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和运动，这两种现像，古已有之，与现在相比只是程度的不同而已。我认为法治和运动之于中国，都是必要的治国手段，而不能偏废某一方，因为现在对运动存在偏见，而对法治较为迷信，并寄于达大的希望。因此，这里重点要说明运动对于我们的重要性。
运动和法治，就像中医和西医。中西医都是治病的手段，运动和法治都是治国的手段。西医是病理学，要找到致病机理，[如同法治中的证据]，才能治病。中医是病症学，有某种症状就意味着有病，就可辩证施治。
中医强调人与人的不同，不追求用药，程序的标准化。人吃药对身体的作用如同喝酒一样，有人能喝八两白酒，而有的只能承受一两。中医就特别注重这种差异性。西医则强调流程，药物的标准化，精确化。在一般 时候也是可行的。中西医比较看，各有所长。所以，在我们国家，人们有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传统。事实上是很成功的。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所接受。
法治对于中国，就像西医，从形式上要求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理论上看是行得通的。但事实上看，由其是近三十年来，法律法规层出不穷，各类犯罪却越来越多。又似乎说明，法治在中国没有起到想要的效果。一个突出特点是，法律管老百姓是管用的，管权贵们却不那么有用。这在我国历代是个通病。所以，亲自起草了我国第一部宪法的毛泽东主席，后来在同美国作家斯诺的谈话中说：——我们不依靠这个。
法律赋予了我们很多权力，诸如言论，隐私，名誉权等等。但对于多数人而言，似乎感受不到这种权力的存在。但在另一部分人身上，他又体现的很有用。比如官员。比如他们可能借助这些权力阻挡群众那“雪亮的眼睛”。造成你没有证据，无法去监督他的不法行为。法律是重证据的，你没有证据就无法起诉某个官员。这就像西医遇到了一个找不到病理的病症。而束手无策。
单纯的看，法律赋予的人权是平等的，但实际是不平等的。比如言论的权力，你可以说话，但你的话，与官员的话语权并不对等。你绝没有他的影响力大。就像财产权对于一个叫花子一样，是空的。而对于一个亿万富翁而言，就是一种武器。
运动则不然，运动中，群众显然可以突破这种呆板的框框，人们不需要证据，只需针对某些不合理现像，就可以问责官僚。倒逼官僚做出合理的解释和改变。文革中对干部的批斗，其实质就是问责。就像中医看病，他只需根据病症，就可以对症下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后来否定文革的原因，说这是破坏了法制。虽然文革也一度被当权派利用，但最终都没有好下场。
两相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做为社会上层的官僚和精英们，他们显然更希望法治，而决不会认可运动。法治的名义下，或许他们是有可乘之机的。而在运动的模式，他们是决没有逃脱人民审判的可能。也基于这样的原因，社会上流人物们，都倡导法治，而扬弃运动。因为法治是他们可以运用并操控的。而运动是他们万万不能适应的。因为运动的参与主体是广大的群众。运动的目标必然是铲除无良官僚及汉奸精英。这些人怎么可能支持运动呢？
当今社会可谓百病丛生，行将就木。何必还要死抱着法治这棵树去死，为什么不死马当活马医，运用一下运动呢？或许可以起死回生。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