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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阳:公有制与劳动积极性(完整版)

黎阳 · 2015-12-14 · 来源:乌有之乡
这是黎阳为回答一位青年网友的疑惑而写的一篇文章。即“在绝对的公有制下,如何推动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为了解答这个疑惑,黎阳从多个层面进行阐述,条分缕析,通俗易懂,拆穿谎言,破除迷信。虽然有点长,但干货还是照样很多,值得一读。

    编者按:这是黎阳2010年为回答一位青年网友的疑惑而写的一篇文章。即“在绝对的公有制下,如何推动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为了解答这个疑惑,黎阳从多个层面进行阐述,条分缕析,通俗易懂,拆穿谎言,破除迷信。虽然有点长,但干货还是照样很多,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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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与劳动积极性

黎阳   2010.7.14

目录

  一.“绝对的公有制”下不存在“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

  二.拆穿一个谎言,破除一个迷信

  三.公有制下的劳动积极性

  四.小结

 

  一.“绝对的公有制”下不存在“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

  【panqing215】网友:

  多谢你信得过,“心里有过不去的坎”时来问我:“在绝对的公有制下,如何推动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见附录)

  首先我要说,“绝对的公有制”这种提法有问题——什么叫“绝对的公有制”?“绝对”到什么地步?难道要把家家户户的锅碗飘盆裤衩背心也公有吗?如果你这“绝对的公有制”真的“绝对”,即“绝对的公有制”这个提法是绝对的、不可改变的,是经过深思熟虑才确定的用语而并非误用,那么我要说,此题无解。也就是说,我认为“在绝对的公有制下”不存在“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无从“推动”。琢磨“如何推动”是白费功夫。

  “绝对的公有制”这个提法说难听点,就是当年国民党骂的“共产党共产公妻”,换个说法而已。58年刘xx搞的“一平二调”、“共产风”、“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之类也是“绝对的公有制”,后果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当时就严厉批评了这“绝对的公有制”:“把陕西的核桃拿来吃了,一个钱不给,陕西的农民肯干吗?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会马上打破脑袋。这是不认识五亿农民,不懂得无产阶级对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

  所以如果你坚持“绝对的公有制”这一提法不可更改,那我的答复到此为止——“在绝对的公有制下,不可能推动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以下的部分你不必看了。

  但如果你愿意把你的问题改为“在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如何推动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那我倒很愿意与你继续探讨下去。不过要把道理讲清讲透靠三言两语做不到,希望你能有足够的耐心看完。

  “公有制”这个词如今被许多人误解歪曲了。正确的含义应该是“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制”并非一切公有,而是“生产资料公有”,而且是“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当年毛泽东坚持的是“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并没禁止一切私有,而是允许若干个体经济成份存在。这些个体经济的生产资料就不是公有的。比如个体鞋匠的修鞋工具,个体裁缝的针线剪刀缝纫机,个体搬运工的扁担筐子……这些都是生产资料,并没有“公有”。所以不应该说“绝对的公有制”,也不应该说“绝对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只应该说“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以下简称的“公有制”都是指“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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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拆穿一个谎言,破除一个迷信

  要讨论“在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如何推动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就得先拆穿一个谎言,破除一个迷信。

  ——拆穿一个谎言:“大锅饭、养懒汉”、“公有制不能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只有私有制才能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

  ——破除一个迷信:“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没有效率,只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才有效率”。

  为什么?因为“不破不立”——如果认同“大锅饭、养懒汉”、“公有制不能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只有私有制才能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没有效率,只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才有效率”,那探讨“公有制条件下如何推动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就毫无必要了——既然“人间正道私有化”,一切问题都只有靠私有制才能解决,那讨论公有制岂不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而讨论“在公有制下,如何推动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这一问题本身就未必没有默认“公有制下劳动积极性不高”的意思,所以才会想到讨论“如何推动”。恐怕这才是真正的心病。“心病还需心药医”,拆穿谎言、破除迷信就是“对症下心药”。

  1.拆穿谎言——“只有私有制才能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

  这是“改革精英”的“改革基本理论”,也是他们很蛊惑人心的弥天大谎。这句大谎里套了一大堆小谎:

  第一,“干活卖力”与“劳动积极性”不是一回事。

  不能把“卖力”与“积极性”混为一谈。对做某事“卖力”不等于对做某事有“积极性”。

  “卖力”可以出于主动,也可以出于被动,甚至可以出于强迫。被迫卖力,就离不开监督监管和暴力驱使。稍有机会立刻就不卖力了。

  “积极性”则必出于主动,出于自愿——不需要督促、不需要监管,自己就想做某事,至少不想故意把某事做坏。

  如果把“卖力”作为衡量“积极性”的标准,那结论就只能是奴隶制,因为让人干活卖力最有效的办法是奴隶制——奴隶干活必定比自由人卖力,因为奴隶不得不卖力,否则就活不成。

  美国小说《战争与回忆》这样描述纳粹1005特别分队:“这些犹太人当中许多已变成毫无血性的疯子了。他们工作,因为不工作就没得吃,不工作只有饿死和挨揍。”“对警卫来说,这些驯良的、机器人般的疯子和家畜一样不会带来多大的麻烦。党卫军就是这个样子用叱责和狼狗来对待这小队人马的。”——你看,干活干得象“毫无血性的疯子”、“驯良的、机器人般的疯子”,不可谓不卖力吧?普通人做不到吧?“效率”最高吧?但你能用“积极性”来描述这些奴工吗?当然不能。这些人之所以象疯子般卖力,仅仅因为党卫军的暴力、饥饿与恐怖。

