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位改革功臣寿终正寝，改革家们正在为他隆重祭奠，给予他的一顶顶桂冠自然不可少。让历史回到所谓伟大转折的改开之初，一个个改革名星的名字如雷灌耳，如果说万某是总设计师打开农村改革局面，实行分田单干的急先锋，那么杜润生则无疑是为分田单干提供理论支持的人物，称其为小农经济的理论权威也不为过。
要了解和研究中国的三农，“杜老”是绕不过去的，他以102岁的高寿，见证了新中国六十余年农村改革的实践，并在前后两个关键时期都有不俗的表现。先是在五十年代的合作化运动中，跟随邓子恢“反冒进”，被毛泽东批为“小脚女人”，他实际上是对农村走集体化道路不感冒。毛泽东虽然批评了他，但认为只是其个人的经验问题，下去干一个时期就好啦。在随后的岁月里，杜虽被边缘化，但也有幸躲过政治风浪，总算熬到改革开放。
想当年，在农村搞分田单干实属不易，不说干部群众长期以来受到毛泽东时代的教育，集体化道路深入人心，而且仅就发展生产力看，集体的力量已经得到充分展示，除了像小岗村这样的落后自私典型，如果要让全国农民自愿选择，恐怕分田单干派不会获得大多数，尽管主流可以用所谓给农民充分自由和发家致富的诱惑来满足小农自私自利心理，从而诱导走复辟倒退的路，但对于相当部分觉悟的干部群众来说，恐怕效用也是有限。所以除了需要像万某那样敢打敢拼的人物外，像杜某这样不温不火、用软刀子办事的理论权威也是不可少的，这就像一文一武，相得益彰，从而使农村改革大业渐次推进，避免激起过大矛盾。
让我们来看看杜某为分田单干，恢复小农经济提供了哪些理论依据。首先一个是重新发现家庭经营，认为家庭经营是最适合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因为农业的劳动对象动植物与工业产品不同，具有生命属性，而在呵护有生命的动植物方面，家庭经营具有不可取代的优越性。这其实是借用事物的特殊性否定事物发展的共性，中国自苦以来都是家庭经营的小农经济，并未因此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反而在近代沦为西方列强侵略的对象，也并未给广大农民带来福音，相反却是农民苦难命运的根源。毛泽东通过深入分析中国历史，避免农民重新沦为两极分化，陷入无尽贫困的处境，在土改后就引导农民通过合作化运动，走集体化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才是亿万农民的方向。用农业的生理特殊性来否定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显然是以偏盖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仅如此，就世界范围来看，当今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对小农的改造在世界上也是如火如荼，随着小农的纷纷破产，资本主义农业方式的普遍建立，所谓家庭经营的优越性早就被现实击得粉碎。
其次是说中国人多地少，不适宜搞规模经营，小家小户的家庭经营最合适。由于中国是农业国，农民要靠土地为生，而且土地还是农民的保险，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养老自救都靠土地。这些显然也不是瓦解集体化，恢复小农经济的理由，恰恰是瓦解集体化、恢复小农经济造成的后果，正是由于农民失去了集体的依靠，才必须完全依靠自己解决生存问题，更遑论各项保险，而这些恰恰是当初集体为农民提供的福利。以国情因素来强调小农的必须，而否定规模经营是颠倒了因果关系，集体所有制下的规模经营在中国实行二十余年，无论从农田基本建设、科技发展还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方面，都已经充分显示其优越性。
再次，认为集体捆住了农民手脚，只有包干到户赋予农民充分自由，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其实这个所谓的积极性是值得分析的，实际上是只承认激发人的私心才有积极性，而一心为公就没有积极性，作为社会的人，既有私心的一面，又有公心的一面，要不然就不能理解陈永贵领导下的大寨人战天斗地，艰苦奋斗，为国家作贡献的精神。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并非只是一味强调人的私心才能发挥积极性，这样做只会适得其反，让整个社会为私欲所驱使，这样的后果在今天已经完全显现，风清气正的、激情燃烧的年代就是在所谓调动人的积极性中一去不复返了。
还有一点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一样，认为分田单干、恢复小农经济是农民的自由选择，甚至鼓吹为“农民的伟大创造”。对这一点实际上也是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在农民的思想中不可避免有先进的、落后的，是去调动先进的积极性还是落后的积极性是一个问题。同样农民也不是铁板一块，既有像小岗村那样的农民，也有像大寨那样的农民。如果把小岗村农民的选择作为所有农民包括大寨农民的选择那就是蛮不讲理，混水摸鱼，至于所谓“农民伟大创造”的荣誉恐怕小岗村农民还没有那个资格获取，因为几千年来的中国从来就是小农经济，创造何来?要说以大寨为代表的集体化是“农民伟大创造”才算得上名副其实，因为那确实是开天辟地的新事物。以政治人物的取舍冒名农民的选择，显得既冠冕堂皇又让人听着舒服，其手法不可谓不高，可忽悠不了人。
