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特别是当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取消在我国城市的汉族人口中，已经实行了三十五年的“一胎化”这项计划生育政策之后。“人口红利”一词，不仅更是频频地出现在主流媒体和互联网上，而且不管是以“改革教”徒为代表的右翼，还是由人民群众所组成的左翼，都在频频地使用。
改革开放开始之后，凡某项政策的出台，只要右翼拥护，左翼必然会反对。而唯独“一胎化”计划生育这项政策的取消，却得到了左右两翼的“一致拥护”。
对在城市里的汉族人口中实行“一胎化”的这项计划生育政策，近年来，不仅遭到了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等“公知”和“精英”们的拼命诟病，甚至还更是有人危言耸听地将此归纳总结成了“谁来拿枪保卫祖国?”、“天量的廉价劳动力还从哪里来?”、“‘八老一小’的养老景象不令人恐怖?”、“全国俞千万的‘失独’家庭咋过?”、“人口无序流动咋能平衡区域经济发展?”、“打击拐卖儿童咋成极难遏制的特色犯罪?”、“低素质劳动大军怎么适应经济转型?”、“社会和谐发展遇到很多死结咋解?”、“经济出现全面大幅下滑咋破解?”和“‘再生难’挑战种族延续该咋办?”这“十大灾难”。
在城市里的汉族人口中实行“一胎化”这项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我国不仅还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时期，而且那时邻里相望、互帮互助这样的良好社会风气和城市有养老院而农村有“五保户”这样的制度也在。因此，空巢、孤独和养老等这些问题在“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推出之初，都是一些伪问题。而这些伪问题之所以变成真问题，完全是由于改革向着私有化的方向前行造成的。与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扯不上丝毫的关系。
“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正式推出时的一九八○年，我国城市人口的规模并不大，大约只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因此“一胎化”的这项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只涉及到了这部分人。而在农村，当时实行的是一对夫妇的第一胎如果是女孩，那么还可以生第二胎。然而这项政策，只是在东北地区落实的较严。而在山东、河北、河南、四川、贵州和云南等地的农村，这项政策实际上就是虚设。在上述地区，那些六○后、七○后的夫妻，生了两个孩子的，都算是生少了。生三个、四个的，并不在少数。所以，如果按“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实行时的一九八○年我国城市和农村人口的二比八这个比例推算。一胎化的家庭和二胎或是多胎化家庭的比例，应该也是二比八。但是我国八○和九○后同龄人口群体中，是独生子女家庭的人和是多子女家庭中的人的比例，却要远远的低于二比八。故而我国根本就不应该存在所谓的“独生子女组成作战大军”的这个问题。目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独生子女较多的这个问题，完全是因为复员军人的安置货币化、特别是由于不再从优秀的战士中选拔干部等这些制度的实行，从而导致了大量的农村青年不再愿意入伍参军才造成的。而城市户籍的青年参军入伍，不仅复员时货币化安置费用较高，而且有时还更有其他一些优惠政策。二○一五年，辽宁省的几个城市推出了一项城市户籍的高校毕业生参军入伍，复员时安置到事业单位就业的政策。于是今年这几个城市的城市户籍高校毕业生报名参军入伍的，便非常踊跃。因此如果继续实行毛泽东时代直接从优秀的战士中选拔干部或是农村户籍的战士复员时也都安排到城市里的国营、哪怕是集体企业里就业。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营的大门，恐怕早就被多子女家庭的农村有志青年挤破了。所以，“谁来拿枪保卫祖国?”这个问题，不仅完全是来自凭空的想象，而且还更是杞人忧天。当今的中国，面临的真正危险不是谁来保卫祖国而是敢不敢保卫祖国的这个问题。只要敢把毛泽东留下的“两弹一星”竖起来，那我们中国的安全，还能成为问题吗?
“‘八老一小’的养老景象不令人恐怖?”这样的场景，可能是又一种的“中国梦”。而为了把这个“梦境”说圆，危言耸听者还更是把这个“梦境”的发生地，选在了江苏省的如东。
“这是江苏如东县一个“光荣”遵守一胎政策的老龄化家庭，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学生，一对近五十岁的父母，一个外公，一对爷爷和奶奶，一对曾祖父和曾祖母，一家八口只一个年轻人，即使在动物世界，这都是令人非常恐怖的种族灭绝画面?如这小伙一结婚，背后站的又将是几个老人?全世界哪个国家能见到这种断子绝孙的画面?!”
