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天津爆炸事件发生后，在马云的微博下出现了大量的“逼捐”留言，引起了一些媒体的愤怒和谴责。富豪慈善不是什么新鲜事，从资本主义发展之初就开始了。洛克菲勒、卡内基这些超级大富豪，一边用机关枪扫射罢工工人，一边用沾满穷人献血的手向穷人布施。美国一位富豪的话一语戳中“慈善资本主义”的本质：“当我对一些人的贫困状况深深担忧时，就会反称出自己处在美好又温暖的人性光辉中：我乐意为他们慷慨解囊。慈善利人又利己，它能大大增强自尊心，即便只是为穷人捐了寥寥数元，也在道德上加了不少分。但是‘不平等’则截然不同，每次提及‘不平等’这个词其实都会触及一个论题，即我的收入是否正当、是否合理?”慈善只能向穷人施舍一些富人吃剩下的残羹冷炙，但是一定不能触碰产生贫穷的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只有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制度永续地存在下去，慈善才能永远发挥它熠熠闪光的道德光辉，富人才能在“美好又温暖”的人性光辉中心安理得地从穷人的身上榨取血肉。
比松认为应该将商业技巧应用于慈善，这反映了当今全球超级精英行善的典型特点。比尔·盖茨的效率可谓登峰造极，他的基金会拥有330亿美元的专项资金并具有严格的分析作风，让全球的慈善活动、有时甚至是公共政策都随之改头换面。在顶级富豪圈，“盖茨基金会”已经具有决定性的文化影响力。在盖茨和联合捐赠者沃伦·巴菲特的影响下，人们觉得不仅有必要捐赠自己的大量财富，而且有必要积极参与财富运作的过程。盖茨像一个福音布道者，广泛宣传他的想法：资本主义必须行善，行善者必定更拥护资本主义。他甚至将此想法命名为“创造性资本主义”，他在2008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理所当然的地点)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了这个词。
马克思有句名言，即之前几代的哲学家试图描述世界，而他意图改变世界。盖茨和其他顶级富豪正在对慈善世界产生着类似的巨大影响。他们不想资助社会部门，而是想改变它们。他们对美国教育产生的影响即是一例。盖茨和其他关注教育的亿万富豪将焦点放在可以衡量的结果上，引领了一场数据驱动的改革。第一步，将考试放在教育的中心，学生学习的产出就可以得到衡量;下一步，使教学工作更多地由数据或奖励驱动。2010年11月，盖茨在一次演讲中谈到：“我们必须搞明白是什么成就了优秀的教师?”为了达到此目的，其中的一项工作是对教室中的教师进行视频录像，然后根据他们的表现给予报酬。
惹人注目的是，慈善资本家的抱负不仅仅在于转变慈善的运作方式，他们还意图改变政府的运作方式。这些慈善资本家创立企业的方式是通过最小的努力产生最大的影响力(资本家运用杠杆，技术专家运用规模)，他们认为慈善也应该用同样的方式。
“我们的基金会往往更多地资助前沿研究工作，我们在物资分发方面充当合作伙伴，但是政府的资助还是占了最大部分。”2010年4月，盖茨到麻省理工学院访问时对学生说。
“以分发艾滋病药物为例，我们在博茨瓦纳做过的试验性研究表明，在非洲分发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ARB)是可行的，然后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接踵而至，光是美国政府的这一资助计划每年投入资金就达50亿美元，大大超过我们整个基金会的资助金，这还只是美国一个国家——随着资助经验的增多，会有更多机构参与进来。”
这是对世界经济中顶级富豪的金融和才智力量的衡量，他们的目标是引导整个国家。事实上，慈善资本家有时可以不经意地扭曲整个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一些非洲国家已经对此有所抱怨。在那里，盖茨的艾滋病药物、肺结核和疟疾疫苗项目获得了大力资助并受到持续关注，而从事这些项目的回报已经吸引了大批当地医生和护士离开迫切需要他们而又平淡无奇的日常护理工作。曾在非洲工作30多年的儿科医生彼得·普尔博士警告前来调查的《洛杉矶时报》记者：“这些人做的事也可能带来危险。他们可能大肆破坏了卫生系统——而这正是他们口口声声说要试图改善的。”在非洲莱索托，一位来自西方的援助人员雷切尔·科恩也赞同这一看法：“在整个国家，人们都对ART员工(对盖茨资助的卫生人员的称呼)所获的物质激励进行了猛烈抨击。”这些员工的收入是其他卫生护理人员的两倍多。
慈善资本家对全球卫生和美国教育的影响偶尔会引起争议，不是每个人都对学校增加的测试，或为抵抗非洲艾滋病所采取的特别措施予以认同。但是，慈善资本家的目标却不容置疑，几乎没有人会认为美国的学生需要更少的教育，或非洲人就应该缺乏医生和药物。而一些受思想驱动的顶级富豪冒险踏入了竞争明显更激烈的领域。
顶级富豪政治家正成为全球精英统治阶层的重要一员，他们中有渴望登上公共舞台的实际问题解决者，如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和米特·罗姆尼;也有新兴市场的亿万富豪，如俄罗斯的米哈伊尔·霍多罗科夫斯基和埃及的纳吉布·萨维里斯，巨额财富使他们斗胆挑战权威统治者。顶级富豪政治家能用金钱直接资助自己的竞选活动，还能通过个人基金会进行与政治不明显相关的捐款来获得市民的广泛支持。
