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记载，1978年12月一个晚上，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小岗村，队长严俊昌和副队长严宏昌等18户户主在严立华家秘密地在一份“生死契约”上按下18个红手印，决定分田单干，包产到户。这就是著名的“小岗村18个红手印”。这份“生死契约”内容如下：“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孩子养活到18岁。”
这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标志性事件，注定要载入史册的。本文不讨论“分田单干，包产到户”是否正确，是否值得歌颂，那要由历史去做裁决。本文注意到，中国农村的改革，被认为是揭开一个新时代的改革，却是以“坐牢杀头也不怕”以及众人对可能遭到坐牢杀头命运的带头人承诺“把他们的孩子养活到18岁”这种方式起步的。改革的正义性，民生，民主，法制，所有光辉的词汇都被这种“托孤”式的悲壮罩上了一层可怖的阴影。这与之后主流媒体对这一事件的赞扬相对照，形成极大的反差。痛定思痛，我们忍不住要问一句：当年村民不过是想要为自己的命运做一次主罢了，为何如此之艰难、又如此之危险？
我参加过企业职工的维权活动。当地派出所告诉我们，只要有50人以上的聚集，就可以认定为“非法聚集”。也就是说，就可以当成一次“群体性事件”处理。现在事实上存在一种“聚众恐惧症”，不管事情的是非曲直，也不问其前因后果，凡是与“群体性事件”沾边儿的事，不被镇压也要被“和谐”，至少要请你到某机关“喝茶”。—— 由此返观当年小岗村的18个红手印，18户人的总和肯定要超过50人的，所以，被歌颂备至的小岗村红手印事件，实实在在属于一次“群体性事件”。18户的户主在按下手印的时候，头脑是清醒的，根据常识他们预见到可能有“坐牢”和“杀头”的危险。可是结果却戏剧般地成为另一种结局，他们不但没有坐牢杀头反而成了英雄，不是民主和民生的观念保护了他们，而是此举刚好与某种政治需要合了拍，成为政治需要的一枚“棋子”罢了。可是当“群体性事件”不与当前需要合拍时，结局就不会这么美妙了。据报道，20多年以后，广东省陆丰东海镇龙光村也发生一次“红手印事件”，按下红手印的不是区区十几个人，而是好几百人，其结局却大相径庭了。
2009年11月26日，媒体以《广东陆丰六旬翁卖血筹钱告卖地村官》为题报道了这样的内容：广东省陆丰东海镇龙光村人均土地只有0.4亩，已过谋生极限，而李华盛任村支书15年来将原本1，650亩地卖到只剩下900亩，人均仅剩0.2亩。于是由村民李绵、李景泉领头上访告状，700多村民在上访信上按了手印，制出了比小岗村人更雄壮的“血手印”。可是，村民们先后走访了陆丰市、汕尾市、广东省，由于官官相护，没有任何回应。在反复上访中，李绵气得脑中风，中风前交待儿子李克团：哪怕卖掉最后一滴血，也要把村支书李华盛告倒！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9/201001/126274.html
行文至此，我们就想问问在一个民主国家，在一个法制国家，当公民想要表达自己利益主张时只能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这正常吗？尽管冒着坐牢杀头危险而摁下18个红手印是当作改革的坚决和勇敢而受歌颂的，人们也不难察觉此中与民主和法制相违背的东西。至于公民有没有“聚众”的权力、公民有没有表达自己利益主张的权力，本应该是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因为从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起，每一部《宪法》都赋予了公民这方面的权利。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得益于群众路线。善于做群众工作，善于走群众路线，是中国革命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可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为什么某些人现在如此的惧怕“群体性事件”呢？某些人对待“群体性事件”用尽了实用主义伎俩：当某种“群体性事件”与某种需要合拍时，就无限夸大和拔高，进行不切实际的宣传。比如18个红手印事件；当某些“群体性事件”与官方意志不合拍时，就蔑视丑化甚至打压，比如某企业维权事件。
以上所说都是有感而发，因为央视一套节目正在热播电视剧《永远的忠诚》，不可避免地要涉及18个红手印的事。30多年了，我们的民主和法制建设怎样了，公民的民主与法制意识达到什么水平了，透过18个红手印，我们能不能看出点过去没能看出的什么来呢？
新闻链接：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0825/0903666006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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