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住在（杭州）武林路宿舍楼时的老邻居、老编辑江莉莉走了，到佛的极乐世界去了。
她是新闻出版系统最后一批离休干部，儿子和儿媳、女儿和女婿早都去了美国。她晚年信佛，与她的哑巴妹妹相依为命，常年住在宁波郊区的一所寺院敬老院里。我们搬家以后就没有见到过她。有一年，她的孙子从美国回来看她，她打发她的孙子来看我们，而她自己没有来。
前不久的一天，我妻子突然接到她的一个电话，说多少年前借过我们家一杆电子秤，一直没有还，她把电子秤放在社里，请有便时去拿拿来（并赠给我们好几张念佛光蝶）。她一再道歉说，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真是很对不起！拿到这杆早已忘得精光、锈迹斑斑的电子秤，我们感慨着：江莉莉还是这么认真、执着！
冥冥中，她这是在与这个俗的世界提前做一个告别么？我们还商量着，什么时候去看看这位老邻居呢，她却匆匆走了。走时没有通知单位，人已不在医院，是在她老家莫干山下的一所寺院里走的。
陈年旧事，总是那么的难以忘怀。在单位里，江莉莉是个几十年一贯制的积极分子。常记得，妻子（那时还是女朋友）刚分到出版社一次参加义务劳动，与江莉莉搭挡抬担子，她硬是要多抬点，抬得比男同志的担子更重些，累得妻子直不起腰来，事后她笑说与江莉莉搭挡“苦不堪言”。
江莉莉的丈夫老索是个山东藉的南下老干部，朴实无华，两袖清风，言语不多（我记得他讲过的一句话是“不足与外人道”），平易近人，喜欢孩子。吃饭的时候，他爱喝点老酒。那时老索的孙子还没出世，我们的女儿还没上幼儿园，我们常抱她串门。遇到老索喝酒，他就用筷子头往酒杯里一蘸，伸到女儿嘴里让她尝尝，女儿的眉头一皱，露出怪相，他便开心得哈哈大笑。
可惜好景不长，文革结束后的清查运动他注定挺不过去了。老索是文革中“三结合”的社领导，与“帮派体系”关系密切，也被关进“住读学习班”隔离审查。江莉莉自然要与老索“划清界线”。老索于绝望中在厕所里上吊自杀。记得这一天正好是中秋节，团圆的日子。江莉莉以及他们的儿子、女儿都表现得“坚强”，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家人掉过一滴眼泪，也没有听到过一句怨言。从此再无人提及老索，好像他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至于背后江莉莉有没有哭泣，外人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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