这个大学生可真是够“绝”的，不仅其父系家族是“真正的三代单传”，连个姑姑、姑奶都没有。而且其母系家族，也更是没有个姨娘和舅舅。
这个大学生的那才近五十岁的父母，应该是六○后。他们结婚的时候，应该是已经到了八十年代了。如果按照二、三十年一代人的话往上推算，那么这个大学生的外公和爷爷与奶奶，应该是三○后或是四○后。而其曾祖父和曾祖母，最起码也得是二○后。在一九八○年之前，我国并没有实行“一胎化”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尽管那时的中国也存在着独生子女的家庭，但那不仅都是由于客观原因所造成而与“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无关，而且在当时，独生子女的家庭，也特别的少。尤其是象如东这个大学生这样，其父母不仅都是独生子女，而且这两个独生子女还结成了婚姻的现象，在那时的中国就更为罕见。难道他们的父母，也都“光荣”遵守了“一胎化”的政策?特别不合逻辑的是，不仅这个如东大学生的爷爷和奶奶只生育了其父亲一个人，而且其曾祖父和曾祖母，也更是只生育了其爷爷一个人。在那时的中国，如果不是由于没有生育能力因而只是向人讨要了一个孩子的话，那么连续两代只生育了一个孩子的这种现象，课就决不只是绝无仅有的了。因此象“‘八老一小’的养老景象”这种事情出现的概率，决不会比陨石穿过针眼的概率，能大多少。所以，“‘八老一小’的养老景象不令人恐怖?”这个问题，不仅纯属就是危言耸听者恶意编造的谣言，而且编造谣言的水平，还特别低劣，不懂得基本的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这个二十多岁的大学生那一对近五十岁的父母，目前还算不上是老人，而当他们成为也需要儿女来赡养、扶助的老年人的时候，不用说这个大学生的曾祖父和曾祖母，可能就连他的外公和爷爷与奶奶，都早已作古了。如此，那又何来“八老一小的这种养老景象”。
“全世界哪个国家能见到这种断子绝孙的画面?!”这的确是不可能有!而我们中国不仅今天不会有!而且将来也更不会有!
最为无理和无耻的是，目前中国人身体素质下降的这个问题，也被危言耸听者把它与“一孩政策”，牵连在了一起。目前中国人身体素质的下降，完全是由于食用了太多的化肥、农药、添加剂、促生长剂、三氯氰胺以及转基因食品才造成的。“一孩政策”导致了每个家庭的孩子减少，因此父母也就更有时间陪着、带着去参加体育锻炼。那么中国人的身体素质，也就本应越来越好才对，怎么会反过来呢。
“全国俞千万的‘失独’家庭咋过?”这个问题，的确是目前一个极难破解的问题。失去唯一的孩子，当然是人生的莫大之哀。然而一个人如果只是追求孝顺父母，如果只想求得儿女孝顺自己，如果只是追求含饴弄孙、儿孙绕膝和多子多福这样的个人天伦之乐，那么哪怕他十个儿子中的一个先他死去，那他照样也会悲痛欲绝;如果是为了追求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繁荣，那么哪怕只有一个儿子但却为国捐躯了，那他也会感到无尚荣光。
在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那场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为了抵御外侮，为了驱逐日寇，北京市密云县石城镇张家坟村的“英雄母亲”邓玉芬，先后把丈夫和七个儿子中的六个，全都送上了抗日的战场。而走上了战场的丈夫和五个儿子，也全都为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九六九年三月，“珍宝岛十英雄”之一的陈绍光牺牲后，他那远在四川宜宾乡间的母亲，又把他的二弟陈绍亮，送到了陈绍光生前所在部队，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六军一三三师师长刘继昌的手上。而后不久陈绍亮又在抢修国防公路的紧张施工中，也不幸牺牲。在得知了二儿子牺牲的消息后，陈妈妈又把陈绍光的三弟陈绍强，送到了沈阳边防部队。在自己一个人就要回家的时候，陈妈妈流下了眼泪。沈阳军区副司令肖全夫见状全解陈妈妈到：“陈妈妈，您的心情我理解，您的两个儿子都献给了国家，小强还是跟您回去吧。”听了肖副司令的劝慰，陈妈妈却是这样说的：“肖司令，你想错了，我不是为死在这儿的两个儿子流泪。我是想，这是我最后一个儿子了，我再没有儿子往前线送了。”
一个民族的强大，不仅要有一定数量的人口，不仅要有一定的物质力量，而且还必须要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而“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和“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所彰显的，就是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
