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宽容“右”，但更要支持“左”

要宽容“右”，但更要支持“左”

1992年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里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是“要警惕右，但更要防止左”，这个一“但”一“更”一“防止”，远比一个纯粹的“警惕”更具杀伤力。国人对文字特别是政治语言是极具研究的，研究的结果就是，前面那个“警惕”只不过是装饰、修饰、掩饰之词，后面那三个“一”才是要点、核心、精髓。

接下来的路自然就勇往直前了。在“猫”的指引下，我们确实取得了令世界咂舌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这里之所以用“速度”而不是“成就”来概括这三十年的发展，是因为实在拿捏不准这个“成就”的纯度。比如，任何发展都不可能是空中楼阁，它总得有基础吧？那么30年前的基础怎么评价定位？又比如，发展有良性和恶性之分，良性的就是不以牺牲大众、社会、国家利益为前提，恶性的则是掠夺性、或者非公平性的；还比如，三十年前的工人、农民更勤劳，而现在至少农活是轻松多了，那么在“劳动创造财富”的理念里，我们当今丰裕的物质从何而来？里面是否更包含了无比庞大的国际资本、而这些国际资本是以国之根本为支撑代价的？这些，都可以在现实中找到若隐若现、或明或暗的佐证，因此也就避免“成就”这个词了。

作为小老百姓，我们其实是懒得管这么多的。人生一世，只要能吃饱、穿暖、睡得安稳，其他的就不要太多计较。如果这个饱暖来源于对“右”的执行，那么我们非但不能警惕右，还要宽容右，乃至感恩右。

说到这里，我想很有必要把左和右的大致概念述说一下了。一般说来，左和右都是一种思潮，他们可以这么定义：左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右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源头）；左代表激进、改革实力，右代表中庸、保守势力；左提倡公平正义，右提倡效率和个人奋斗；左代表草根，右代表精英。在这个定义下，我们来分析一下当代中国左右之争。

如果我们的国体未变，那么无产阶级依然是我国的统治阶级，既然是统治阶级，说要“防止”它那是一种思维变形。支持左，就是支持国家的根本制度，就是坚持国家正确的前进方向，就是缅怀90年乃至数百年来为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英勇献身的先烈。如果我们一方面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号，而另一方面却否认无产阶级在这个国家中的基本地位，那是一种愚民政策，也会使我们的国家充满矛盾和畸形。另一方面，当今世界是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与国际接轨，我们就不能否认资本的积极作用。资本的本身并没有罪恶，有“罪恶”的是驾驭资本的制度和人。充分发挥资本对国家建设和发展的积极作用，也就意味着我们对右的宽容。我曾经说过，站在国家的角度，左和右其实没有本质冲突，因为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强大这个国家。

左是改革的，它的存在就是为了打破一个旧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在这个观念下，三十年来，我们坚守的“改革开放”，正是一种左的表现，那么又为何说要“防止左”呢？我以为这仅仅是一种政治上对特定对象的排斥，而根本与“左”的内涵无关。为了国家的发展进步，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时时刻刻都需要提倡左、支持左，因为只有改革才有出路。当前，我们国家新旧矛盾交叠，贫富的严重悬殊、贪污腐败泛滥、发展过程中的不科学等，都严重地制约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不改革、不左一点，就不能打破旧框框，就不能让国家步入正途。与此同时，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左呢？是温和的改革还是激进的革命？这同样是一个大问题。之所以赞同温和的改革，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是站在人民、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的，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执行的问题，而并非制度的问题，是人的问题，而并非党的问题，因此我们没有必要用极端的方法来否决现行制度，因为那样的结局就是否决左的自己。进一步说，要革命就会有动乱，而这些都将严重影响国家的发展，其结果只会亲者痛仇者快。这些，也正是右的温和、保守和中庸。

公平正义是社会秩序的最高境界，但没有绝对的公平正义。我们需要倡导的，是个人奋斗下的公平正义，只有这样，这个国家的的创造力才会生生不息、财富才会源源不断。绝对公平之下，人人都会产生思维和行为的惰性，这个惰性将极大程度地遏制生产力的发展。当前我们需要做的，是如何遏制不劳而获的腐败、不劳而获的卖淫、不劳而获的坐等，而绝不是涌过“公平”的手段去让人人公平地去腐败、公平地去获取不义之财。让草根有成功的通道，让精英有施展的舞台，让人们付出了多少就能收获多少，才是迫切要做的。如果一味地讲公平而放弃了奋斗，这个国家将会变成“寒号鸟”之国。（夏雨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