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4月23日为“世界图书与版权日”即“读书日”，是1 995年1 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因纪念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和英国作家莎士比亚的辞世纪念日而倡导的，先后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活动。
当是时，中国正忙着搞经济建设，此等读书细事哪里顾得上，直到2006年，才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新闻出版总署等11个部委发出个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
读书的重要性，根本无须笔者细说，什么认识真理的阶梯啦，获取知识的源泉之一啦，实现人生价值的向导啦，提升精神境界的航标啦等等，先哲们早已有精辟的论述。当然，也有中国“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学而优则仕”的悖论。
至于笔者，读书日更多地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想起了那些有趣的故事。
学生时代，一直背着个“调皮蛋”的考评，而成名的要素至少有一半与读书相关。
当年的小学生，大多伴着《中国少年报》和连环画成长。由60册《三国演义》连环画到家藏的16册线装绣像全图《三国演义》，再到诗词歌赋，渐渐地能与读过4年私塾的父亲谈古论今，且时常诌几句“顺口溜”之类，既荣膺了邻舍“四先生”（排行第四）的雅号，又极大地刺激了读书的兴趣。
等到上初中，读书涉猎愈广，一概开卷有益，几乎沦为“书痴”。既是班级的语文科代表，又是学校广播站和板报组编辑，常有作文拿到班级甚至上年级讲评，荣获过学校征文一等奖，一时兴头十足。如是，反验证了墨菲法则：凡是可能出岔子的地方，就一定会出岔子。别人上自习做作业，自己却背唐诗，老师不止一次批评。最严重的有两次。一次是上几何课，自己看《洪武剑侠图》，老师多次注视，同学都知道，唯有自己浑然不觉；一次是晚上息灯后，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看杨朔的《东风第一枝》。直接的后果，第一次造成老师罢教，第二次被罚站到午夜。这两件事都严重影响了班级荣誉，班主任老师专题开班会批判，弄得灰头土脸的。
到H县一中读高中，“恶”习不改，甚至有点变本加厉。上数理化课，经常偷看文学书籍，小说诗歌，古今中外，兼收并蓄。一段时间，竟至公开在课堂上抄《普希金诗选》《莱蒙托夫诗选》，引起数理化老师的不满。即使开班会批评，也没有多少明显的悔改。
说起来，挨批评不过是人生的小插曲，坚持读书毕竟终身受益。1968年秋，到乡下中学教书，当年的12月，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吐故纳新。这样的表述，大多数人费解，学校在庆祝游行前，让笔者在学校操场向全体师生进行讲解，那阵子，确实觉得读书挺有用的。后来到县城的钢铁厂当热风工，仅仅一年，就被抽调到县工业科搞文字，无疑是借了读书的光。至于后期到县工交办当综合秘书，先后到县、市政研室工作，也都是靠着读书的底子。
不敢说“腹有诗书气自华”，但终究是有点底气吧，笔者在工作岗位上，重要的报告都是自己起草，从来不须秘书捉刀代笔。各种汇报和会议讲话，极少念讲稿，多是即席发言。在H县6年工业局长任上，年初工作会议报告洋洋万言，都是笔者一个通宵拟就的，那些颇具改革创新的命题，至今似乎还有可读性。
如果诸君留心的话，应该记得，2004年的时髦词叫“学习型”。可实际情形相反，正值浮躁日炽之时，整个中国（除却学校）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谁肯坐下来读书？笔者正在市直的一个部门当头，从矫正时弊出发，于2005年着手开办“读书沙龙”，亲自列出30部书的读书目录，包括三大宗教经典，哲学、文学、法规、业务等，并于当年的11月中旬举办全委干部读书经验交流会，备上咖啡、甜点，每个人拿出一份读书心得在会上宣读，共持续了两天时间，紧逼加压，给干部以不小的触动。本人做了一个《谈读书》的演讲，算作小结。翌年，再列30本读书目录，继续推进，机关学习渐渐蔚成风气。以后，随着笔者退居二线，单位读书活动亦戛然而止，当属偶然中的必然。
现在时兴喊口号，而且凭借调门高低论优劣。什么“学习型机关”，什么“学习型个人”，不读书，学从何来？那些东抄西摘的“读书笔记”，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
其实，读书也要有境界。一个真正喜欢读书的人，因为“学然后知不足”，时常会感到恐慌，“知识的边界同样是无知的边界”啊！一个真正喜欢读书的人，因为经常与书对话，犹如跟好朋友促膝谈心，从来都不会寂寞。由此，高雅与庸俗立分，最清楚不过的。
又临“读书日”，万千感慨涌诸笔端，未免絮叨，就此打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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