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这里不打算对各种意识形态加以褒贬，只是想从社会文化视角揭示自由主义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所独具的结构性功能，从而从根本处质疑自由主义的所谓普世价值。
公允地说，以精神为本体取向的宗教是意识形态的正宗本位形态，而准宗教（儒教、佛教等是，详见笔者7-22贴《儒教刍议（续）》）和自由主义则分别为弱化的或负面的意识形态。
借用黑格尔的说法，“圣子是被理解为与圣父区别开的，并且被认作是停留在区别之中的，因此在圣子中，圣父、理念只是潜在的。但是精神[圣灵]首先是爱，是圣父、圣子的统一，作为爱的圣子，就是圣灵。如果我们过于不适当地坚持其区别，而不同时肯定其统一性，则圣子便成为它的对方了”。（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 ）
就是说，宗教的核心观念偏于本体一端即“圣父”，故强调信仰和恩典；自由主义的核心观念偏于自然人一端即“圣子”，故强调个体和区别；准宗教的核心观念是中间的道德实践环节——“圣灵”，故强调“内圣”、道德伦理和修身。
西方近代宗教“自由化”改革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如果说中世纪的信仰问题还要通过教会来做中介的话，中世纪晚期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则进一步将信仰问题交给了人的内心，进而倒转成了现代人的私人领域……（孙关宏等主编《政治学概论》）
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新教伦理为例。新教抛弃了天主教禁欲主义的修戒和超越尘世的空洞劝解和训令，把个人在尘世中完成所赋予他的义务当作一种至高无上的“天职”。在韦伯看来，新教宣称经营致富具有与修戒一样的“道德意义”，从而导致和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萌芽和发展。
加尔文教义宣称，一个人甚至在他出生前就已被上帝判决了他的来世命运。这样，人与上帝、尘世与天国之间便存在着一到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种教义的逻辑结论便是，基督徒在尘世的活动包括日常牟利行为都是在遵从上帝的戒律和旨意，因而是荣耀上帝的行为。于是对于新教教徒，从事世俗经济活动，获得职业成功，便成为建立获救信心的惟一手段。
这样，加尔文教就为世俗经济活动赋予了“精神”价值，尤其是使经营谋利行为合理化了。天主教把禁欲限制在寺庙里，加尔文教则倡导勤俭节欲，积累财富，是一种使宗教世俗化的“入世禁欲主义”。它一方面使世俗生活升华为宗教意识，另一方面宗教意识又带有入世倾向，表现为劳动天职观念、职业成功意识、节俭致富倾向等，而这一切又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存在着很强的亲和力，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及整个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
然而经济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其道德的负面性可以败坏人性，同时毁灭人类生存环境。自然生态对理论上无止境的人类经济活动的宽容度是有极限的，世界不是单向度的。西美尔所著《金钱的哲学》批判说，人创造出文化的客体，原本是为着拓展其生命和潜能，并将其整合入自己的生命流之内。然而这种主体与客体的整合是最终无法达到的，已完成的形式化客体与生命流相抵牾，反客为主变成了目的，人反而丧失了自由，沦落为其产物的奴隶。
此正如法国新托马斯主义神父马里坦所言，现代人的社会与政治生活处于“资产阶级状态"，他们有共同的生活却没有共同的利益，因为这种共同生活的目的仅在于把持个人自由，以获取个人财富，追求自我享乐；现代人相信自由，却不要自我约束或道德责任感，因为自由是与“科学决定论”不相容的；现代人相信平等，却不要正义，因为正义也属于形而上学观念。按现代生物学和社会学来看没有任何理性的基础与准则；现代人寄希望于机械、技术或工业文明，而不想用智慧来支配这些东西，因为他们期待的自由来自外在的技术发展，而不是通过禁欲式的努力来达到自我之内在占有。
西方自由主义始于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却终于物质的束缚，这就是历史的吊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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