一些有远见的顶级富豪不仅试图利用财富当上政府官员，而且要用财富转变地区、国家乃至世界现有的意识形态。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对于民主的出现以及东欧和苏联多元化的出现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一些保守派亿万富豪，如科赫兄弟，一直坚持不懈地培育一个右翼知识分子的生态系统，这个系统由对美国及其他国家的选举政治和立法进程影响巨大的多个智库组成。
至于你怎么看待顶级富豪涉足与政治明确相关的投机活动，这就取决于你本人的政治主张了。如果你支持毒品合法化，那么你也许会支持“索罗斯们”投入数百万美元资助这一事业;如果你支持同性恋婚姻，你可能会举双手赞成共和党人保罗·辛格为纽约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运动所做的贡献。
当慈善资本家用他们的财富资助与个人商业利益或整个顶级富豪阶层利益密切相关的政治议程时，情况真正变得复杂了。例如，科赫兄弟力图减少政府对工业的监管，包括州政府为保护环境所做的施力。他们一辈子都是自由意志论者，从心底里怀疑气候变化的存在;他们恰好拥有一家公司，旗下资产包括数家石油提炼厂、石油管道和木料制材厂——美国环境保护局的管制越少，这些业务的获益也就越大。
下面，我们从更宽泛的角度谈谈顶级富豪的阶级利益。平衡预算不仅仅是某个社会经济群体或政治派别的想法，享有优厚社会保障体系的德国人对于赤字有着同美国“茶党”一样的强硬态度。顶级富豪皮特·彼得森从他的财富中拿出10亿美元用以缩减政府福利开支，但是依赖这些福利计划最多的是穷人，缩减所谓的津贴开支反而可能对他们产生更大的损害。
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家杰弗里·温特斯认为，美国的超级精英一直十分有效地使用政治民主的工具来保护他们这些少数派的权益，而理论上，在民主社会，多数派应该是统治者。美国首个永久性联邦收入税明确被设定为向顶级富豪征收的税种。1894年，这一税种首次被提出，并计划对前0.1%的富豪征收——总数6 500万美国人口中的85 000人。不出意料，两位身为国会议员的百万富豪的抗议尤为强烈。其中一位警告：“这不是民主，而是共产主义。”另一位勃然大怒：“成功人士竟落入平庸者的掌心，沦为法律牺牲品，简直太不像话了。”整整19年后——即便其间经历了一次宪法修订——该税种最终还是于1913年被纳入法律。毕竟，当时“镀金时代”正迎来高潮，“进步时代”刚刚拉开帷幕。美国正变得富有，顶级富豪人数虽少，却拥有规模极大的财富和权力，美国越来越担心这一点。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收入分布前0.1%的顶级富豪开始反击。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耗费了高昂的成本，富豪的起始税率非常高，在1918年达到了77%的峰值。21世纪初，富豪的实际税率降至1918年时的1/3。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超级富豪的税率下降了，但是位于收入分布图较低一点儿位置的那些人的税率不降反升——在税率的政治斗争中，顶级富豪用计谋击败了一般富裕人士。1916年，公布的百万富豪(在那个时代算是超级富豪)收入税高达65%，比一般富裕人士高出将近35%，资本收益税率同一般收入税率一样高，而且大多数美国人不用交纳收入税。如今，“越富有纳税额越高”的累进曲线完全颠倒了过来。2009年，在前1%富豪群体中，你越是富有，实际税率就越低。前1%富豪群体的收入税率为23%，前0.1%富豪的收入税率仅为21%，纳税最多的前400名纳税人的缴税额占不到总税收的17%。资本收益对于顶级富豪而言是重要的收入来源，而你在收入分布图上的位置越低，资本收益就越不重要——2012年的资本收益税率仅为15%。
温特斯认为，美国的寡头之所以能享有如此低的实际税率，是因为一群职业的律师、会计师和说客正为他们提供服务。他将这一“侍臣”群体称为“收入保卫从业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们待在一些由顶级富豪资助的智库中，绞尽脑汁地精心策划反对税收的方案，他们肯定从中捞到了不少好处。
如果说美国实际上是由寡头集团统治，那么这些寡头形成的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小派系。毕竟，一些最著名的顶级富豪，比如备受瞩目的沃伦·巴菲特强调了他们享有很低的实际税率，并呼吁政治家提高税率。正如他所说的那样：“阶级斗争的确存在，这一点儿也没错，但正是我所在的富豪阶层挑起了战争，而我们是占优势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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