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制度应包括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是为经济制度提供保障和服务的，而经济制度的蜕变左右着政治制度本质的改变。也就是政治学中我们所认识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最突出的国情就是人口众多，这种众多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因此，如何合理地解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成为执政党和政府的主要任务。封建专制和民国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尝试，证明这些制度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因此才有了革命，才有了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才有了保障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同。全民和集体所有制组成的公有制形式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而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则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经济制度的分水岭体现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上。这两个名词前面其实隐含着两个根本不同的定语结构，那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根本没有丝毫的社会主义经济属性。所谓的中国特色，只不过是牵强附会、欲盖弥彰、自圆其说的借口而已。
建国60年的后30年，我们不断淡化意识形态，大搞阶级调和，弱化党的领导，削弱中央集权，固执地一味强调经济建设，虽然使国民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奇迹，但这种奇迹却是建立在肆意侵占耕地、出卖国家企业、教育商业化、医疗商业化、掠夺性开采和出卖国家资源的基础上，造成了少数人一夜暴富和多数人为基本生活而忧虑的两极分化现状。全体国民在思想上失去了理想和信仰，在行为上失去了凝聚力。这种经济奇迹是难以持续的，我们即将面临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产生的经济萧条和危机，进而产生政治危机。我们不遗余力地推进私有化进程，使私有化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无限制扩大，于是就出现了过剩牛奶倒入水沟，过剩西红柿大量销毁，大学毕业等同于失业，遍地红灯区等过去我们所嘲弄的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社会畸形现象。
这样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已经不可能是完全为民服务的国家机构了，我们的政治制度已经深深打上了资本烙印。必然要维护的是官僚资本的利益。这种情况下的民主是有产阶级精英民主，选举则是有钱人的游戏，是资本玩弄民意的过程。法律上名义上的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存在着事实上严重的不平等，而法律的实质则是将这种不平等合法化。
实践证明，出于我们的国情，我们是不适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观点也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我们只能在不断强化国防，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前提下，加强公有制经济，遏制私有制剥削，高就业低工资，逐步共同富裕，走一条真正社会主义的道路。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是不得人心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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