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2）
中华传统文化是先天优势还是先天劣势？
郎咸平《谁在谋杀中国经济：附身中国人的文化魔咒》等博客系列文章中，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看成是谋杀中国经济的“文化魔咒”，认为“植入每个中国人文化层面的劣根性包括三种：浮躁、投机取巧和思维僵化”，并把“诸葛亮又是草船借箭，又是借东风，又是空城计简直聪明极了”看成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致命伤——投机取巧”的例证，把“我们的文化崇尚的精神目标，如‘追求第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相信奇迹，而且崇拜奇迹”看成是“浮躁文化”的例证，把“我国许多企业在高新技术产品开发过程中追求高目标，喊出‘世界最快超级计算机’的口号，甚至把追求‘国内首创’、‘填补国内空白’、‘填补世界空白’作为产品的研发目标”作为“非科学”的思维僵化的例证。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定位将决定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将决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定位与优劣取舍。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对称的基础与前提是参照者的文化范式与经济学范式。
我认为，要搞清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着眼于系统的、本质的、整体的文明。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规范与实证的对立、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都源于非文化的唯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其次要搞清楚什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搞清楚什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和主流，什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支流和糟粕。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以智取胜的行为方式，重义轻利、义利统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出污泥而不染的道德理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式，勤劳节简、小富即安的生活方式、宁做鸡头不做牛尾的个人主体性特征。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内核也即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内核，并构成了中华民族主体性的特征。虽然在长期封建专制体制下，中华民族主体性处于被压抑状态，使民族主体性与社会体制之间不对称，但这种不对称恰恰为市场经济实现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使中华民族主体性发扬光大打下基础、埋下伏笔。其中，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为知识经济、创意经济、创新经济奠定了思维方式基础；以智取胜的行为方式为对策代替博弈奠定了行为方式基础；重义轻利、义利统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出污泥而不染的道德理念为知识市场经济时期用道德理性取代小商品经济时期的经济理性、诚信取代狼性原则、蓝海战略取代丛林法则奠定了社会理性与个人处世方式基础；和气生财的经营方式为和谐经济奠定了经营方式基础；勤劳节简、小富即安、高储蓄率的生活方式和宁做鸡头不做牛尾的个人主体性特征为创新精神、创业经济、创业工程奠定了个人主体性基础、社会资金基础。不患寡而患不均、相对利益高于绝对利益的个人权利诉求、心理平衡方式与社会分配方式虽然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下会导致平均主义，但其中所包含的要求平等的内核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被扬弃，成为效率与公平相一致、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社会心理基础。法律本来要以道德为基础，司法审判离不开道德审判。在一个人情大于天的社会里，也必然更加讲究面子与道德。重人情也许不利于抽象的、纯理性的法制建设，但却为建设具体的、人情与法治相协调、道德与法理相一致的法制社会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人治主导法治、法治承载人治，人治、法治同法制建设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德治与法治也一样。道德是无形的法律，法律是有形的道德；法律是强力推行的道德，道德是约定俗成的法律；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凝固。道德审判固然不能代替司法审判，但司法审判如果离开了道德审判，恐怕也将成为无根的浮萍。所谓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就是司法审判与道德审判的统一。古今中外没有一个违背道德审判的司法审判是公正的审判；而公正的审判必然与社会道德准则相一致。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如果说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是宏观方面的德治与法治交替运用、儒家与法家各领风骚的结果，那么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微观方面法律与道德的相辅相成。市场经济是有序经济，市场自由与竞争是充分的，但不是完全的；只有“三纲五常”才能保证市场的有序运作、规范运作。中央集权，在小商品经济时代固然会限制经济自由化的发挥，但在经济宏观化时期用宏观经济主导微观经济倒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如果说，“买官卖官”更符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心目中的“经济理性”，那么“学而优则仕”由于相对来讲更有利于人的主体性成长，因而也更具有新时期所需要的道德理性。“官本位”曾经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成为人的主体性发挥发展的桎梏，并限制了小商品经济、平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但在市场经济的立体化时期则是对“钱本位”的一种制衡，只有这种制衡才能使市场经济的价值多元化，使市场经济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官商勾结固然是“官本位”和小商品经济、不健全的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产物，但这是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也只有在深化改革和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才能解决的现象，是经济形态、经济模式问题而非文化问题。在文化层面，中华民族历来“官”和“商”的界限还是分得清楚的。官商文化，西方比东方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权谋文化、厚黑文化、迷信巫术，以及郎咸平引用电影《功夫熊猫》讲的“自私冷酷”、“总想不劳而获”，既不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也不是中华文化的主流；这些文化糟粕也许可以和“经济人”的经济理性更好地嫁接吻合，但同中华民族占主流的传统道德文化格格不入。用一部外国人拍的电影中的个别角色来以偏概全，把其说成是“角色刻画深刻地反映了我们中华文化的本质”，认为“美国的智库——兰德公司对于中国人人性的分析结果，完全呈现在这部电影里面。你会忽然发现，西方人比我们自己还了解我们的文化”，未免肤浅。
因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也就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内核，或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就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相对于人与人是狼的小商品经济来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许是先天劣势；而相对于知识经济、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来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就是先天优势。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内核的不同定位、优劣取舍的不同解读，源于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源于不同时期形成的不同的经济学范式。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经济发展的关系成为不同经济学范式之间争议的焦点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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