孝道文化对我们这个民族走向强盛的伤害，曾经是极其致命的。抗日战争中，有多少人就是在遵从孝道的名义下，叛国投敌而当了汉奸。深受杨靖宇的信任，也曾经和日寇浴血奋战的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师长程斌。当日寇把他的母亲和哥哥抓去以逼他投降之后，他马上就叛国投敌当了汉奸并把杨靖宇逼上了绝境。所以，象这种已经走向了极端的所谓孝道文化，还是早点让它烂断了根为好。
最为荒唐的是，尽管实行了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但在目前我国还是每年都有一千五百多万到一千六百多万新生儿出生的情况下，那些拼命诟病“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却不仅竟然担心起了中华民族的种族延续来，而且还更是把如何繁衍人口，看成了是中华民族如今所遇到的“‘天字号’难题”。
如果一个每年都有一千五百多万到一千六百多万新生儿出生的民族，也担心起自己的种族延续，那还让世界上那些总人口还不足一千万的国家活不活?说到底，这些假装关注中华民族种族延续的人，真正关注的只能是自己家族的种族延续，只能是“天量的廉价劳动力还从哪里来?”，只能是什么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的这个词组，由人口和红利这两个名词构成的。人口，当然是指自然人;红利，就是普通股股东所得到的超过股息部分的利润。而所谓的“人口红利”，就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抚养率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人口红利”一词，是美国经济学家、夏威夷大学教授安德鲁•梅森，于一九九七年首次提出的。随后人口红利一词，便风靡了人吃人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也只有在人吃人的资本主义世界里，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才会被看成是嗜血的资本所带来的浸透着鲜血的红利。一个国家的政权如果把自己的人民都看成是红利，那么这个国家政权也正是邪恶到了极致。而“改革教”的长老级人物之一的厉以宁，就曾经这样说过：“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三千万老工人。八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而“下岗失业、减员增效”政策所导致的这被牺牲了的三千万老工人，就是完全落入“改革教”个人腰包的“人口红利”。
数量庞大的中国人口，不仅成为了如今“改革教”的红利，而且也更曾经是国家的沉重负担。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反动政权在中国大陆的统治眼见不保，于是决定退守台湾。在离开大陆的那最后一刻，蒋介石对他的儿子蒋经国这样说到：“我把四万万中国人吃饭的包袱，甩给了毛泽东。”为此，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特别是在道义上都被毛泽东打得稀里哗啦的蒋介石，甚至还产生了一些幸灾乐祸的感觉。
对内依靠封建地主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而对外又依附帝国主义的腐朽无能的蒋介石反动政权，由于既把四万万中国人当成了是人口红利，而又无力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因此便不仅把四万万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看成了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而且也更是把四万万中国人心，都推向了毛泽东。然而由于毛泽东不仅没有把中国人当做是人口红利，而且其所建立的新中国政权，由于是一个劳动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政权，所以劳动人民大众成为了国家的主人。而在成为了国家主人之后，劳动人民大众发挥出了冲天的干劲，从而不仅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还更是把曾经百年挨打的中国，建设成了社会主义的强国。
中国劳动人民大众的命运，实在是太苦了。在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统治时期，庞大的人口数量，是国家政权的一个沉重负担;改革开放之后，十亿多的中国劳动人民大众，又都成了“改革教”的红利。而只有在短暂的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劳动人民大众才不仅被视为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而且还更都成了国家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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