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开始进入了实践。但这个实践的过程却经历了若干反复与曲折，出现了种种严重问题。到二十世纪末，以十月革命为先导的的第一波社会主义浪潮已经退潮。必须承认，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是带有历史必然性的。而对其历史的批判则是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履行的责任，十月革命以来的一个世纪过去了，当时的革命者尚未认清的问题现在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下一个“十月革命”需要认识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需要在不违背其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全面更新。
二十世纪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是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首先他作出了一个历史性的论断《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此奠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依据。这个论断正确不正确？在当时看来，相当正确。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在俄国胜利了，而且还推向了全世界。但是，帝国主义是否就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呢？不是的，虽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列宁选集》第3卷，第164页），但是这并不代表资本主义就必然地要灭亡。虽然在列宁时代，资本主义已经将世界瓜分完毕，它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是这样的发达国家还是少数，世界资本主义的链条铺展到了全球，但并未真正地密切起来。绝大多数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区仍然处于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使得社会主义有在发达国家建立的希望，也有资本主义继续挖掘其潜力而持续存在的可能。
这如何解释呢？首先，社会主义建立的经济基础是社会化大生产在这个社会已经处于主导地位，作为资产阶级对立面的无产阶级已经发展壮大，成为社会中比例最高的阶级。这必然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的，这个条件在当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已经实现。而广大半殖民地地区仍然没有具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我们应当注意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要求扩张，但仅仅是地域的扩张，将世界瓜分完毕并不能说明其必然要在近期内灭亡。既然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仍然是农民占社会绝大多数。那么这些农民融入社会化大生产体系无疑也是一个市场扩张过程。自给自足的农民谈不上对资产阶级有什么实际意义。他们只有转化成工业无产阶级，其日常需求要从市场上购买，才对资产阶级来说形成市场，真正具有了意义。那么这样来讲，在二十世纪初，即使世界已经瓜分完毕，而资本主义发展的市场的潜力仍然是非常大的。社会化大生产在全世界铺开，例如影响到了中国，但其传统经济并未解体，这就谈不上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与西方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生死相系的联系。即使在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联系也是不那么密切的。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画地为牢，各自占有殖民地。各自组成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相互争斗。如果资本主义的社会化生产链条足够地紧密，那么就根本不会出现一战乃至二战。协约国与同盟国，轴心国与反法西斯国家之间的经济链条显然没有发达到能够阻止世界大战发生的程度。
马克思说，工人没有祖国，确实就社会化大生产体系来说，他们分布在每个国家或者殖民地。就其对立面资本家来说，同样没有祖国，因为资本没有祖国。而当资本家们在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显示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时，无疑是说明社会化大生产的链条在国内相当发达，而国际的社会化大生产的链条比不上国内的发达。这仍然是生产力发展程度没有使社会化生产链条普遍密切的表现。而这一点，生产力方面的原因，就决定了即使在列宁作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著名论断之后。十月革命发生了，但仍然未能撼动资本主义的世界统治，仍然没有引起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俄国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链条还没有发展到必然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崩溃的程度。换言说中国革命胜利，也是如此。
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必然地胜利，但却得到了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乃至朝鲜越南这样的殖民地革命者的广泛响应。灾难深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优秀分子纷纷将马克思主义当做了挽救民族命运的救命稻草。前文已述，殖民地半殖民地尚未有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条件。虽然如此，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无疑成为争取这些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地区民族解放的有力武器。而列宁的《论我国革命》则成为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找到了在落后国家也能建立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
列宁无疑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其《论我国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典文献。列宁通过这篇文章批驳了第二国家的先生们对十月革命没有社会主义经济前提的批评。列宁问道：“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
显然，列宁进行的是辨证的分析，俄国的十月革命是对一般理论的变通。历史不是按部就班的发展的，有停滞，也有飞跃。列宁的构想是先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然后再取得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进而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既然资本主义发展是不平衡的，那么这种设想当然就有了现实的可能性。这是历史的特殊发展。
但是，无疑要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就要取得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这必然要快马加鞭地发展。这构成了其理论的矛盾之处。列宁曾经支持过“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吗？没有，社会主义无疑是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建成的，社会化大生产的链条是世界的，不是一国的。他的理论如同托洛茨基一样，“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列宁全集》第33卷，第277页。).，俄国的生产力无疑是非常落后的，要满足无产阶级政权存在的条件必然要获取大量先进技术，这有两种手段，一是指望帝国主义国家将先进技术等等统统奉送给苏俄，二是在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后马不停蹄地推动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促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成社会主义转变，进而为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创造条件。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在于，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开端，由它引起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后又由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巩固自身的生存条件。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辨证法。列宁的《论我国革命》中敢于批驳迂腐的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分子，底气就在于他能够掌握这样的革命辨证法。