上述杜某为实行分田单干、恢复小农经济提供的主要理论依据，即便在当时，放在正统的马列毛理论底下照一照，也是会原形毕露的，事实也是那个时代批倒批臭的。然而时过境迁，形势比人强，因为政治的需要，臭的变得香起来，香的也被批臭了。然而，历史不会永远香臭不分，用总设计师的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三十年多，今天谁香谁臭的判定应是不难的，只是有人鸭子死了嘴巴硬而已，这是由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的。可叹可笑的是时至今日，有些人还把杜某的这些论点视为圭臬，企图论证小农经济在现今条件下还有存续下去的理由，他们就显得太过迂腐不识时务，不及当年他们的祖师爷圆通变化的高明之万一。
回溯到那个决定中国命运的所谓伟大转折时刻。那是四人帮已粉碎，总设计师已出山，英名领袖正已经显得不那么英明的年代，杜某成为新成立的国家农委的头头，后来又继之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高官，身居主导中国农村政策的核心地位。先是万某领总设计师之命，出督安徽，正巧碰上小岗村农民因为极端狭隘自私，即使新兄弟也搞不到一处，没办法只好分田到户，各人顾各人，没想还真是天上掉馅饼，一下砸到小岗村农民头上，其时万某正愁如何下手，小岗村便及时出现，因势利导，名不见经传的小岗村居然阴差阳错成了改革先进典型，名利双收那是后话。
当时万某替总设计师放了第一炮，于是关于分田到户一场论战就点燃起来了。其时主政的英明领袖、王任重、张平化、李先念等人明确反对，李先念就说：“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嘛!”到1980年1月，国家农委召开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时任分管农业的副总理王任重在会上讲话，再次强调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而杜某安排的周曰礼则在会上大谈万里在安徽实行的包产到户如何好，结果引起激烈争论，分组讨论时安徽受到整个华东组的围攻。杜某眼见包产到户主张成了众矢之的，也只得说对包科到户要请允许地方试验，实际上也是后来讲的“不争论”，先做了再说，为全面实行包产到户撕开口子，口子一旦打开，后面的事就好说了。杜某又联合新上任的赵副总理，不顾李先念、王任重的反对意见，不用国务院名义而以国家农委名义下发了肯定分田到户的文件。用杜某自己的话说“于是把问题淡化了”，这无疑属于杜某所谓圆通的高妙手法。这还不够，他还让人将自己的讲话稿不经组织同意，拿到《农村工作通讯》上发表，造成中央肯定分田单干的声势。后来他居然假惺惺地检讨，“造成一些不好影响，我应该负责。”这不好影响不正是其处心积虑要达到的目的吗?这是一个回合，还有下一个回合。
1980年9月，中央召开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参加的各省市区书记，只有贵州的池必卿、内蒙古的周惠辽宁的任仲夷发言支持包产到户，绝大多数书记持反对意见，如黑龙江的杨易辰就说：“黑龙江是全国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一搞包产到户机械化发展就受影响，生产成了大问题，是倒退;集体经济是阳光大道，不能退出。”会下杜某征求意见，做各省工作，然而大家一致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集体化取得了伟大胜利，有错误已经纠正了，希望在非贫困地区设个“闸门”，以免包产到户蔓延。有的人还拉住杜某的手说：“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即便这样，开弓哪有回头箭，好不容易冲开的缺口岂有堵上的道理。最后形成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这一文件，尽管在前面戴了一个“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的帽子，但紧随其后却大肆批判人民公社的不是，这是口头上肯定，实质上否定。这还不算，文件还貌似公允地讲到“现行生产责任制群众满意或经过改进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口，愿意选择家庭承包的也不要硬纠。”“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的，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说是农民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也可以，那也可以，实质上还不是后来的不换思想就换人，随后就在全国掀起包产到户风潮，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有多少地方不是望风而动，改弦更张，很好发展得好好的集体经济顷刻就化为乌有，所幸仅有南街、华西等个别村庄顶住了压力，成为全国一枝独秀的亮点，这当然不是拜杜某所谓的“这也可以那也可以”所赐，正如杜某自己说的，是“妥协”的结果，是怕激化反对的意见，而采取温水煮青蛙的方法，其实杜某这些人根本目的就是瓦解集体，恢复小农经济，为总设计师的改开大业服务。这又是体现了杜某圆通、老谋深算的高妙手段。如今这一手法更被发扬光大了，前不久不是听见有人说“发展规模经营可以采取多种模式，允许充分的试，充分的闯，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实质呢?不过为推行资本主导的规模经营铺路而已，如果群众要求回归到集体化的规模经营呢?像南街村、华西村那样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可不可以试，可不可以闯呢。
