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4月国新办发布了《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白皮书;9月6日，庆典活动举行之际，再次发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成功实践》白皮书。其必要性在哪里呢?不好说。随文做点解读。
前言中说：“1965年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来……”
在西藏这样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新中国成立之际就确定的重大政策。和平解放、民主改革一直到自治区正式成立，都是在民族区域自治基本原则指导下进行的。不能说自治区成立，才开始实行这一制度。这也是一个语文问题。
以国家名义发表白皮书，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在用语上应该讲究分寸。对于旧西藏的描述，似乎形成了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常常使用绝对化的语言;似乎认为不如此不足以表达义愤，发表白皮书，是摆事实讲道理，表达义愤不是其主要目的，义愤完全可以通过对白皮书的解读去表达。实际上，这样的效果往往是适得其反的。
第一节中有这样的表述：旧西藏的噶厦政府规定，农奴只能固定在所属领主的庄园土地上，不得擅自离开，绝对禁止逃亡。“人不无主、地不无差”，三大领主强制占有农奴人身，农奴世世代代依附领主，作为土地的附属物束缚在土地上。凡是人力和畜力能种地的，一律得种差地，并支乌拉差役。
“绝对”、“凡是”就是这样的用语。了解西藏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人们，大多知道，在封建农奴制度走向没落之际，逃亡成为了农奴消极反抗的基本形式(更是为了基本生存的需要)。旧西藏农奴主对于农奴和奴隶的束缚，有着完整的制度安排，一句“绝对禁止逃亡”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
“凡是人力和畜力能种地的，一律得种差地，并支乌拉差役。”这句话逻辑上就不通。领主的“自营地”，是由差巴耕种的，“自营地”是不支乌拉差役的。差巴租种份地，支应乌拉差役，其中也包括无偿地为领主服劳役。
“旧西藏仅地方政府征收的差税就达200多种。……外差是农奴给西藏地方政府及其下属机构支的差役。其中农奴负担最重的是运输差。西藏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各种物资的运输全靠人背畜驮。”
一般来说，这段话谈不上有什么错。只是要明白，所谓地方政府200多种差税，是地方政府在西藏各地所有不同差税种类的总和，不是指各地都要承担这么多种类的差税。运输差也一样，处于交通沿线和重要地域的人们承担的运输差很重，其他地方承担的运输差就要轻得多。这些事情上不说清楚，很容易“被敌对势力利用的”：依照以前所发布的白皮书之类的文告，旧西藏的土地出产是很低的;如果广大差民仅仅是地方政府差税就要承担200多种，那么，所有的差民把所有出产和所有人力都用来支差都是不够的，那么，差民早就死绝了。所以，此类文告是在撒谎。
“20世纪50年代中叶，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走到了尽头。”
这一制度其实在和平解放前就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一认识，连阿沛、东嘎活佛这样的人都早已认识到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在说如是不严谨的话?
“西藏生产总值由1965年的3.27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920.8亿元，增长281倍。……1965年西藏地方财政收入仅为2239万元，2014年达到164.75亿元，年均增长高达14.46%，……全区工业增加值由1965年的0.09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66.16亿元，增长735倍，……2014年，全区社会消费零售总额达364.51亿元，比1965年的0.89亿元增长了409倍……进出口总额达22.55亿元美元，比1965年的0.07亿元美元增长了321倍……”
“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2016元，比1978年的565元增长38倍，年均增长10.7%。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359元，年均增长10.9%。”
对于这种比较法，我真不想再说什么了。不是不能进行数据比较，要看什么数据;不是不能进行年与年之间的比较，我们常见的某年比上年增长的说法，就是一种比较。上述的那些数据比较，需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1965年与2014年的币值是一样的，1978年与2014年的币值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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