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我们爱问初次接触或接触不深的人，“你是哪个学校的”、“你是做什么的”、“在哪工作”等等问题，实际上，我们问的是他（她）的“身份”。当得知对方的学校或工作地是自己没听过的或者自己认为是不太好时，交谈、交往的愿望会降低；反过来说，当得知对方“身份”很好时，我们交谈、交往下去的兴致就会很高。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是因为在这个“陌生人的世界”，“身份”已经成为我们与陌生人建立信任基础的一个“通行证”，另一方面是自己对好的身份的一种向往。而在目前看来，这种信任似乎并不是由于身份背后所代表的伦理、道德等产生的，而似乎是由于我们对身份背后的金钱、权力等的向往而产生的。换句话说，人们在互动交往中，似乎形成了一条准则——趋向利益。
那么，为什么“身份”背后的伦理、道德等所带来的信任感“变弱”了呢？也许，这与“身份群体”的不自重不无关系，因为我们看到太多关于他们的“丑陋”了。那这里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处于这些“身份群体”内的人为什么轻易地就破坏了他们身份背后的伦理道德呢，二是既然我们知道了这个“身份群体”的“丑陋”后，却还要向往它呢。笔者认为，这两个问题在实质上是一个问题，即我们为什么变得如此重视利益，而如此轻视伦理道德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得明白“身份理性”是如何对人起作用的。
在这方面，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有很精彩的论述。在城邦里，哲王、护卫者、工匠等是有严格的身份区别的，“身份”一旦定下是不容许变换的，各人各司其职就是美德，对整个城邦来说就是正义。而各人严格遵守自己的身份，是因为他们从小就被严格灌输这样的理念，严格遵守神的安排，忠实地履行神赋予的“身份职责”。换句话说，我们忠实地履行“身份职责”是因为后天的教育而形成的在自我内部的“身份理性”。正是这样的“身份理性”才使我们保持着对自我的克制。“而对于一般人来讲，最重要的自我克制是服从统治者”[1]。倘若没有这套严格地培养“身份理性”的过程，那么护卫是冲动的，城邦也会失去对工匠等人的控制，沦于你争我夺的混乱境地，恐怕只有哲王才能保持自我的清醒。倘若视哲王为理性，护卫者为激情，工匠等人为欲望的代表的话，很显然，整个城邦或整个人，是因为激情，欲望没有服从理性（哲王）的统治而变得不正义、不和谐。如果把“身份理性”视为理性的话，那么前面所提出的人的不正常状态的根源就是个人的激情，欲望不受“身份理性”的“统治”约束了，个人陷入“自我”与“身份理性”间关系转换的混乱中（在这里“自我”指激情、欲望，而将理性从个人身上“剥离”出来成为“身份理性”，视为由外界建构而成的）。而这种混乱早在中国古代的教育观中就埋下了祸根。
费孝通先生用“差序格局”来描述中国人的秩序圈，既适用于封建的中国人，也适用于现代的中国人。鲁迅说，中国的封建礼教“吃人”，笔者认为说的就是在中国的“身份意识”培养中，把“自我”吃掉了。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国家通过对个人建构这样一种“身份理性”在思想上形成统治。这种“身份理性”构成了个人整个的行为准则，每个人首先要听从别人的指挥。具体到个人生活得领域，个人的秩序则由家族圈，朋友圈等来建构。对于男子来说，读书首先是“光大门楣”，是一种家族式的“自我”，个人的“身份理性”由家族规范，家族意识而形成。更可怕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对女性的残酷统治。所谓“无才”就是没有自我，“我”什么都不知道，没有思想，只忠实听命于她所从属的人或人群就是美德了。于是，我们看到，这里面都没有一个“我”存在，他们的背后总有一些人去支配着他们的行为。而到了现代，情况似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个人太自由了。个人背后没有“人群”了。比如说教育，我们现在对孩子们说，要好好读书，将来才能有出路，才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实质上不是在说，孩子，为你自己的将来好好读书吧，将来才能赚钱养活自己吗？而回顾整个教育过程，似乎道德教育被弱化了，都是知识，技术的灌输，或者说在培养个人的集体感，集体道德，构建一个集体的“我”方面是欠缺的。这个集体的“我”有别于爱国主义中的“我”，不是从国家层面，而是指各种“身份群体”的我。因为我们在国家层面是有很好的基础的，比如在国家重大事件中，如98年大洪水，汶川大地震等人们表现出非利己性等行为。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国家对于个人来说似乎太抽象了，太遥远了，无法时时“提醒”个人。
现代中国人依然是圈子的结构，只不过“自我”在最里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圈，“我”是一个独立体。家族对于“我”不再是统治。对于个人来说，似乎只有“身份理性”才能对个人的激情，欲望有所限制了。然而在现实的状况中，我们每个人的“身份”太多了，每个“身份”背后总有其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等，而我们的身份间转换的太快了，有时甚至还要同时扮演多个“身份”，以致我们处理不好个人与“身份”之间的关系，个人与身份模糊不清，只好“自我”去支配自己的行为了。于是各种“身份群体”频频爆出丑闻，就不足为奇了。当社会中的人们都扯掉身份的外衣，成为“个人”时，那真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吃人”的社会，这倒是令鲁迅先生始料未及的。他要打破吃人的封建礼教，唤醒中国人，却不曾想现在中国人“觉醒”得如此之快。
现在的问题就是个人与身份群体不能有机地结合，身份太多。因此，首要的任务，就是给人造一个总的身份，这个总的身份统领着所有“身份理性”，也就是说，无论个人是什么身份，都必须首先满足这个总的“身份理性”，换句话说，把个人塑造成这样一个人：无论这个人处于什么样的境地，在意识里首先毫无条件地服从这个总的“身份理性”。
既然要对每个人都适用，那就得找到一个普遍的方法。教育机构虽说可以实现对每个孩子的培养，但对于不在学校内的成年人却是没办法的，而且他们还可以影响到自己的孩子，使得对孩子的教育效果大大折扣。其实，前辈们早做过这样的尝试，如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而如今随着农民工潮，电视的广泛普及和经济市场的地位，他们的观念更多的受到城市的影响。因此，首先要从城市的基层做起，这就是社区。推动社区运动，培养居民关心公共事务的热情，营造一个温情的氛围，这才是社会工作对于中国最重要的作用。因此，社会工作者首先就要建设这样一种社区文化：让社区居民认同社区，从而推动居民更多地去关注社区；社区自治组织成为社区的代表去管理整个社区，强化社区的共同意识。人们在这个社区里做什么事时首先想着对社区的责任，对社区其他人的责任。在社区内，没有“身份”之说，大家都是平等的。当其他人有困难时，他（她）有义务去施以援手，而并不是想着从他人身上获利。这样一种氛围，孩子当然也会受到熏陶。当社区每个人都这样想时，并且形成了传统，成为个人理性，也许公民道德的基础也就有了。也许这个过程非常漫长，艰辛，但是总得有人去这样做，社会工作者就去成为这样的“先驱”吧，我想历史会记住他们的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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