历史是公平的，总设计师虽然没有活到今天看到农村的现状，但杜某却见证了。翻开那些在抹不去的历史印记，再对照今天的一切，那些所谓的高明理论和深远预见带给他们的是光荣还是耻辱是显而易见的。杜某这个中国小农经济的开山鼻祖、理论权威因为活得够长，有幸看到了小农经济垂死的这一天。显然他没有反悔过自己的理论，尽管他的弟子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早就超脱小农经济理论，开辟了另一片天地，资本改造农业的道路。历史也用反面教员证明，毛主席当年领导亿万农民走集体化道路没有错，小农经济是没落没有前途的，在现代条件下，不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过渡，就必然会被资本主义改造。
今天的某些人，还死抱着小农经济理论不放，他们是连杜某也不如的，不懂得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不懂得任何经济政策都是政治路线的集中反映，不懂得时世变迁，社会发展大势所在。前不久发生了一场关于小农经济派与阶级分析派的争鸣，就是关于当今时代是小农经济还是农业资本主义的判定。尽管小农经济学派一边美化造成农民骨肉分离、天各一方的半工半耕代际分工模式，一边以改革蓄水池和稳定器作用来乞求资本手下留情，给农民留下一条退路，从而让小农经济得以存续。但阶级分析派的学者们却以翔实的调查、精辟的分析推理，论证了小农经济在市场化大潮下，绝难独善其身，相反小农经济早已在市场经济的浸润下，被资本潜移默化地改造。显然来自压迫小农的资本不仅是外部的资本下乡、农民进城，还包括农民自身分化后自然形成的内部资本化。而资本下乡的外部资本化不过是加速加大整体资本化的力度而已。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资本化已经牢牢掌控了农业产业链各个环节，不仅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资料供应、农产品销售，而且即便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本身，也已经实质上被资本化。今日即便的残存下来的小农，也非原来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小农，而是被资本改造后的小农。因此，小农经济学派标榜的所谓小农立场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农民的主体地位和组织化也只能是空中楼阁。阶级分析派的学者用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实质上与马列毛主义政治理论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殊途同归，这显示的其实是马列毛主义作为真理的强大生命力。而小农经济派则一心要超脱意识形态，独辟蹊径，就难免左右不讨好，陷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泥淖。小农经济派企图通过自我改造，强化统分结合中“统”的功能，而这显然是与现实中不断增强私有化“分”的功能相违背的。小农经济力图说服主政者给农民以退路、国家才有出路的主张也显然是一厢情愿，不会被人接受的。至于小农经济派主张效仿学习日本、韩国、台湾的所谓“国家主导+农民自主”的东亚模式，也是脱离中国的发展现实，画饼充饥，望梅止渴，不用说日韩台与中国大陆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性，其模式本身就并非如所论的那么完美，不过是把小资本组合起来对抗大资本的方法，资本对小农的压迫并不会真正消除，只会越来紧迫。在资本垄断的趋势下，小农生存前景不会美妙，如日韩台的土地兼并加剧和农村社会凋敝就是明证。总而言之，不改变资本主义发展方式，不改变市场经济大环境，小农经济必然要被资本所改造，纳入资本主义生产的链条。还要补充的是小农经济派强调的“国家主导”似乎表明中国小农疏于国家主导，过于放任自流，实质上放任自流就是一种另一种形式的主导，起码来说是促使了两极分化，培育了内部资本力量，何况国家还通过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方法和扶持家庭农场、种田大户、农业资本家等大农，表明国家对三农从来就没有放弃主导，而是在不断加强主导，不过是主导的方向不同而已。至于说农民的自主，企望农民在小生产基础上实现民主试验，从而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开路，这一点更是不须怀疑，只需看看今天中国农村两委的所谓民主选举就一清二楚了。
只要对照一下，就能发现这些当今的小农经济派人物虽然虔诚得很，但却没有真正领会如杜某这样的小农经济理论权威的精神真谛，因此他们不会有资格充当杜某的真正传人，只能沦为在野派，而杜某嫡传的门下弟子们正在把小农经济埋葬，从而以便在小农经济的腐尸上生长出资本主义农业之花。这是当今那些虔诚的小农经济派的悲哀，但很可能是杜某奋斗终身的宏愿。在有生之年看到了自己一手包装出来的小农经济行将灭亡，是沮丧还是欣慰，恐怕唯有自知了。
小农经济理论权威死啦，小农经济也死啦，死得其所。
2015-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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