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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儒学重新误国

鸟影度寒塘 · 2011-05-23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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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儒学重新误国  

       8月12日 合众国际社电讯称,“长期深埋地下的种子开始在中国萌芽了,它将重塑这个快速发展的国家的未来。中国的学者和官员正在重新发掘儒学,以便从中寻找应对社会矛盾和处理国际关系的策略。”(摘自 2005年8月17日 《环球时报》,原题为《中国正在复兴儒学》,作者凯思琳·黄文,万新译)不管这个美国人对中国这一方面的观察和判断的对错及对错的程度如何,一个时期以来,某些中国的官员和学者对孔孟之道越来越表现出热情,则是事实。  

     近年来,在中国的大地上,尊孔读经,尊儒反法越来越成为某些人的爱好。倡导青少年读孔的文章时有所见,推动青少年读孔的举措也时有所闻。一年一度曲阜及其他某些地方的祭孔,规模越来越大,规格也越来越高。祭起孔来,刻意复古,孔服孔礼,孔乐孔器,孔香孔纸,孔酒孔宴,几许虔诚,一派煞有介事的相貌。现存于各地的孔庙,当作至宝,进行着格外精心的维修和保护;曾经和据说曾经有过的孔庙,也大都在重建或者重建的计划之中。这样做,有些也许是为了开发旅游,希图拿孔圣人来为当地赚取几个钱财,如果是这样的话,到还可以理解;如果其中还兼有借此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则似更值得称道(即便如此,也不能只是尊孔,而忘记和冷落了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诸位对民族历史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先贤)。但是,也确有人这样做是出于要把孔老先生的亡灵重新请出来顶礼膜拜,指导行动的目的。报刊上谈论儒学在今天的意义的文章,也不少见。至于研讨会、座谈会、报告会之类,也屡有所闻。据该电讯说,最近就有200余名学者齐集北京,“召开了两天的儒学研讨会。与会学者希望从儒学中寻找避免社会矛盾冲突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处方。” 并且有学者在会上说,“这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思维,我们需要把它付诸行动。”这就是说,这些官员和学者,已经不满足于只是口头上的说说而已,而是要付诸行动了。当然,他们究竟要如何地行动,人们将拭目以待。  

     当前的中国社会,确实面临着许多的矛盾。这其中,尤其是党政官员中的腐败和广大人民群众盼望廉洁的矛盾,贫富悬殊的矛盾,这两个矛盾确实很突出;弄得不好,确实有可能要酿成社会的危机。说到这两类矛盾,其实,也并非只是今日之中国才有。在中国的历史上,虽然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具体的内容各不相同,但是,这两种矛盾都曾经反反复复地、多次地出现过。与此同时,自汉武以降,中国的历朝历代,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前,孔孟的思想也一直是倍受统治者尊崇的。这个事实就清楚地说明,儒学并不能解决这些矛盾。不仅如此,回顾中国的历史,常常存在着这样的情况:越是统治者加倍地提倡尊孔读经的时候,官场就越腐败,社会也就越黑暗,那个朝代也就越接近被推翻。可以说这差不多成了一个规律。现在,面对上述种种社会矛盾,有人不是去寻找造成这些矛盾的真正的原因所在,以便对症下药地加以根治,却想用重新尊孔读经来解决中国社会的矛盾,这样想,这样做,恐怕也是很难达到目的的。  

     孔孟的思想,或说儒学,或说儒教,在中国的确曾经受宠过,行时过。然而,社会迁流到了今天,虽然孔孟的有些具体言论,如“学而时习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师”,“为政以德,譬若北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以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说教,还仍然有些用处。但是,就孔孟思想的主导方面来说,就其整个思想体系来说,由于它的保守性,其中的许多东西,如“仁”,“仁者爱人”,“克已复礼,天下归仁”,“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君子固穷”,“君子有三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唯女子与小人难为养”,“中庸”,“和为贵”,等等,却是并没有什么积极的作用的。两千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孔子的这些思想,对于剥削阶级来说,对于贪官污吏和富贵豪强来说,是护身的法宝,而对于受剥削、受压迫、受欺凌的广大老百姓来说,则是精神的鸦片。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教人们在受到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的时候,在受到百般的欺凌的时候,要尊从“仁”,要坚守“礼”,要牢记“中庸”,要相信“命”,不要反抗,不要斗争,而要逆来顺受。正因为如此,鲁迅才说,孔子虽然被历代统治者越抬越高,终至于抬到“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这样吓人的高度。但是,孔子从来都是当权者和有钱人的圣人,与普通的老百姓是毫不相干的。鲁迅的话,并没有过时,现在仍然值得我们记取和深思。实际上,从历史上来看,当社会出现了突出的矛盾时,儒学从来都是起到不是缓和而是加深社会矛盾的作用。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如果把它重新的神圣化和普遍化,它的作用也只能是如此。因为矛盾的两方中,贪官污吏和富贵豪强们,从来都不会按照孔子的“仁”呀,“中庸”呀的叨唠说教,而收敛腐败,而减轻对百姓的剥削和压迫;另一方面,老百姓的忍受也总是有限度的,超过了限度,实在不能活命了,他们就只有反抗,甚至于是揭竿而起,别无选择。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都是这样起来的。难道这样一些历史常识,身为学者的人们还会不知道吗?  

