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为用”是相对应于“中学为体”的一种中国文化理论。
上文我分析了“中学为体”，分析指出中国专制不平等文化的背景就是“中学为体”。否定“中学为体”，最后结果必然是否定不平等的政治专制；而肯定“中学为体”，也就是继续顽固坚持不平等的专制政治。
文化的“体用”是一个不能分割的整体，任何一种文化价值都有自身的体用关系，如若一种文化不能自我认识体用关系的客观联系，说明这种文化是幼稚的（黑格尔因此说中国文化如同小孩的思维，不能认识到自己的精神，不能独立思考）。
中国文化的体用关系，主要表现是社会文化的政教合一，也即儒家道德文化（体）和政治专制等级秩序（用）的合一。西方文化的体用关系，读者自己可以思考推理，进行对比，闻一知十。
如若承认文化体用关系的一致性，那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思想就不值一驳，这就好比植物和动物怎么能够结合成一个有机体？
因此，可以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极其糊涂，连文化的基本属性都没有认识清楚。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文化产生的背景，是中国文化面临西方文化挟带船坚炮利的严峻挑战，而不得不采取的文化学习的权宜之计。
事物本来面目是：“中学”是儒家道德文化，是精神，“西学”是民主平等文化，也是一种精神。
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考方式，是把“西学”片面定位成“船坚炮利”（物质的科学技术），这就如同把“西学”首身分离，或者说把“西学”的精神价值和物质成果相互分离。
这种人为割裂（“西学”首身分离），这种张冠李戴（把“中学”的头安装到“西学”身体上），是中国文化幼稚无知、思维混乱的原因呢？还是中国文化在自欺欺人、一意孤行？这是历史文化之谜。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历史上早已被批判，但是批判的很不深刻，否则为什么在今天，这种思想仍然改头换面的在对中国文化发挥着重大影响？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给近现代中国造成无穷无尽的天大的灾难。中国改革开放，以空前的力度学习西方，这一学习带来中国的巨变，也带来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深刻而日益激化的矛盾，更是带来中国自然生态骇人听闻的生存危机。
为什么发生这种本可以避免的巨大错误？就是因为事实上中国文化还在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混乱的文化思维逻辑。
这种思想目光的糊涂无知，是中国文化本末倒置的学习西方的根本原因。
所谓“中学为体”，就是坚持中国的道德文化政治体制；所谓“西学为用”，就是学习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技术。
那么，就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文化产生不了先进于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不具备科学技术不断创新的文化土壤，岂不是一直跟在西方科学屁股后面学习，永远处于被动受歧视的小学生位置？
这个问题，又促使去思考下一个问题，西方的科学为什么能够先进？回答是，西方的科学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部分，没有西方文化的文明，哪会有科学的先进？
这就促使进一步去认识西方文化，而正确的认识途径，是必须用整体的方法去认识事物。
什么是“体”？“体”就是整体；什么是“用”？“用”就是部分。
认识整体，才能认识根本，认识了根本，才能找到西方科学先进的文化源头。
科学进步的条件，首先必须具备追求科学的精神。
那么什么是科学精神？又必须首先认识什么是精神追求？
所谓精神追求，主要是主观基于对外部世界对象的一种信任而产生的信仰。
那么中国文化的精神信仰是什么状态？
先举极端的例子。
比如老庄哲学，是不可能绝对崇拜精神的，因为它把外部世界看成是没有精神自我意识的纯粹物质性的存在，而任何具体物质都不是永恒而是有限的，因此老庄哲学持虚无主义的世界观。
老庄哲学主要关心的是个人生命当下的养生和长生不老。据李约瑟的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主要是由道士贡献的，但他们一般出于养生功利目的，停留于经验阶段，浅尝辄止。
那么是不是具有了精神追求，就能具备科学精神吗？也不是。
比如孔子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的精神追求，但是和同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相比（孔子仅早于后者一百多年），虽然他们两人在政治文化上，几乎同时推崇中庸之道，但是亚里士多德同时是古希腊最博学的科学家，而孔子对科学没有任何追求的兴趣。
孔子曾经说“祭神如神在”；《论语》还记载季路问事鬼神，孔子回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季路又问“敢问死？”，孔子同样回答“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思想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即对待外部世界的精神灵魂没有任何兴趣。
中国文化价值经验务实性的方向，是褒是贬，我们存而不论。
但是这种价值观，决定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本特点，即因为排除了未知（外部）世界的绝对精神真实性，从而也清除了外部世界绝对精神对人类世俗权威的挑战，从而为树立世俗世界的绝对权威排除了一切障碍，于是，中国世俗专制权力的至高无上，由此成立。一个极端例子是秦始皇自封权势盖过三皇五帝。
西方文化不同，它始终具有高于世俗社会的外部自然精神的绝对崇拜，由多神教渐渐发展为一神教，最终产生基督教。
正是因为承认外部世界有绝对精神，才导致中国式的绝对世俗权力（专制政治）在西方无立足之地，因为具有了独立于世俗权力而存在的外部绝对精神，那么世俗权力绝对性就遇到挑战，社会就会出现多个文化权力中心，就会彼此相互制约而又依存的独立而统一的存在。
文化多元性的势均力敌，是社会人权文化产生的土壤，人权文化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社会多元文化平衡性的发展。
人权文化和多元文化的平衡化，使社会摆脱世俗权力的偶像崇拜，但是人的精神本性，具有绝对追求的倾向，而只有独立于人类外部物质世界的精神文化，才能成为人权文化最有价值、最有意义、最永恒、最神圣的精神认知对象，和灵魂的寄托。
这种认知外部物质世界精神对象的过程，就是科学发展的过程；这种精神的追求，就是科学精神的追求。
由此来看，只有摆脱世俗功利第一性的崇拜，才能彻底解放个人身上的科学精神，而要帮助个人摆脱世俗功利的第一性，就必须否定社会对世俗权力的绝对偶像崇拜。
由此来看，科学的精神来自多元文化中心和人权文化的政治背景，中国文化是一元政治专制，仅仅崇拜的是道德精神，是狭隘的人与人之间等级关系的文化认知，而完全冷落了人和自然精神之间的关系。
认识到这一点，就明白为什么中国人直到现在仍然十分罕有科学精神，因为中国文化百年来始终还是世俗权力的绝对崇拜。
人类精神，只能有一种绝对崇拜，绝对崇拜了世俗权力，就不可能再有其它根本性的绝对崇拜，一山容不得二虎，人的精神世界终极追求不能自相矛盾，两者必选其一。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是追求世俗权力的绝对精神，“西学”的科学精神，是离开世俗权力，追求外部客观世界的绝对精神，两者风马牛不相及。
用中国的文化等级理念来学习兼收西方的科学精神，这是缘木求鱼；而企图用“中学”来驾驭“西学”，那就更是自不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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