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中共十二大，酝酿产生的常委有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中国权力进入寡头制衡时代。通过入越战争与华北军演，又因叶剑英辞世，邓小平牢牢掌握了军权。胡耀邦综揽其他事务，主要是经济与思想。其他活跃人物有宣传部长、书记处书记邓力群;中央委员，此後的中顾委常委胡乔木。他们之间形成了权力的分割与制衡。
胡耀邦主导的经济改革，智慧来源是东欧，标志是“承包”，不但农村承包，工厂也承包。还主张GDP年增长7%，这个指标在账目过硬、流动性低的时代非常之高。客观而言，胡是过火了，直接後果就是1988年的“价格闯关”即恶性通胀。农村承包使农业破产，也有目共睹;工厂承包者并无能力赔付亏损，搞得毛时代行之有效的“公司治理”无形资产丧失殆尽。很自然地，胡的蛮干招致据称“懂经济”的陈云，还有胡乔木的反击。详见林牧文章(http://www.hybsl.cn/beijingcankao/beijingfenxi/2013-02-16/34498.html)。
谁是谁非?争议是好的，解放思想嘛，惜乎缺乏解决机制。陈云、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策动政潮，想把胡撵下去。“在总书记、常务书记和中办主任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竟然有人私自发出召开要总书记下台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出处同上)。最後是邓发声说“到此为止”，胡耀邦主张胜出。但未追究陈云等的责任，政治规矩破坏殆尽。邓的仲裁地位则更加突出和稳固了。
胡耀邦的思想，确实包容，比如在涉及方励之时候说：“不能强迫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这话就出格了。像本毛左这样的非党人士，可能因头脑愚钝，无法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但一个政党，无论是列宁式的还是欧美式的，必须有一个共同的学说与政纲。但胡乔木、邓力群辈思不及此，想请一个大笔杆子出山，此人是文革中期被泽东同志打倒的王力。
王力大搞政治投机，致书中央建议“树立小平同志为核心”，及“清除精神污染”。倡“核心”惹得陈云很不高兴，迎头痛击(出处同上)。于是胡的主张又胜出了。这又体现了权力制衡。
但胡耀邦思想本身是不圆融的。既然主张思想多元，就要有应对由之而来的组织多元、普选吁求的切实措施。但他显然是没有心理准备的。1983年，胡耀邦提出：“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所谓“特社”，也就包括政权，其实就是“四项基本原则”，所以“三个有利于”後来被邓借用。
所以，面对八六年开始的连续学潮，胡耀邦就应对失误了。他想顺应“结束垂帘听政”的吁求，招致邓的强烈反应。于公有私，邓的行为无可厚非。因为即便胡大权独揽，仍然将面对社会的民主呼声。胡乔木说得很客观：
“我们党内像小平同志这样经验丰富、资格很老的革命家不多了。我们这些比他小十多岁的人，充其量只能称之为党的领导人，而小平可以说是我们党的第二代领袖。我不反对民主政治，但民主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我认为在我们国家政治制度面临转折关头，需要一个德高望重的政治领袖继续领导我们完成这个转变。这也是我坚决要求小平能在十三大继续留在党中央的立场。”(出处同上)
胡耀邦下台後，赵氏搞的“地方选举”，确实体现了“渐进民主”的诚意。威权之下的有限民主，才是中国政治转轨的唯一消劫之道。这个方案，即便不是邓氏发明，至少也是邓氏赞襄的。可惜，胡耀邦之死触发的灾难，让改革派受到重创，中国的民主进程戛然而止，寡头权力制衡也蜕变为寡头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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