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日－9日的会讲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凯原楼303会议室举行。汪晖、强世功、赵晓力、柯小刚、赵璕、凌斌、杨昂、郭绍敏、常安、田雷、张翔、刘海波、肖自强、陈颀、张龑、欧树军、章永乐、刘晗等学者出席会议。会议由北大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北大批评理论中心主任助理章永乐主持。
8月8日上午，杨昂与刘晗分别发表了题为“民国法统与内陆亚洲：以清帝逊位诏书为中心”与“共和制与分离主义”的发言。杨昂的发言将清帝逊位诏书与清帝国作为内陆亚洲帝国的传统联系在一起，凸显出了南北议和与清帝逊位诏书对于保全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重要性，该报告与8月7日章永乐在“中国文化论坛”上的学术报告《揖欧追美旧邦新造：民初宪政历程中的欧美模式与本土政治实践》相互呼应。刘晗的发言追溯了西方自中世纪以来关于领土占有的理论传统，解释为何近代以来复合型的君主国在向共和制转型的时候往往很容易发生领土分离问题。在讨论中，汪晖进一步强调了1911－12年南北议和双方背后不同的政治传统，将清帝逊位诏书作为两个不同政治传统碰撞的产物。汪晖认为刘晗指出的现象与现代政治的性质有关：现代国家对于政治的需要远比传统国家更高，人民主权应被视为一个政治过程，一旦这个政治过程发生停滞，就有可能发生政治共同体的分裂问题。围绕两位报告人的发言和汪晖的点评，在座各位学者展开了热烈讨论。
8月8日下午，赵璕首先发表了《“文明论”视野中的辛亥革命》报告，从严复的专制论入手，探讨近代思想家们的政治话语是如何受到西方的“文明论”的影响，从而对政体问题采用了一种教条主义态度。赵璕精细的文本解析得到与会学者好评，但也有学者提出质疑：按照赵璕的批评，如何能树立近代革命的正当性？接下来，第二位报告人赵晓力解读了章太炎《客帝匡谬》，探讨章太炎的思想如何因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从“客帝论”转向坚定的反满主义，凸显了晚清时期政治选择的复杂境况。与会学者对章太炎与康有为在这一问题上的辩论展开了热烈讨论。汪晖教授指出，章的“客帝论”受到康有为的今文经学的明显影响；汪晖教授进一步展开论述了章太炎理论视角在近代的独特性。田雷的报告《君宪与共和之间的古德诺》超越了常见的对古德诺贴上标签匆匆打发的做法，探究了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古德诺围绕中国政治与宪法展开的原理性思考，尤其认为古德诺给中国人的所有建议，都有一个“避免最糟情况”的考虑；他对中国时局的思考，也受到美国内战经验的很大影响。与会学者认为，古德诺的政治理论与中国研究的意义过去被大大低估，值得从学术上重新审视。
8月9日上午，常安发表了题为“国家建构视角下的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的报告，认为尽管清廷推行地方自治有加强中央权威的意图，但从整体上说，清末地方自治鼓励了地方主义的兴起，在慈禧死后，加速瓦解了中央权威；民国的地方自治则很快成为地方军阀维持割据局面的借口。肖自强认为，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非常复杂，需要细致的分期和分区域研究。欧树军以“器物、观念与制度：国家建设的百年历程”为题，系统阐述了国家基础能力理论，认为从国家能力建设的角度审视中国政治百年历程，能够获得许多洞见。刘海波发表了题为“共同体整合与政体建设”的报告，探讨近代中国的政体建设是如何实现共同体整合的， 同时批评了近二十年来一系列公共政策是如何使政治共同体趋于瓦解。刘海波尤其强调了土地政策对于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性，从而与杨昂、刘晗等学者关于土地/领土的讨论形成了紧密关联。
在8月9日下午的讨论中，柯小刚带领与会学者共同解读了康有为1923年在陕西发表的系列演讲《长安讲演录》。柯小刚认为，康有为这一系列针对地方政、商、学精英和普通群众的演讲具有浓厚的修辞学意涵，但同时，对康有为自己的思想也是一个高度浓缩。柯小刚尤其强调了康有为的“人道教”思想。张翔发表了晚近研究《“封建—郡县”在欧洲与中国》，该报告以康有为的欧美游记为重要切入点，重构了康有为对于欧洲与中国的封建－郡县制的思考，并从方法论上探讨了康有为在中国与西方之间进行比附的做法的理论意涵。汪晖教授在点评中也同样重视康有为的“人道教”思想，并进一步凸显了康有为的思想的整体性与典范性。接下来，郭绍敏的报告“从传统君主到现代君主”讨论了“现代君主”——列宁主义政党——如何从传统君主制的废墟上产生。张龑的报告《人民的成长与摄政规范化》则以“训政”理论为切入点，以“摄政”的概念来理解中国近代列宁主义政党对于塑造“人民”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也指出了“摄政”所存在的未臻规范化的问题。这两篇讨论列宁主义政党的报告引起了与会学者激烈讨论。汪晖认为，要理解二十世纪的列宁主义政党，还是需要深入理解二十世纪革命的逻辑。
强世功教授在对两天会议的总结中，高度评价讨论的成果，认为这一系列历史研究都有深厚的政治理论关怀，对二者之间的结合点有很好的分寸拿捏。同时，近代史研究也进一步凸显了继续深入研究主权与国家理论的必要性。
8月10日，会讲移师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所，由汪晖教授主持。汪晖、孙歌、赵璕、柯小刚、刘晗、常安、杨昂、郭绍敏、章永乐、何吉贤等学者展开了讨论。上午的会讲中，凌斌首先对《清帝逊位诏书》提出了自己的解释，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汤武革命”传统的延续，各环节都符合中国传统革命模式。柯小刚认为有必要从中国本土政治传统来解释近代中国革命。章永乐认为需要采取内在视角，考察历史行动者们自己如何思考自己所接续的传统，不宜脱离行动者自己的理解而作解释。杨昂认为，新解释应有一定的实践针对性和有效性，“汤武革命论”是否能回应美国新清史拆解中国的险恶用心，是有疑问的。接下来，精通日本政治思想史的孙歌老师介绍了沟口雄三将中国革命的重要动力追溯到中国的村社传统的独特的“地方自治论”，为关于辛亥革命的讨论增补了一个重要的日本学术视角。与会学者围绕沟口雄三思想的意义与局限性展开了热烈讨论。
在8月10日下午的讨论中，汪晖教授对前几天的讨论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并进一步介绍了当下世界范围内辛亥革命研究的若干主要流派。汪晖教授认为，这是一个高质量的研讨会，三天的讨论提出了一些全新的问题，尤其是将帝国、领土、主权等问题带入讨论，为思考近代中国的延续性与断裂性提供了新的维度，是对今年全球范围内辛亥革命讨论的重要贡献。同时，如何理解二十世纪的革命过程和政治逻辑，仍然需要作更多理论思考。
8月10日下午5点30分，“辛亥革命与百年中国政教嬗变”会讲在清华大学圆满结束。（海裔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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