但是，如何这种不断革命的革命法则若被人们忽视，遗忘。以至于像斯大林那样开始自以为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并认定这是列宁的看法时。情况就会发生转变。生产力落后根本上使社会主义政权无法长久存在的逻辑就真正能够走得通。尤其是在《论我国革命》中列宁预言：“我们的苏汉诺夫们，更不必说那些比他们更右的社会民主党人了，做梦也没有想到，不这样就根本不能进行革命。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这无疑是给了力图在东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者以无比的勇气。这是历史的特殊发展。根据世界革命的必然逻辑，若俄国革命能够取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那么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即可迎刃而解。但是这是相当具有或然性的，若俄国革命没有引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转变，那么一切可能都会变得渺茫。而俄国十月革命确实没有引起世界资本主义链条的必然断裂，关键原因还是生产力没有发展到让各国联系密切到缺一不可的程度。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俄国十月革命确凿无疑地不能引起发达国家的革命呢？这也是错误的，历史给了这样的机会，例如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的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机会。但是这些机会若不去抓住，主动争取，那么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不能引起。非但不能，而且资本主义将得到巩固，面对现实无比失望的群众有了革命情绪，而革命却一再遭到挫败——这当然与俄国革命者的指挥有密切关系，那么左翼的革命激进思潮就会受阻变成右翼的法西斯主义思潮。要使十月革命真正引起发达国家革命的转变，必然要求高明的指挥。而列宁作为俄国十月革命领导人的早逝使世界革命缺少了关键的领导者。随后的斯大林掌权，改变了战略，共产国际这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机构成为斯大林民族主义路线的傀儡。那么发达国家的革命不能被引起，革命的前途就是黯淡的。
这里似乎将全世界的命运系于列宁这样一个伟人，但实际正是如此。既然俄国革命要引起世界革命并不必然，那么对一个少犯错误能够坚持原则立场的强有力的领导者的要求就成为必然。因此二十世纪初是否出现社会主义世界革命具有相当的偶然性，这种可能性多少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成正比。
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不能被引起，那么像生产力不够发达的俄国乃至于以后的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就必然要吃苦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胜利的基础上与帝国主义依然存在的背景下在落后生产力的国家或地区搞社会主义有天壤之别。后者必然要大大扩张军备，高积累低消费，防止自己被帝国主义吞掉，更何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文明成果是不那么容易得到的。他们要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技术封锁。
当东方的各国革命者对列宁的论断奉为圭高，而又未能认识推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胜利的必要性，或者根本没有了推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客观条件（这个条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走下坡路，而不是上坡路），那么造成的将是悲剧。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一种民族主义的理论，有非常广大的市场。首先就二十世纪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尚且有“祖国”，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那么其伴生的无产阶级自然也会有“祖国”，而其先锋队，无产阶级革命者，也就会有“祖国”，表现出民族主义的倾向出来，这与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支持“民族的战争”的理念是相同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本来就体现在各国无产阶级的密切的生产联系之中，但在尚未有普遍联系的时候这种原则是要受政治灌输的，并缺乏真正的客观经济基础。如此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也是脆弱的，而一国之内的普遍联系对他们来说才是实际的。最终，列宁这样的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逝世后，托洛茨基这样较少民族主义色彩的共产党人也被排斥。这正符合实际的历史大背景——国际间社会化大生产的链条还是很薄弱的。显而易见，东方国家的革命者首先就是站在民族立场上来考虑是否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的，其无产阶级还很弱小，根本不足以形成超越民族这一具有强大传统基础的国际的阶级利益。无产阶级立场不是首位的，民族立场才是首位的。客观的历史背景使革命者们首先是民族主义者，然后才是社会主义者。无产阶级的地位不足以左右这些革命者的头脑，只有最为广泛的社会阶层——农民——才能是这些革命者革命的依靠所在。生产力不够发达这个论断被各国革命者刻意地无视，谁要是反对这一论断，就是要赞成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既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发生，那么就根本谈不上历史的特殊发展了。很显然，二十世纪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在落后国家进行成了普遍的发展。它们注定要面临不可解决的历史矛盾。终究将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两难抉择中作出合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选择，不可避免地要发生革命的蜕变。它们是不足以支持社会主义政权的。
落后生产力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表现与社会主义本身要求之间出现了天壤之别。可以说这种矛盾与冲突影响了二十世纪大部分的历史。对此我们不应苛责太多，我们首先认识的不应是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还是独裁，自由还是专制。而是我们应当看到，作为人类理想而存在的公有制社会的目标，真正地成为了现实的追求。这是阶级社会的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曾出现过的事情。它虽然不完美，而且由于生产力本身的限制开始不久就民族化了，但是确实具有了未来无限的可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激烈斗争，哪怕是民族的社会主义。也已经体现了无产阶级利益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根本对抗。虽然过去任何一个世纪都有阶级对抗，但它们任何一个都不如二十世纪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对抗更为激烈，体现在私有制末尾的接近于最后的决战的对抗阶级的意识形态斗争已经宣告了被压迫阶级的历史性的觉醒。
理论归理论，实践归实践。尽管理论要求社会主义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条件，但是现实的急迫要求使其不足以满足这些苛刻条件。理论的用处就在于实践，解决现实生产力水平下急迫解决的问题。这使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发达国家广为传播，也使其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赖以掌握自身命运的工具。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显现了其强大的生命力，没有丝毫的理由说它在一个时刻变得过时。它的指导人类解放的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前文已经分析得出，社会主义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不足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落后水平下建立。它在这些国家出现的实际作用是打破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完成民族独立，并建立起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体系。它自身矛盾的发展使其不能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面。而其自身矛盾的发展则总是历史应该详加分析的问题。到底怎样的生产力落后状况，怎样就决定了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不能达到呢？这些抽象论断有必要化成具体的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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