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经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这话站在历史和政治的高度，对居庙堂之高的领导们无疑是一种要求，更是一种警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整肃“三种人”，就是为了防止“文革”派在已过来的日子里，成为庙堂之上的“决定因素”。三种人烟消云散了，三梯队上来了。三梯队里人都是好人、都是合格的“决定因素”吗？至少，曾经参与主持过三梯队选拨工作的　李锐老　先生就不能算是一个心理健康、党性坚定的人。改革开放以来，裁倒在贪腐污浊中的省部级、地市级、县处级的贪官污吏们，大多数可能都曾在“三梯队”的名单里写过。当然，我们不能把“三梯队”全盘否定掉，但三梯队里出现这么多的贪官污吏却无法让人视而不见、无理由不做全面、认真、深刻地反思。　　

从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切身感受来看，至少这样一些人不适合成为“决定因素”，因为当他们成为“决定因素”时，一定会造成祸国殃民的后果。　　

首先，喜欢出口新理论、新名词，高喊美欧出品的普世价值的人不能成为中华民族的“决定因素”。他应该到美国的什么基金会做“独立研究”，或是到中国的某个二流大学做客座教授或讲师（这点气量中国老百姓应该有，“言者无罪”嘛）。但如果这样的人成为中华民族的决定因素，就很麻烦。从思想上讲，容易自我解除思想武装，涣散民心，瓦解民族精神和民族意志；从政治上讲，容易产生脱离中国国情和老百姓现实需要和意愿的方针政策，导致国内矛盾尖锐，影响社会稳定，对外则便于欧美垄断资本长驱直入，形成经济殖民。　　

第二，喜欢哗众取宠的亲民，唱党和政府不会忘记你们的高调，对改革中的问题或束手无措，或视而不见，或用深化改革来解决改革引起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把问题做成答案。这样的人适合做演员，可以到好莱坞或者华谊兄弟签约，或者干脆自己办个演艺公司，但绝对不适合成为中华民族的决定因素。　　

第三，鼓吹自由化、市场化，奉“看不见的手”为圣经，削弱甚至想解除政府对经济的领导权、领导力。把无所作为、无力作为，披上市场化的皇帝新装。这种人，老百姓称之为占着茅坑不拉屎。这种人其实不是坏人也不是庸人，但放错了位置，就可能成为坏人和庸人。他们的位置应该是普通百姓的位置，至多是部委局处、省里处科、县里一般职务的位置。如果放到“决定因素”的位置，于国于民于他个人，都是十分不幸也十分危险的事情。　　

第四，在外交上无骨、无腰、无担当，从来不敢说不。空喊严正立场、常对侵略行径弃权，统一战线的法宝自动放弃，朋友越来越少，在国家核心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问题“以和为贵”，不是妥协而是一味退让。李鸿章出让土地主权而名留青史，现在出让的则是经济主导权、控制权，还美其名曰招商引资。这样的人，做贾桂可以，但不能成为中华民族的决定因素。否则，长此以往，中国可能国将不国。　　

第五，近亲经商、家族暴富的人不能成为决定因素。俗话讲：上等不正下梁歪，基础不牢倒下来。一人当官、家族巨富是有示范效应的。它不仅与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格格不入，也与市场化的要义相悖离。官家巨富，不是市场的功效，也非个人能力的作用，而是公权私用的结果。无论从历史看，还是从世界的现实潮流看，利用权力巨富都是肮脏和邪恶的。　　

第六，言行不一、表里不一的人不能成为决定因素。大庭广众之下，言行表现得亲民爱民，制定的政策却损民害民。越来越少的人越来越富，亿万老百姓的日子却越来越艰难。这是最大的言行不一、表里不一。这种人只能做西方政客，不能成为中华民族的决定因素。　　

第七，崇洋媚外，否定民族传统，侮辱国家历史的人不能成为中华民族的决定因素。于家不孝为逆子，于国不忠为奸贼。历史一再证明，奸贼逆子当道的必然结果是祸国殃民，苦难深重，水深火热。　　

第八，张口民族、自由，闭口私有、市场的人不能成为中华民族的决定因素。这种人往往是拿着美国“民间”战略基金会美元的大忽悠，他们充其量就是一群没有人格和气节的卖拐之人。他们一旦成为决定因素，中华民族的前途就只有一个：附庸！中国人民的前途也十分清楚：洋奴！　　

中共走过了九十年，中共将召开十八大。中共队伍中的“决定因素”，不能不成为每个想安居乐业、过上好日子的老百姓们关心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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