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主义已经成为党和人民的大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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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权贵？
很多人以为有权的官员就是权贵，这其实是大错特错，毛泽东曾经有权，但却不是权贵。所谓权贵就是只有权、只弄权，只谋权，他们不会把手中的权力看成党和人民的授权，而是将其看成自己的政治资本，并只在权与利之间来回奔波，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将自己的权力做大做强、将自己的利益做大”。
权贵的本质是有权而缺义的官员，权贵就是官僚，就是被毛泽东一反再反的官僚主义，是封建社会那种当官发财做老爷的思想余孽；是高高在上将管理社会变成统治百姓的旧式的衙门风气；是以权谋私而非立党为公的利己主义在官场上的渗透和侵蚀。
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是追求利而非义的思想在官场中的表现，他们当官就是为了发财、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为了高高在上地支配和役使他人，就是为了自己和家族的荣光、就是为了“有求头”——他们的思想和灵魂就是为了做大官，而非做大事！
因此，将那些所谓的官僚称为权贵，其实是对这个“贵”字莫大的亵渎，如果忘记了道义而与党和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不管他们拥有多大的权，在本质上也都是一群权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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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主义就是只追求“做大官”，他们就是为了“权”和“利”而孜孜以求，而就是忘了“义”，他们也追求名，但也不过是大官之名而非大义之名，他们用“名”向公众做着自己“大权在握”的广告，以吸引那些势利眼的奴才们在月黑风高的夜晚奔向他的官邸和府邸，再要么一起走向灯红酒绿的舞榭歌台。
而“做大事”才是为了“义”，做大事可以获得党和人民的认可和赞誉而有“名”，而这种名才是大义之名，他们也可以被重用而当上更大的官而得到更大的“权”，也可以光明正大的得到“利”，但他们并不会因此而丧失“义”。所以，我们不要为他们个人得到的名利而嫉妒眼红，只要是以义取之，取之合义，我们应该向他们鼓掌喝彩，因为这恰恰是正义的胜利。
到底是追求义还是追求利，是衡量新时期的共产党人是否发自内心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标尺；是区分“小人当权”还是“圣人执政”的一道分水岭；是能否重新赢得民心、重建党群关系的关键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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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不相信什么圣人，他们秉承人性本恶论，将人视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他们不讲道义而只讲利益，并进而用利益的眼光审视一切，并产生了只注重依法治国而不重视以德治国的所谓文化理念，甚至他们对我们的以德治国和圣人执政而鄙夷不屑。
但以辩证法为主导思维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则恰恰相反，中国的法家思想直面人性之恶，产生了依法治国的思想；而中国的儒家则看到了人性本善，于是产生了注重教化以使人自觉向善的德治主张。
将儒家和法家的分歧辩证统一在一起，就是马克思主义，即辩证法的人性观从来不会落入到善和恶的任何一个极端和方面，而是将善和恶视为矛盾着的对立统一体加以看待，从而产生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相统一的治国理念。
但在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年间，中国社会却一直没有探索出一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德治理念，整个社会都陷入了对“利”字醉醺醺的追逐之中，而鲜有人去思考如何让“义”收复失地，去思考如何让人自动自觉的追求“义”，去思考如何使“义”战胜“利”。
而只有认识到“名”，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找到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有义才有好名，有好名才有利益，这样，通过名，义就成为利之本，不义就会有恶名，而恶名则会剥夺利。而名，不正是当今社会津津乐道的品牌吗？而义，不正是联合国都在倡导的社会责任吗？
而“名”则是信息时代必然产生的经济文化现象，在“名”的背后，是众目睽睽的关注、是群众雪亮的眼睛、是人心汇聚在一起而产生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可以转化为生产力以实现“精神变物质”，而且还可以反过来对社会个体产生管理作用，进而倒逼每个心里有鬼的人去光明正大光明磊落的做人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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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得官僚主义再度成为党和人民的大敌，成为中国社会的大敌，它使得“官”和“党”混在一起，破坏了党的品牌形象，破坏了党群关系，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社会的稳定、威胁到党的执政地位、威胁到社会主义政权。
但要解决官僚主义，不能只依靠纪律和法制层面的反腐败、杀贪官，更需要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需要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尊重党员干部的个人利益，需要允许甚至鼓励他们光明正大的得到个人利益而非偷偷摸摸的以权谋私，需要用“以义取利”去消灭“见利忘义”。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反对个人获取物质利益，而中国传统文化也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们追求社会的终极正义和公平，反对的是见利忘义，反对的是弱肉强食，否则，如果人民群众都“大公无私”的话，那还用得着“为民谋利益”吗？
我们党所提倡的大公无私，并不是不主张党员和群众追求个人利益，而是追求“义”，义即是“大我”精神，是要求人不能只想个人利益，而利则是“小我”意识，是那种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思想。
而这种义利统一的价值观，则恰恰是“大我可以达我”、“无私可以达其私”，所谓的无私在本质上就是“义”的精神追求，而所谓的自私，则是“利”的物质需求，之所以“义和利”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存在着长期的矛盾，是因为“名”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
而在全球市场化的信息时代，这个矛盾已经被社会的发展找到了解决的办法，这个办法就藏在为汶川大地震捐款而成名的义丐徐超身上——他曾经因为有义而成名，倘若再以名而得利，那不正可以激励整个社会自觉向义吗？成名后的义丐已经从无产者变成了有产者，而名声即是他的无形资产，只要自觉运用智本运营的方法将无形资产变成有形资产，不正是义丐翻身而获得解放了吗？不正是精神变物质的具体办法吗？不正是整个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新思路吗？
对于《智本论》理论，我已经总结提炼成一个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智富五行图”，这个图以义为魂魄，它倡导人们要以义取利而非见利忘义、要奉义成名而非追名弃义、要名副其实而非徒有虚名、要真心实义而非假仁假义、要智为义谋而非不义之智、要以智驭利而非利令智昏、要以智谋名而非沽名钓誉。
很多人所不知道的是，这一理论也同样可以用在官场上，让我们的党员干部们自觉追求做大事、心怀“为人民服务”这一大义、用智慧造福一方百姓，并且光明正大地得到自己的名和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走向共同富裕的时代大道上，我们不再适合倡导什么大公无私淡泊名利的老调了。
以追求和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使命的共产党是以解放全人类这一全球大义作为自己的终极追求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组织，党自身是没有任何利益的，她只为人类的终极正义和公平这一大义而存在，但党员干部以及广大的人民群众，都有个人利益——党员是党内的群众，群众是党外的预备党员！
《智本论》作者相晓冬 2011年5月30日 于重庆万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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