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切的说，是想起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的“重印本序”，其中有一段是：“《丛书》的体例对作者提一个要求，他得在序文里追忆一下当时的写作过程和经验。我们在创作中，想象力常常贫薄可怜，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我自知意志软弱，经受不起这种创造性记忆的诱惑，干脆不来什么缅怀和回想了。”
在《<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里有节“五个小时的争辩”云：“一九六六年五月某日下午五时，加大为我的论文大纲开研讨会，到会者大约四十人，其中十多位是教授。教授们没有在会前读过早已拿到的大纲，因为他们一致认为第一页的六个结论全盘错了。”在我看来，即使出于纯好奇心，也该读一读，难道经济学教授们都偏执到如此比无知还可怕的地步？
又云：“两个小时后，第一个站在我那边的是H.Somers，很有点强辞夺理。……赫舒拉发跟说：‘不要管第一页的六个结论，我们要从第二页的分析开始。’”而在另一篇文章中，赫舒拉发的话就是张五常自己说的了。当然这是小问题，主要的问题是两个小时后，才有教授恍然大悟，而且争辩一直持续五个小时。上帝啊，难道经济学教授们理解力都比较的有问题？说实话，我比较倾向于这个结论，因为经济学教授们在坚持理性人假设的同时，往往又把一部分人当白痴：比如马歇尔把地主当白痴，科斯把种麦子的当白痴，阿尔坎则直接搞个白痴理论，并且被张五常发扬光大……
三云：“争论的 诸 君主要是为了一点后来我才知道是老生常谈的……。”说“后来我才知道”，那意思是“一九六六年五月某日下午五时”之前是并不知道这个老生常谈的。张五常在《经济学要怎样学才对》里又说：“我的经济学很传统，从史密斯到李嘉图到米尔到马歇尔到 鲁宾逊 夫人到凯恩斯到费沙等，我都读得认真。跟着是森穆逊、阿罗、史德拉、佛利民、艾智仁、赫舒拉发、普纳、高斯等较为近期的，也读得认真。可以说，一九六五年之前的文献我读得多而透。六五到六九年间，我转攻资料性的读物。一九六九之后，自己不再进图书馆，要什么资料由助手替我找寻。……”照我的理解，“从史密斯到李嘉图到米尔到马歇尔到 鲁宾逊 夫人到凯恩斯到费沙等”的著作，应该属于张五常“一九六五年之前”就“读得多而透”的文献，而不是资料性的读物。大家又都知道，至少史密斯、米尔和马歇尔的大作里都分析过这个老生常谈，难不成读得认真的 张 教授偏偏把这点老生常谈给漏掉了？
以前爱看些红楼梦考据之类的书，免不了粘点考据癖的恶习，以上就是恶习发作的一点成果。不过，还是要先感谢张五常，因为据都在他的《五常学经济》一书里了，省却了我不少别处考的麻烦。
【补记】在张五常《学术生涯的终结》中又看到这么一段：“我要到二○○三年才肯定县是地区竞争的主角，这种竞争是公司与公司之间的竞争，为何如此不容易解释。复杂难明的问题多得很，而最后一个难关要到二○○四年底，深夜彷佛睡着时突然想到一九六六年读到的马歇尔的一个注脚，才解通整体。”这可见张五常书读的确实认真，近40年前读的一个注脚，在彷佛睡着时还能想到。但更说明了，我前面的理解是错的，我太高估马歇尔了：马歇尔的大作，在张五常而言不过是“资料性的读物”之流。这也可见，局限于一书做考据是比较危险的，不读书就更危险，但天才不在此限。不过，还有待考据的一个问题是，张五常读马歇尔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某日下午五时”之前还是之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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