁灭时也毁灭了更多无辜者。而这个社会，“时间永是流逝，街道依旧太平。（鲁迅语）”一切照旧，直到传说中的“revolution”的到来。但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革命往往是盲目的，他们自以为在报复社会，其实不过是在伤害和他们差不多的穷人。左派把历史上所有农民暴动都看成是“起义”，而右派正好相反，无比痛恨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认为他们都是“暴乱”。两派都有道理，只不过看问题的方式不同。客观来看，黄巢、张献忠这些“起义领袖”的确也是杀人魔王，因为他们也不过就是放大版的马爵爷和杨刺客而已。
相对于这类极端的失意者，天朝还有一大大群小失意者或者半失意者，他们还远没有到马爵爷杨刺客那个地步，所以也不会做出什么极端举动，当然，主要原因是这么做要直接面对国家暴力的制裁，这显然不划算。既然不愿意与强大的国家暴力冲突（也没必要冲突），那么就必须给他们一个发泄的出口，而民族主义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出口。
本质上，民族主义不是一种理性思维，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老子说“信者不美，美者不信。”正确的理论往往看起来枯燥土气，而美丽的理论固然光鲜亮丽但从头到脚都是错的，民族主义亦然，随着“阶级斗争”时代的远去，已经没有什么思潮能够和民族主义相抗衡了。它所蕴含的超凡魅力远远凌驾于我们所知的任何一种理论，能够将最不可能联合起来的人联合起来，产生难以置信的影响力。它拥有一种仿佛宗教魔力般的神奇能量，能为所有失意的、半失意的国民提供一个坚固的精神堡垒。这些失意者通过自诩“民族主义者”、攻击假想中的对手来为自己的屈辱获取补偿。换而言之，一个民族主义者可以从幻想的民族、国家的强大中得到安慰，因为他们属于这个耀眼的“帝国”的一部分，享有这个压迫他们的“帝国”的荣光。如此一来，社会对他的不公正待遇又算得了什么呢。此说可以解释很多国家主义者、沙文主义者、皇汉、逆向种族主义者的奇特心态。你永远不能说服他们放弃这一心态，除非你能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或者让社会现实教育他们。
除此之外，民族主义可以为失意者找到更多的人文关怀。当你在网上遇到一个和你使用相同品牌的人时，你会感到和他（她）的距离拉近了，哪怕他（她）只不过是一个冰冷的ID。同样，民族主义让所有的天朝人借助血缘和文化认同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在一定程度上抹平了阶级差异和地域差异，借助一个或多个假想中的对手，失意者又找到了可供发泄的目标。“任何组织的存在都依赖于敌人。”这真是再划算不过的买卖了！
综上，在民族主义这一理论的指引下，社会强加给他们的痛苦促使他们转移目标和寻找认同，历史留给他们的包袱促使他们想一雪前耻，重新崛起，这两种思想结合在一起，谁也分不开谁，以致完全无法辨别，直到他们所憧憬的目标达成后，这两种想法才会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慢慢分离开来。 民族主义不是垃圾，它只是一个工具，工具本身无所谓垃圾不垃圾，它既不天然地拥有什么合理性，也不是某些人声称的啥“破旗”啥啥“庇护所”，关键要看怎么利用。但不管怎么样，民族主义在未来得势是必然的，一些汉奸努力地想消解这种思潮，那是白费功夫，在此，我向汉奸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因为他们事倍而功半的艰苦劳作反而激起了更多人的民族主义，这真是历史的一大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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