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为了给“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提供支撑点，笃撰了改革开放前30年在分配上是“平均主义大锅饭”。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在前30年国家推行“高积累低消费”，实行低工资制，这是事实，但并没有实行“平均主义”分的分配原则，而是实行“按劳分配”。
那时干部工资分为25级，一级如毛刘朱周等月工资600元人民币，后降到每月400元。25级干部月工资30元左右；大学教授、科学家、专家同样有级别。此如教授有正副之分，正教授又分为一、二、三级。不同级别的教授工资差异较大。科学家也是这样，钱学森比其他科学家的待遇就高多了。文艺界工资差异更大，梅兰芳、常香玉和其他一些演职人员工资相差数十倍。同样是中教、小教的教师，都是套用行政级别的，最高的有18级，最低的有25级。那个时候能评上18级就了不起了！人们常把这样级别的同志直乎十八级！13级以上就叫“高干”了。
不同级别的人待遇不一样，同一级别的人待遇仍然不同。因为按不同地区工资又分为八类。比如同是大学本科毕业，分配到三类地区简习月工资为42.5元，分配到八类地区的月工资50.5元。转正以后在三类地区工作的本科生月工资50.5元；在八类地区工作月工资为57.5元.。虽然级别同为行政22级，但工资不一样。同一级别的到一定时候经过群众评议、组织批准，可以上调一级，表现好的可以连上调二级、三级；反之，也有降级的。你说这是“平均主义”吗？
工人实行8级制，8级工为高级工，月工资比一、二级高出10倍左右。
农民按工计酬，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者不得食”的原则。农民的按劳取酬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农业初级合作化阶段，实行按土地股权和劳动的比例分配劳动成果，比如以社为单位，劳动果食假定为100，其中60%按土地股权（包括农俱家畜）分配；40%按出勤的劳动日分配。1956年全国实行农业合作高级社，其特点是取消了股权分配，劳动果食全部按劳分配，一般男出勤一天记10分工，女记8分工，十四、五岁未成年出勤一天记5分工，年终以高级农业合作社为单位，以家为基础进行决萛，劳动力多的和劳动力少的家庭劳动所得差异很大，并没有丁点地平均。（少数农村干部经常坐办室记工分特殊化是存在的）也没有奖金。
所谓大锅饭、平均主义发生在人民公社初期。1958年春一夜之间，全国广大农村普遍实行了人民公社。分配由原来的以高级社为单位，变成了以公社为单位，发生了耕牛、土地、山林等“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每社都办几个食堂，农民向食堂按人数交粮，凭票在食堂吃饭（定量）吃饭不要钱,公社的建制以原来的乡镇为单位,它既是一级权力机关政府,又是一级生产分配单位,只要你拿上饭票可以跨社在任何一个食堂吃饭，均不出钱。这个做法不仅脱离了当时生产力水平，而且严重破坏了生产力，更重要的是产生了一批贪污分子，当时称之为“四不清”干部。遗憾的是改革开放初期所谓落实政策把“四不清”一风吹了！这就助长了贪污腐败之风。
我们不能一叶彰目不见泰山，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30年内在公社化初期，在农民之中实行那么一两年的“大锅饭平均主义”，就否足30年，未免形而上学。即便如此也比两极分化强，比剥削压迫好，比因社会动荡而付出巨大成本去“维稳”要进步多了。过去是“高积累低消费”，难道现在不是吗？，按联合国的标准我们国家的穷人还少吗？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改变了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实行按资分配和按权力分配，则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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