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库之”先生：
读了你在《宪政理想》发的几篇文章，觉得你是一个有思想的人；而读了你的博客上的一些文章，你予人以忧国忧民的印象尤深。
在《薛涌评判茅于轼对吗？》的讨论中，你面对其他圈友的评论问到：
“茅于轼有这么大十恶不赦的影响力呢？他都做啥了？大家这么恨他！”
这个问题问得好。所谓《宪政理想》的圈子其实只是一个思维的空间，说是清谈空间也行。
章太炎论戴震，认为清代汉学是满清文化对中国文化压迫之下的产物，认为清代汉学即反清之学。《宪政理想》的主旨并不唯汉学是举，即不受什么压迫，也不想反对什么，但是其宗旨则在于有所追求，或者说是在摆脱什么。
无论章太炎、戴震或《宪政理想》，无论表现形式如何，重要的是，都是体现为一种对未来中国的希望。
因此，对于具体的形与物而言，都不存在爱与恨，对于“赵本山”是如此，对于“茅于轼”是如此；对于《大秦帝国》是如此，对于《孔子》也是如此。都不过是行程中的一个座标，而希望在前方。
圈子发表过文章《驱逐赵本山，拒绝愚民文化》，文章发表在新华的时候，有人问：“你们为什么那么恨赵本山？”
其实，这个问题本来很简单，因为关外文化不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当它反客为主的时候，受到拒绝是很正常的。试问，既然执政者可以打压轮子功，而社会大众拒绝与轮子功同文化源的“赵本山”又有什么不对？
“赵本山”导中国文化于低俗，在中国的物质文明有大的改观的时候，社会文明却为这种野蛮、愚昧的形态所遮蔽，提出“驱逐赵本山，拒绝愚民文化”是智者必行之事。
在这里谈茅于栻，大家表现出对茅于栻的拒绝，你问到“他都做啥了？大家这么恨他！”
这个问题的回答其实也很简单，茅于栻是被标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的张维迎奉为导师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以市场自由为本，但是又超越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如果说古典经济学所突破的是封建体制加于之的制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进而突破的是道德加于之的制约。不幸的是张维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不能突破中国的封建体制，却无情地践踏了中国的道德底线。
张维迎奉茅于栻为导师，不是意想天开的，而是茅于栻对于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作出的根本性的贡献，茅于栻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从根本上否定了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茅于栻是无德经济学者马尔萨斯理论的倡导者，他的理论体现为抛弃劳动价值理论，强调需求和效用，也就否认了人存在的价值，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天赋人权。这些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从根本上否定了自由的价值，他们沦为现代在中国泛滥的满清文化的同盟者也在必然之数。
当我们明白这些本质性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应该反对赵本山，反对茅于栻呢？
对黑暗的摆脱是对光明的追求，我们为之奋斗、努力。
壶公评论写于10－01
揭开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种种伪装，点出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主题：抛弃劳动价值理论，强调需求和效用。也就是从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返回重商主义。
庸俗政治经济学是现代中国国企改革的理论基点，所谓反“大锅饭”、“国退民进”、“下岗”等理论都是它的延伸；所谓欠薪、低薪、反《劳动法》等等，都是它的产物。
试问，当劳动失去价值，给你的职业难道不是一种恩赐？你又何必说三道四？
其实，庸俗政治经济学在现代中国很有市场，例如关于通钢事件的大量报道中就很难看到关于劳动价值的评说。在人口众多的现代中国，劳动力的低廉，劳动力的买方市场确实为劳动价值的否定提供了客观的环境；而长期落后的中国，在社会大众中激发的强烈的强国热情，又为种种自我牺牲的倡导提供了思想基础。于是一种缺乏社会人文特性的，掩盖掠夺与剥削的理论以数理的――科学的的形态在社会出现，人们在承受它的种种伤害的时候，却不能意识到自己为什么应该经历这些磨难――好象一切本来就是如此。
虽然这是一种根本性的无奈，但是笔者认为，这是一类假象。一个合理的社会必须承认劳动价值说，也就是承认个人的劳动是构建一个和谐社会的根本。社会是由人构成的，放弃了人，也就放弃了社会；而肯定一个人，就是从肯定他的社会存在的意义开始的，正如《国际歌》和《共产党宣言》告诉我们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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