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时还叫《读者文摘》，曾经断断续续看了好多年，因为买不起，因而多是借阅别人的，在别人不看的空闲时间借来抓紧看看，以至于养成了从后往前看的毛病。甚至于长大后在废品站见到《读者》杂志，还要用别的书换回来，虽然已经不怎么喜欢看了。
喜欢《读者文摘》是在初中阶段开始的，那时虽然个人的足迹不超出村子二、三十里，接触的人和事也只有农村的邻居和学校的同学。但好在老家这地方不算闭塞，地处平原，东北和西面能看到山，却可望不可即，也有公路和铁路通往百余里外的省会西安，交通很发达，村子不远就有学校、供销社和邮局，十里以外有一个更大的镇，在哪里有照相馆和书店，到现在还保留着那时买来的《十万个为什么》，可以说从小除了船没见过，山没爬过，别的什么汽车火车都知道，也亲眼看见过给毛主席纪念堂运送大柏树的车队以及汽车拉着卸掉了翅膀的战斗机。但和《读者文摘》里面描述的世界一比较，内心就不由自卑了，外面竟然还有一个更文明、更美好的世界，而我们所作所为是多么渺小和丑陋啊。
初中和高中时尽可能读了能看到的课外书，《读者》自然在内，现在记得的文章还有：姐姐出国几年归来，家人热情招待，洗菜的水哗哗的流着，姐姐关了水龙头，妹妹说，关它干啥，用不了几个钱，姐姐说，我在乎的是水。还有一篇是某作家回国说自己到某国，朋友开车带他去玩，在一条不好超车的土路上跟在一辆尘土飞扬的车后，结果在一个稍微宽敞的地方，前面的车停下来挥手示意请他们的车先走，作家不解，就问前车的司机为什么?前车司机说，你们跟在后面，吃了很多土，现在请你们走前面，我在后面吃土这样才公平。作家不由从心里赞叹其国人品德的高尚，而中国人从不会这样做。
《读者》的文章差不多都在讲中国人多差劲，外国人多高尚。但对照我自己的行为来看，似乎既没有书中描述的中国人的种种恶习，也没有外国人那样做作的高尚行为。公交车上很平静的让座，该排队的地方很自觉地排队，公共场合很低声的打电话，很认真的给人指路。并且这么多年看到的不光我是这样做的，大多数周围的人其实和我一样都是这样的，那回在公交车上看不到让座的景象呢?
彻底厌恶《读者》是在电影《拯救大兵润恩》之后，很多人都因此赞扬美国的民主和人性，说这事中国就不可能发生。但这时有人站出来说：中国也有这样的事情，抗美援朝时，志愿军一个独生子的父亲写信给彭德怀，问能不能让他的儿子回家给自己养老送终?彭德怀知道后命令立即把这个战士从近百万士兵中找出来，给这位老人送回去。描述中国人光彩一面的文章《读者》上是看不到的。
也许这是教育人的一种方法吧，但这一定是一种有缺陷的教育方法。就如同父母给孩子说，你看人家谁谁家的孩子就比你强，但长大了看，那谁谁家的孩子并不比我强。所以我在自己有了孩子以后，从不说这个话，而是告诉他，你并不比别人差，没有什么天才，都是努力奋斗的结果。你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取得好成绩，即使一时考得不好，那也没什么，这时候重要的是要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改正错误，争取下次考好。多年用这个方法，竟然发现孩子比我那会更有出息。
所以我说，讽刺和打击不是教育，鼓励才是正确的教育方法。
在后来因为书名冲突说要改名字，心里有些不舍，还是觉得要改就叫《文摘》，后来名字改为了《读者》。想想也对，读者要看的是“文摘”，而出版商要的是“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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