     据说,在最近的这次研讨会上,一位极具名气的老年学者说,“只有当国家强盛了,科学和技术发达了,我们才能谈论更高的目标,而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为发扬和传播儒学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样的高论着实让人感到奇怪了,当国家贫弱,科学和技术不发达,迫切需要一种进步的理论来指导从而改变落后面貌的时候,儒学却不中用了,靠边站了;而当国家强盛了,科学和技术发达了的时候,却为儒学的“发扬和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于是儒学就要入室登堂,要发号施令了。请问,这儒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学问呢?面对这样的高论,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旧中国的科技不发达,国力不强盛?”从思想方面的原因来说,欧洲人有文艺复兴运动,思想得到了解放,从而科技发达了,经济强盛了。日本人有明治维新,思想得到了解放,从而科技发达了,经济强盛了。中国人有什么,中国人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举对中国历史的危害最烈,2000年的思想专制和禁锢由此而肇始),有程朱理学,有科举制度,有铁桶般的儒学思想禁锢,有朝庭命官收集民间女人用的马桶摆在阵前,据说如此一来洋人的炮就打不响了,妄图以此抵御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进攻的笑话。在儒学被奉为金科玉律,其他的都被斥责为旁门左道的社会环境下,在任何一点思想自由都被认为是离经叛道,是大逆不道的社会氛围中,包括科学和技术在内的任何进步都不可能发生,更加谈不上什么国力强大。也正因为如此,“五四”先贤们才怒吼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呐喊。说到“国家强盛了,科学和技术发达了”,请问,这“国家强盛了,科学和技术发达了”的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人所共知,是从新中国的成立开始发生的。那么,人们不禁又要问:“为什么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就日益发达了,国力就日益强盛了?”难道不是因为新中国的思想领域是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的,不再一味地尊孔读经了,孔老二思想的严密禁锢解除了(但也绝对不是什么“深埋地下”,从来没有什么人去有意识地深埋它。有生命力的思想,想埋也是埋不住的;没有生命力的思想,想复活也是复活不了的)的缘故吗?有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样最进步的理论的指导,中国人民的思想才得到了空前的解放,精神为之主动,民气为之振奋,于是革命就成功了,民族就独立了,人民就解放了,科学和技术就逐步地发达了,国力就日渐地强盛了,于是就有了今天这样初步繁荣昌盛的局面。现在,科技刚刚有所发达,国力刚刚有所强盛,人民的生活总体上来说刚刚有了初步的小康,有人却好了疮疤忘了痛,居然想借此来重新扯出儒学的亡灵,其居心究竟何在?是不是要弃置已经载入党章和宪法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于不顾,重新让儒学再来禁锢一盘,让中国再来落后挨打一盘才感到舒服?这实在是值得人们的怀疑和深思。至于把儒学说成是“更高的目标”,这只能证明这位老先生心目中的深深的偏见。因为谁都知道,在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继承了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总结了无产阶级斗争的丰富经验,又汲取了近现代以来科学和技术的优秀成果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其中如“消灭私有制”,“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等等,才可以称得上是“更高的目标”。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把它慎重地写入了执政党的党章,写入了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老先生不会无知,他这样说,只能认为是他的年纪实在是太大了,的确已经糊涂了——既然已经糊涂了,还是在家贻养天年,少到外边说话的好。  

     关于从儒学中寻找“处理国际关系的策略”。据说在这次研讨会上有一位教授级的人物说,“儒学致力于寻求‘中庸’,实则是为了保持平衡”,儒学“有助于扭转当前国际社会地缘政治失衡的局面。”面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单边主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以及日益严重的日患,孔夫子他老人家的“中庸”理论真的有这样大的神通,能够把这样“失衡的局面扭转过来”?叫搞霸权的不再搞霸权了,叫搞恐怖的不再搞恐怖了,叫搞民族分裂的不再搞分裂了,叫搞极端的不再极端了,叫日本(这可是一个从表面上看极其看重儒学,包括政要在内的许多国民都知道“仁”呀,“中庸”呀,“和为贵”呀这些儒学信条,因而令某些极力主张尊孔读经的中国人倍感骄傲和自豪,却又极其不仁地、极其不中庸地侵略和掠夺了作为儒学发源国的中国几十年的国度啊)的右翼势力正视侵略历史,不再与中国和亚洲国家为敌了?说实在话,恐怕孔老夫子自己也感到底气不足。因为他自己就曾经慨叹过“逝者如斯夫”,可见他虽然一向非常的固执,抱定“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古董信念不放,抱定“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倒退目标不放,但毕竟有些文化,懂得世易时移,事过境迁的道理。在今日之中国和今日之世界(这个世界他连想也没有想到过),要想用他那早已发了霉的理论体系来匡扶,使“天下归仁”,恐怕他自己也知道是力不从心的。不如还是回到历史中去,回到三教之首的儒教庙宇中去,端坐在“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宝座上,享受些香火和贡品,要好些。至于人间的那些烦心事,还是留待后人去处理吧,免得处理不好,还要受到“孰为汝多智乎”之类的嘲笑。由此,我也奉劝那些致力于尊孔读经的官员和学者们,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从前的中国,今天的世界也不再是从前的世界,今天的事还是由今天的人根据今天的理论自己来处理,就不要企图去翻老皇历,去难为孔老夫子了,还是学点他老人家的“仁爱”,放过这位老先生吧。这样一来,对孔夫子,对国家,对你们自己,都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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