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年。法西斯主义是怎样产生的?法西斯主义本质上是什么?根除法西斯主义的力量在哪里?面对近年来逐渐崛起的新法西斯主义，对这些问题的反思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对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法西斯主义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直接产物。德国1933年制造业指数下降为55(1929年为100)，失业率从1929年的8.8%猛增至1932年的30%，名义工资下降35%，加上战争赔款等导致的巨额外债，德国经济由原本的世界第2迅速滑落至世界第5。而日本中间阶层在1930的平均收入只有59钱，生活难以为继。广大群众在危机中失去工作，饥寒交迫，惶惶不可终日，产生了对政权的极度不满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法西斯主义也正是借此掌握政权。
法西斯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经常一方面鼓吹极端民族主义，利用侵略战争转移国内矛盾;另一方面宣称要限制垄断资本，保护普通群众的利益。因而受到广大人民，尤其是中间阶层的热烈追捧。纳粹党章明确写出要“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将托拉斯收归国有”、“分配大企业利润”等等，使自己在底层群众中的支持率迅速增加，1930年纳粹党获得的640万张选票中，工人的票数几乎占到300万，党员人数也从1929年底的17万人，迅速增加到1933年的85万人，其中工人、农民占到了49.5%。日本右翼团体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肆煽动“打到政党”、“反对财阀”，陈述农村的贫困、军队的危机、政党的腐败以及“天皇亲政”、“昭和维新”的迫切，极为笼络人心，在对右翼团体发动的恐怖事件——“五一五”事件的公诉中，一个月内收到的减刑请愿书就达到35万七千封，甚至有九名青年自断手指，浸在酒里寄给陆军大臣，表示对“英雄”的敬佩，其群众基础可见一斑!在意大利，墨索里尼通过支持退伍军人占领荒地和农民暴动，提出“给农民土地”等方式，也在贫苦农民当中积攒了大量的人气。
然而事实上，法西斯政权却往往不像其自我标榜的那样“亲民”，而是迅速走向了同垄断资本合流的道路。纳粹上台之后，德国企业迅速集中，股份公司数目由1931年的10431家，下降至1939年的5353家。从资金量上来看，1935年的7000余家股份公司中，822家垄断企业占所有企业总资金量的60%以上，并控制着其他股份公司。纳粹党通过法令，赋予康采恩以特权，强迫个体商户加入垄断组织，或者禁止创立新企业，典型例子就是1939年设立的电池与电瓶分配机构，该机构主要负责在协调各企业之间分配电池与电瓶的订货，避免竞争，而实际上分配计划基本上是由电力集团领导人进行裁定。德国在1934年设立了工业、手工业、商业、银行业、保险业和能源业六大集团，要求全体企业主和所有企业均为集团的义务成员，而被经济部长任命为集团领导人的往往是各行业最大的企业主，无疑加强了垄断资本在国内的地位。意大利法西斯在1919年选举失利后立即转变立场，公开反对社会党，充当统治阶级镇压工人运动的工具，因而备受国内垄断资本的赞赏，并在其支持下迅速建立了法西斯政权。
对外侵略战争是促使法西斯政权同垄断资本合流的重要环节，庞大的军费开支使法西斯政权不得不依赖大资本的支持，而军事订货以及对被侵略国的资本输出也让垄断企业赚得盆满钵满。九一八以后，日本军费开支暴涨，从1931年占财政支出的38.1%，飙升至1937年的75.2%，军部越来越认识到，离开财阀的支持，进行大规模侵略战争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加强了同垄断资本的联系。同军需工业密切相关的重化工业，在1929年仅仅占全国工业比重的24.6%，1939年则达到了53.%，使得日本的工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扭转，原本更加倾向于投资商业和金融领域的三井、三菱、住友等老财阀，也加大了对重化工业的投资力度。在军部的支持下，野口等财阀在朝鲜修建大型电站、化学联合企业，利润率高达30%以上，远高于在日本本土的投资。军部还同三井物产、三菱商事等勾结，在中国进行鸦片走私，谋取巨利。许多军人还直接参与了财阀企业的经营，在其中担任理事。纳粹德国1938-1939年度的军费开支接近200亿帝国马克，占到了国民收入的1/4，国家还通过进口和外汇管制等措施，支援垄断企业的外汇需要，以尽可能满足国家的军事订货。同时，通过贸易清算协定等手段，使一批东欧国家在外贸上依附于德国，保证垄断企业的出口利润，如保加利亚在1939年65%的商品进口来自于德国，而南斯拉夫1937年42.7%的商品进口自德国。由此可见，法西斯主义同垄断资本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垄断资本的利益，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的牺牲是必不可少的。以德国为例，纳粹党上台以后，德国的工资水平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直至1942年德国工人的平均工资还没有恢复到1928年大萧条之前的水平。德国名义工资指数从1933年的94.6上升至1942年的118.2(1936年为100)，但同时消费品价格指数也从111.7上涨至149.6，因此实际工资并没有明显提升。为了保证企业主利润，纳粹德国1939年借口“不准发战争财”，通过法令全面禁止提高工资，1941年又通过法令，规定雇主支付给新员工的工资不得高于他们被解雇前在原单位的工资。纳粹德国解散了全部工会，代之以御用工人组织“工人阵线”，而这实际上只是一个协调劳资关系的组织，并不能带领工人进行集体斗争，维护工人权益。虽然1934年纳粹制定了协议工资条例，但是由于工人缺乏组织，实际权力掌握在劳工长官手中，资方并未受到过多限制。曾经狂热追捧纳粹的中间阶层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为了保证大企业的利益，纳粹政权经常通过拒不提供原料或缩减贷款等方法，使小资产阶级的各项经营活动无法开展，1939年更是通过法令，要求凡受雇于从事某项“不适应的”或“与其能力不相符的”工作的手工业者，将被迫从事其他工作。1936年4月至1938年4月，德国有10.4万手工业者变成了领工资者。农业工人的境遇更加悲惨，他们工资往往只相当于失业救济金的50%-70%，且从1933年起农业工人不再享受任何失业保险待遇，在农村，地主被授权对其雇佣工人进行纪律惩处，包括罚款和体罚。
