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改革”：有些话不得不说

　　实行“公车改革”，无非针对两大突出问题，要达到两个目的：其一针对用于“公车”的财政开支过大问题，要达到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目的。其二针对“公车滥用私用”问题，要达到端正作风反腐倡廉目的。能不能解决两大突出问题?能不能达到两个目的?难矣哉。

　　首先，“公车改革”并不能减少涉“车”财政开支。如果单是“取消一般公务用车”，财政开支肯定能降低，但又要“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涉“车”财政开支仍然在那摆着。这些年来所有已经实行“公车改革”的部门单位，都“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俗称“车补”，是按人头发的，局级多少，处级多少，科级多少，科级以下多少，老少咸宜，人人有份。这无异是一种“和平赎买”，财政开支并未减少，包袱照样背着。“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如果大于或等于“车改”前的“公车”财政开支，又改个什么劲?如果小于，又怎么可能改得动?这边“取消一般公务用车”，那边“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公务用车”是减少了，而附着于“车”的财政开支并不见得减少，达不到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目的。有些地方说“车改”后用于“公车”的财政开支减少了百分之十几、二十几、三十几，不过是解解心疑而已，会有那个好事?

　　真正想解决财政开支过大、民不堪负之类问题，治本之策是“精兵简政”，切实解决机构重叠、职能交叉、人浮于事等问题。否则，“公车改革”再深化，哪怕改得一台“公车”不剩，降低涉“车”财政开支仍会是空中楼阁。惜乎，现在没人考虑“精兵简政”，也没人敢碰机构重叠、职能交叉、人浮于事等问题，“顶层设计”是空白。

　　1942年中共发现陕北养不下那么多军队和干部，立即“精兵简政”，敌后抗日根据地人口从一亿减少到五千万，军队从40万减少到30万，总算渡过了最严重的困难。没有1942年的“精兵简政”，就没有1949年的全国胜利。那时候一下子就“精兵简政”了，可现在不行了，想都不敢想了。

　　其次，“公车改革”解决不了“公车滥用私用”问题。存在“公车滥用私用”问题，不是因为“公车”多，而是因为作风不正。作风正，“公车”再多，也不会“滥用私用”。作风不正，即使只有一台“公车”，照样“滥用私用”。是作风不正导致“公车滥用私用”，不是“公车滥用私用”导致作风不正。毛时代，也没规定“副省级以上”配备专用“公车”，厅局级干部、企业厂长都坐“公车”上下班，也有用“公车”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毛泽东的孩子也坐“公车”到北戴河去，社会上并没有出现“公车滥用私用”之议论。比如罗阳，他也坐“公车”上下班，没有人议论他“公车滥用私用”。

　　所以，是靠端正作风反腐倡廉解决“公车滥用私用”问题，不是靠“公车改革”解决“公车滥用私用”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大肆鼓噪“公车改革”，暗含一个不可示人的前提：涉“公”者皆坏皆恶，坐“公车”的没有好人、不干好事。

　　这些年，“公有”、“公共”早已是江河日下、日薄西山，连带“公事”、“公务”也臭如大粪。如今，有人胆敢声言谋“公”、“为公”，待遇是立遭围剿。“公车”自然也在其列。“公车”者，谋“公”、为“公”者乘之。谋“公”、为“公”者何人?党和政府也。所以，显见那些攻击抹黑“公车”的鼓噪，其锋利的刀刃所向是谋“公”、为“公”的党和政府。不将此点说透，恐怕那些糊涂人永远被人蒙在鼓里。

　　本散仙在此有一言：“公车改革”是中共自去一大利器。

　　中共当年是土包子，要什么没什么，用小米加步枪和全套的美式飞机大炮硬抗。现在中共壮了，鸟枪换炮了，居然用上了现代化装备，什么电脑，什么手机，什么互联网，什么汽车，什么飞机，全用上了。于是有些人忍受不了。怎么才能把中共打回原型、回到小米加步枪时代呢?“公车改革”的一片鼓噪，分明如了某些人将中共打回原型的宏愿，焉知不是如此?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古人名训。“公车”即为中共利器之一。陈毅有诗“小车推出淮海捷”。如果淮海之役中共有汽车，又当如何?当年四野入关，没有火车、汽车、大量“公车”，能有破竹之势吗?“公车”使中共提高工作效率多少倍，这个帐很难算吗?“公车”使中共多少次得以抢在敌手前面一步，这个例子很少吗?

