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生活很简朴，每逢过度操劳以后，最想的是吃一碗红烧肉。为了对他的健康负责，在发现老人家有心脏病后，有关部门是禁止他吃红烧肉的。毛泽东曾为此大发脾气。他的道理就是，既然自己想吃，就说明身体需要。这大概就是辩证法。
“万岁”一词，由于包含某种封建思想成份，多年前已经被敏感化。然而，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口号不仅没有被“敏感”掉，反而越来越响亮。它说明了什么呢？——既然人们想喊，就说明社会需要。
汉语言文字丰富多彩，几乎没有一个汉语词汇永远独具恒定的意义。 “万岁”这个词并不仅仅局限于封建社会对皇帝的尊称，人们使用它更多的是一种激情的表达。当国家及时从战乱地区撤侨成功后，侨民喊“祖国万岁”；当有人在急难中为朋友解困后，朋友喊“友情万岁”；久病初愈之人，重新享受生活乐趣时，喊“健康万岁”；毛泽东视察武钢，被钢铁工人忘我劳动精神感染时，情不自禁喊“工人万岁”。
除了情感表达，“万岁”一词还具有冷静的、深沉的理性意义。人们怀念一种事物，认识或是重新认识到一种东西的重要性时，也会喊“万岁”。这种“万岁”的意义早已超出了一般的情感表达，而是实实在在地希望她的永存。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赖以生存的灵魂。离开了这个“灵魂”，中国共产党就失去了自身的先进性。所以，共产党人“永葆青春”的先决条件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永存。
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性决定了剥削阶级对她的“敏感”和仇视。当我们言论自由以后，一开始是曾经被推翻的那个阶级的残余力量，借助文人之口散布歪曲历史的言论，使得大量的所谓伤痕文学、“探秘”文字充斥书摊和“论坛”。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一部分人先富了，有的人并不对共产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感恩”，时刻提防的是自己的财富被“共产”，于是就加入了反毛大合唱。一些贪官从个人利益出发，十分畏惧刘青山张子善的厄运临头，也以“人性化”的口号参与“合唱”。而当党内的一部分人与不法商人勾结最终形成利益集团以后，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声调越来越高。他们出于对毛泽东思想的畏惧，在非毛的同时，将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偷偷转移国外，用中国人民的汗水来喂养西方资本家。这其间，寄望于中国和平演变、时刻企图颠覆中国的西方势力起了重要的推手作用。因为，帝国主义世界才是对毛泽东思想最为仇恨的力量，也是一切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没落势力的大本营。
当前社会矛盾复杂多变且日趋尖锐，这给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带来挑战。针对新形势，人民日报接连发表文章，中央政治局还就创新社会管理召开了专门会议。
毛主席曾经说，“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正视矛盾，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是创新社会管理的唯一正确途径。
正视矛盾，是唯物主义的根本法则。毒瘤是在暗中生长的，痈疖的毒脓深藏在肌体中。有刺不挑不行。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首先要认识和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和次要矛盾方面。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是什么呢？还是先从和谐社会本身的含义说起。
其实，社会繁荣，人民和谐，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理想状态，自古以来都是人们的共同追求，无论官民，凡有识之士一直都在为之奋斗着。
纵观历史，除尚未形成阶级的原始社会以外，真正的和谐社会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即便那些相对的盛世时期，平静的水面下也总是暗流涌动。根本原因在于阶级的存在。无论经济发达状况、社会包容程度、道德水准、人身自由、思想多元状态如何，都不能阻碍社会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至于资本主义社会，“利益最大化”更是通行的最高原则。
在个体利益的追求中，必然会依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各个群体为维护群体利益，其最高诉求就是争取政治上的话语权。无论是暴力革命还是议会斗争，就是阶级斗争的不同形式。这种现实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除非等到社会财富充分涌流的人类社会最高的文明阶段，个体的人再无须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否则，任何人都改变不了。因此，在阶级社会里，并不存在绝对的和谐社会。
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也曾出现过一些短暂的和谐。研究那些时期的历史就会发现，其政治经济政策在许多方面是有利于多数人的。这才有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的局面。
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对社会的认识，也非常明白多数人对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无论那个党派，在争取权力的过程中，也会“照顾”到本党所代表的阶级以外广大社会阶层人民的主要诉求，只有这样，它们才能赢得选举。不过，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它们的阶级本性不会有任何改变，“照顾”只是一种策略，决没有超阶级的“全民党”存在。
总结中外历史的和阶级社会的现实，凡是和谐稳定状态的出现，都是源于多数人的权力和利益得到了保障。也就是说，社会主要矛盾是多数的劳动者与少数的食利阶层的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多数的劳动者，只要劳动者的利益有了保障，社会就和谐。
中国共产党由自身的性质决定，始终代表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从革命时期根据地的民主政府到新中国成立，一直坚持“团结和依靠绝大多数”，把广大工农群众的最高利益写进宪法，保障了绝大多数人当家作主的地位。这也是与封建盛世“开明政治”的根本区别，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区别。
稍具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建国之初社会经济是多么的困难，而人民群众却是那么的意气风发。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完成到文化大革命，短短的上十年时间，中国的工业、农业、科技、国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群众尽管是勒着裤腰带在干，而看着自己的汗水换来的日渐繁荣的祖国面貌，主人翁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环境，才会出现王进喜、陈永贵和许许多多为新中国公而忘私的劳动者。新中国的这种社会和谐，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出现。
和谐，既是一种社会客观状态，也是人们的一种心理感受。它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的评价体系，虽然经济是基础，但更多体现在社会、政治、文化、法律、信仰、精神风貌等上层建筑层面。在阶级社会中，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认同社会理念，就成为和谐与不和谐的分水岭。
社会主义社会，剥削阶级作为统治阶级被消灭了，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性条件。近几十年来，在社会进步的同时，人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差别也同时扩大，一些富裕阶层、权贵阶层逐渐形成。这种“阶层”有着攫取别人利益的天性，这是马克思早就揭示过的。如何保障劳动者阶层利益不受侵害，是当前稳定工作的重大课题。团结和依靠什么人，成为执政者的必答题。其实，答案就在毛泽东思想本身。回避毛泽东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性，我们就无法在社会矛盾面前求解。
毛泽东有一句最通俗的话：“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尽管我们的宪法和党章对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很明确，但实际上坚持得怎么样，“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人民群众就是镜子，当“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口号声高涨时，可以认为我们坚持得非常好或者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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