法西斯主义甚至还通过奴役被侵略国工人进行强制劳动，迫使他们忍受恶劣的工作环境和超高强度的劳动。纳粹党头子鲁道夫·胡斯向纽伦堡法庭陈述，法本染料公司和克虏伯导弹工厂的工人是怎样挑选来的：那些适于工作的人，判决后即被送到工厂内部的集中营去，而其余的人则送去集中营，幼小的孩子常常一不能劳动便被杀害了，对于那些适于劳动而判决暂缓执行的人，暂缓的期限也是很短的。1942年4月30日集中营总部下达一道命令，要求“使用罪犯从事劳动，必须严加管理，使其在工作时间竭尽全力，以获得最多的产品;劳动时间的长度，由集中营长官决定，不受限制。”一家但泽企业甚至“使用人体的脂肪来制造肥皂，头发用作战争的工业品，而金牙则小心剥下来熔成金锭，拿来填补德国银行的保险库，连骨灰也拿来作肥料。”日本在1943至1945年战败期间，从中国掳掠了近4万名劳工，据当事人回忆，他们在日本国家机器和企业的管辖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天出工前要列队报数, 集体劳动, 不得分散行走，同囚犯没什么两样，而食物既少又难吃，“以前吃的馒头里虽然掺着苹果渣和橡子面, 好歹还有一部分面粉。可是一过了正月, 馒头里的面粉一点也没有了, 橡子面照样有, 苹果渣也剩不多了, 掺上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树皮似的东西。馒头进了嘴, 就像砂子似的沙拉沙拉的, 又硬又苦，简直没法吃。”据统计，被掳掠至日本的中国劳工，死亡率高达17.5%，部分企业点死亡率甚至在50%以上。这些骇人听闻的事实充分说明法西斯主义是如何通过奴役、摧残工人以维持企业主的超额利润的。
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变》中认为：“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样，根植于一个无法再运转的市场社会。”的确，法西斯主义强调中央集权，个人意志服从于集体利益，反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形式上也许和社会主义有某些相似之处，也有人将二者混为一谈，作为“集权”“独裁”同“自由”“民主”相对立，然而，二者根本的不同在于，其代表的阶级是完全不一样的。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是建立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前提上的，今天的国企工人回忆起计划经济时期，很少会觉得那个年代“奴役工人”、“缺乏自由”、“不民主”，却往往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国营企业不仅保障了工人的生活，更让工人职代会、管理小组等组织参与到了生产管理当中，干部任命要“征求意见”，生产计划要“三上三下”，这样的集体主义，绝不是取消了工人的民主与自由，而正是用工人组织取代“自由市场”，来协调整个社会的生产。相反，法西斯主义，则是垄断资本的公开的暴力的独裁，强行解散工人组织，镇压工人斗争，使用强制性的军事化劳动，牺牲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以保证垄断企业的高额利润，用军事侵略保证本国资本对外输出。从这点上说，法西斯主义实质上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并无二致。正如曼德尔所说：“‘福利国家’经济和法西斯经济之间并不存在什么不可逾越的屏障。一方面，法西斯经济之中包含着‘福利国家’的一些因素;在希特勒统治下，重新就业的失业工人也会看到自己的生活有所提高。另一方面，‘福利国家’经济有成为军备经济的倾向，甚至是在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有的时候也会带来一系列法西斯经济的典型现象：限制民用消费和消费物资产量，强制储蓄，用社会保险基金为重整军备提供一部分资金等等。”由此可见，法西斯主义只是帝国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资本的统治不消灭，法西斯主义的阴云也绝不会消散。
法西斯主义的出现绝非偶然，一方面有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的客观背景，另一方面，也是劳资双方阶级力量对比的结果。纳粹党的崛起正值德国工人运动的分裂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镇压使其与德国共产党走向对抗，纳粹党则通过1933年的两次恐怖高潮将其各个击破。意大利社会党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工人斗争高潮中，并没有将高涨的革命形势转化为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幻想争取议会选举的胜利，最终失去了对革命运动的领导，遭到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的残酷镇压。尽管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经70周年，但在当今经济危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低潮的背景之下，新法西斯主义再次在世界各地沉渣泛起。在法国，持极端民族主义和血统主义，反对外来移民的国民阵线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尤其是在中下层群众和青年当中，其领导人玛丽勒庞在2012年的选举中获得17.9%的支持率，排名第三;在德国，新法西斯主义政党势力越来越大，甚至在部分州议会选举中位居前列，并伴随着层出不穷的暴力事件;被称为“俄罗斯纳粹”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2007年的选举中赢得8.14%的选票，获得了40个席位，曾一度成为俄罗斯第三大党;即使是在中国，在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也不乏极端民族主义的声音;这些正是世界经济持续衰退，阶级冲突加剧的必然结果。正如波兰尼所言：市场社会的结局，不是社会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在反思法西斯主义野蛮暴行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正视当前社会的阶级矛盾，努力改善工人阶级的地位与现状，使法西斯主义的悲剧永不重演。只有这样，才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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