　　另外，文件规定“取消一般公务用车”，保留“执法执勤、机要通信、应急和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及按规定配备的其他车辆”。然而什么是“一般公务用车”?什么是“执法执勤、机要通信、应急和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及按规定配备的其他车辆”?从党委方面看，纪检委、政法委大量工作是查案办案，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大量工作涉密，也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工作人员带着涉密任务和机密文件资料去坐“社会化、市场化”的出租车?从政府方面看，各委办厅局都有行政执法职能，特别是公安、国安、食品药品、安监、环保等部门，其“一般公务用车”如何取消?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政协是统战机关，工青妇等是人民团体，其“一般公务用车”如何取消?

　　中共会忘记当年手无利器之窘吗?有了利器，为什么要扔掉，为什么弃之不用?如果现在是太平世界，一切好说，可惜根本不是，人家天天算计你呢，你还要把自己刚获得的利器扔掉，脑子进水了?

　　说极端一点，在吃、穿、住上自我设限、严格约束，是对的，吃、穿、住紧点无所谓，政治影响也好。但是，绝对不可以装备上自我设限，这会影响大局、牵动根本。装备是越先进越现代化越好，不是相反!什么应该精简，什么不能精简，要全面考虑。精简“公车”须慎重!只从节约角度看用于“公车”的财政开支增加，是不全面的，也要从提高效率、克敌制胜角度看用于“公车”的财政开支增加，不从这个角度看是危险的。光看干部坐“公车”风光上下班、不看干部坐“公车”高效办大事是不行的，光看少数干部用“公车”办私事、不看多数干部用“公车”办公事更不行。

　　本散仙还有一言：该用自行车就用自行车，该用“公车”就用“公车”，不管“一般”还是“不一般”，一切以效率、效能、效用、效果为转移，千万不要稀里糊涂重回手工业时代。

　　本散仙更有一言：“公车改革”“坚持社会化、市场化方向”颇为荒谬，相当危险。

　　先说荒谬——

　　“一般公务用车”如果真的实现了“社会化、市场化”，等于大笔财政的钱直接进到那些即将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汽车出租公司”老板资本家腰包。财政把买车的钱用到租车上，从那么用变成这么用，就对了?这是何苦来哉?

　　当年中共军队、机关“征用”“社会化、市场化”的车，是出于无奈，因为自己没有车。现在自己有车弃之不用，要去“租用”“社会化、市场化”的车，这是何苦来哉?

　　再说危险——

　　“一般公务用车”如果真的“社会化、市场化”，党和政府的形象、威信、权威、责任绝不是增强了只能是弱化了、消解了。坐在“社会化、市场化”的车里办“公事”，不是搞笑问题是严肃问题。

　　“公车”可以“社会化、市场化”，那么“公楼”呢?如果有一天，有些人鼓噪“公楼”也要“社会化、市场化”，你怎么办?顺着这个逻辑往前走下去，早晚有一天会有人让你迁出中南海，因为这里头有“公房私用”问题，必须实行“一般办公用房”“社会化、市场化”，你将如何应对?你还能有什么理可讲?

　　“公车”可以“社会化、市场化”，“公楼”可以“社会化、市场化”，那么“公人”呢?不照样可以“社会化、市场化”吗?不就是这么个逻辑顺序吗?

　　还有，“副省级以下”从“车”到“楼”到“人”都“社会化、市场化”了，只剩下“副省级以上”拒不“社会化、市场化”，如此孤家寡人脱离大多数，还能撑得住几天呢?

　　以为党政干部用财政的钱去坐“社会化、市场化”的车，就可以贯彻群众路线，就可以平息社会对“公车”的种种议论，就可以堵住敌对势力抹黑你的嘴，是一种十分不切实际的幻觉幻想。是不是受老百姓欢迎好评，当然要看你是从什么车上下来的，更主要看你执行什么方针政策，坚持什么作风。是不是真心为人民服务，是不是真心为老百姓办事解困。至于敌对势力，无论你怎么做，反正它都要抹黑你，理它干什么?讨好它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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