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毛主席语录》有感》
由觧放军总政治部首倡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在中国曾风靡一时，成为人人必备的“红宝书”。人们还把毛主席语录谱成歌曲和戏曲广为吟唱，这对毛泽东思想大普及起到了很大地推动作用。特别是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三篇文章（当时称为“老三篇”），人们更是熟读硬背，几乎人人可以倒背如流。张思德的思想，白求恩的品德，愚公的精神，成为人们言行举止的楷模。雷锋、焦裕禄、王杰、刘英俊等英模人物，则成为毛泽东时代的精神象征。
毛泽东逝世，邓小平复出。邓凭借他的政治敏锐和智慧，洞察到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和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的用意，他搬出了毛泽东《实践论》的观点，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名言，以此来启导人们明辨政治是非；提出对毛泽东思想“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的观点，其言外之意，《毛主席语录》只不过是断章取义的教条，不能把毛主席的指示当作“圣旨”。接着中宣部又发出通知，把《毛主席语录》与林彪的政治野心挂上了勾，并严令停止发行《毛主席语录》。人们凭着多年的政治嗅觉，悄然将“红宝书”朿之高阁，甚至将它扔进了垃圾堆。随之社会上泛起了一股“否毛”、“仇毛”、“反毛”的暗流，这标志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毛泽东也走下了“神坛”，进入了劳苦大众的心坎中。
近日，我整理家中书籍，偶然翻出一本《毛主席语录》。我有意无意地翻阅了一遍，与40年学习《毛主席语录》时，别有一番感触。我心想，西方的《圣经》和东方的《论语》，何以二千年多来经久不衰，倍受推崇？而《毛主席语录》只红火了十几年便销声匿迹？这原因何在？于是我把《毛主席语录》与《圣经》和《论语》简单地比较了一番。
《圣经》传说是由三十几位不同性格、感情和文风的智者集体创作，用中国的话讲，他们是在“替天行道”。然而《圣经》的创世说，却把上帝与科学对立起来，人们到底是应当相信科学还是上帝，从来也没有人说清楚。反正女士们对她们的生命，属于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是男人的附庸的说法，是难以接受的。《圣经》的内容既然如此荒诞，又何以倍受人们尊崇呢？我以为基督教的教义最本质的一点，是她顺应了人类善良的本性和人生的美好愿望。基督教用一个“爱”字教化人类，主张人不分男女老少，不论种族肤色，也不讲贫富贵贱，统统都是上帝的儿女，身份一律平等。人类之间要互助互爱，凡有邪恶之心者，称之为魔鬼；行善施乐者，称为天使。天使上天堂，魔鬼下地狱。基督教用“善”“恶”两字，掩盖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人的贫畗贵贱皆是上帝奖惩所致。人们信仰基督教，就是盼望活着有个平等心态，死后在天堂有席之地，人生足矣！
《论语》称为孔夫子思想，但却没有孔丘只字片纸，皆为其弟子过后的回忆拼凑而成。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全是后人吹捧的结果。孔夫子周游列国时何以处处碰壁？就在于他的说教不识时务。《论语》的精髓是什么呢？按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的学习心得，“《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得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自已坐标。”我把于教授这段话归结为一个字，即“忍”字，或者说文雅一点，叫“自我安慰”。意思是劝告人们：别人贪财牟利、吃香喝辣，你别去管他们，既不要羡慕，也不去嫉妒，你老老实实坐在家里吃你的“低保”。你生了病，有钱你就上医院看病，没钱就高高兴兴在家等死，谁让你的“坐标”是下岗工人呢！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或既得利益者，为什么对孔夫子死了之后还不断地为他加官晋爵，奉为至圣？就是看中了他这个“忍”字，这对维护统治者的既得利益，绝对是一件法宝。
毛泽东信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称之为“斗争哲学”，认为世间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都是矛盾双方斗争的结果，都离不开对立统一规律。私有制的出现，产生了阶级社会，人与人之间形成了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係。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社会，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毛泽东生性好斗，“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既是毛泽东的人生信念，也是他的座右铭。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与毛泽东的个性结合起来，使毛泽东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千条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最精辟的慨括。马克思主义讲究的就是一个“斗”字，公开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砸烂旧世界，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正和谐的新世界。毛泽东为了实现马克思的主张，他须臾没有离开这个“斗”字，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他力主武装斗争，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经典论断，通过28年的斗争夺得了政权，使他成为开国领袖。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已。”毛泽东遵循这一思想，他把“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他牢记闯王李自成的历史教训。早在1945年，黄炎培先生请问毛泽东共产党能否跳出政权兴灭“周期率”时，毛泽东便信心十足地回答：“我们己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专心致志就是做巩固政权、“跳出周期率”的文章，而这文章内容，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灭资兴无，破私立公”。在经济上他严防私有化，主张“一大二公”，消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在政治上他十分警惕政权官僚化，发起一糸列政治运动敲打执政者，令其不背离人民公仆的本色；在生活上他痛斥特殊化，他以身作则，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毛泽东的伟大，在于他永不固步自封，永不向困难和敌人低头，永不停止战斗，而他心里却永远想着人民，永远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而毛泽东的悲哀，则在于他性格上的急躁。政治上他唯恐江山变色， 1957年开门整风，民主人士章伯钧、罗隆基一句“轮流做庄”的话，让他引起警觉，开展了“反右”斗争。赫鲁晓夫一个“秘密报告”，让他想到了党内异已势力的危险性，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风险，发达了“文化大革命”，搞了一次直接依靠人民群众力量，自下而上全面夺权的尝试。经济上唯恐私有经济泛滥，干了“揠苗助长”的蠢事，用几年时间，就硬行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啇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囯经济发展蒙受巨大损失。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在于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服务于人民群众。而毛泽东的失误，则是迷信人治，忽视法治，使毛泽东的思想路线法律化，制度化，这就难免落一个“人亡政息”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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