  同样,你可以说牛马干活“卖力”,但不能因此说牛马干活有“积极性”——只要没人驾驭驱赶甚至用鞭子抽打,甭指望牛马自动卖力。

  有人会说:这两个例子太极端,不能用来描述中国的私有制。

  的确,表面看确实完全不同。但在“强迫卖力”这一点上没什么本质的区别,区别仅仅一个是用有形的暴力直接强迫,一个是用隐形的暴力间接强迫;一个是用狼狗、殴打、饥饿、死亡等直接的恐怖、直接的威胁强迫人卖力、用鞭打强迫牛马卖力,一个是用“优胜劣汰”、“丛林法则”、下岗、失业、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养不起老、债务、“房奴”、“孩奴”、生活无着等间接的恐怖、间接的威胁强迫人卖力;一个把“劣等民族”、“劣等人种”之类蛮横“理论”强加于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牛马,一个把“劣等群体”、“弱势群体”、“愚昧无知”、“屁民” 之类蛮横“理论”强加于人……最后实际效果都是把人变成“会说话的驯服工具”、把牛马变成“不会说话的驯服工具”,不得不被动地拼命卖力干活。

  但人与牛马不同,即便当了奴隶也不会永远心甘情愿,而是想方设法摆脱当奴隶的命运。

  纳粹1005特别分队的奴隶干活不得不卖力,但绝无积极性,所以一有机会就逃跑,想尽一切办法逃跑。

  私有制下的中国老百姓干活不得不卖力,但同样绝无积极性,同样一有机会就逃跑,想尽一切办法逃跑。

  怎么个跑法?譬如:

  ⑴考大学——如今中国人考大学的真正动力不是为了学知识,而是为了逃避当奴隶下地狱的命运:虽然上大学不一定不当奴隶下地狱,但不上大学则几乎注定要当奴隶下地狱。原因很简单:特色私有制的中国唯有“精英”是人上人,唯有“精英”有资格当奴隶主。要当“精英”就必须有大学文凭。所以在私有制的中国考大学不是简单的职业选择,而是与命运的生死搏斗。但结果却极为讽刺:逃避下地狱,却让中国人的孩子从小就生活在地狱——考试地狱。

  (同样讽刺的是,中国孩子虽然学习“卖力”,但对学习却并没有“积极性”,只拼命应付要考的,考不着的决不去主动下功夫——所以会发生一毕业立刻集体撕毁教科书的“奇迹”:以前的拼命学习完全是出于不得已,一旦没必要了,立刻扔一边去。这就是“卖力”不同于“积极性”之处。)

  ⑵考公务员——不创造财富的公务员成了社会时髦追求本身就证明私有制的中国存在什么样的“劳动积极性”。

  ⑶当官——考大学、考公务员都不是真正的最后追求。真正的最后追求是当官,即便是“专家”、“学者”、“教授”也不甘寂寞,一个个争先恐后打破头地抢着当官——如今中国当了官就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让子孙后代都不劳而获——这能证明“只有私有制才能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吗?

  ⑷赌博——民工最流行买彩票,显然把这当成逃离奴隶地位的最后的希望——不信问问看,看民工如果侥幸中彩会不会愿意继续当原来的民工?如果是出于“劳动积极性”,那就愿意原封不动继续干下去。如果是不得已,那就决不会继续干。由此可以看出“劳动积极性”和“干活卖力”的区别。

  ⑸嫁阔佬——当妓女是零售,嫁阔佬是批发,说穿了都是用肉体换钞票,用一个人最后最原始的本钱换取逃避象奴隶一样卖苦力的命运。片面地一味指责出卖肉体追求嫁阔佬的人并不公平。因为这种交易中出卖肉体的一方居于弱势,要承担更大的风险——肉体换钞票,包装是年轻美貌。一旦包装不存在,交易基础也就不存在。而这包装消失起来会很快。美国摩根银行一个多种产业投资顾问的叙述非常精彩:

  “从生意人的角度来看,跟你结婚是个糟糕的经营决策,道理再明白不过,请听我解释。抛开细枝末节,你所说的其实是一笔简单的‘财’‘貌’交易:甲方提供迷人的外表,乙方出钱,公平交易,童叟无欺。但是,这里有个致命的问题,你的美貌会消逝,但我的钱却不会无缘无故减少。事实上,我的收入很可能会逐年递增,而你不可能一年比一年漂亮。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我是增值资产,你是贬值资产,不但贬值,而且是加速贬值!你现在25,在未来的五年里,你仍可以保持窈窕的身段,俏丽的容貌,虽然每年略有退步。但美貌消逝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如果它是你仅有的资产,十年以后你的价值甚忧。用华尔街术语说,每笔交易都有一个仓位,跟你交往属于‘交易仓位’(trading position),一旦价值下跌就要立即抛售,而不宜长期持有——也就是你想要的婚姻。听起来很残忍,但对一件会加速贬值的物资,明智的选择是租赁,而不是购入。年薪能超过50万的人,当然都不是傻瓜,因此我们只会跟你交往,但不会跟你结婚。所以我劝你不要苦苦寻找嫁给有钱人的秘方。顺便说一句,你倒可以想办法把自己变成年薪50万的人,这比碰到一个有钱的傻瓜的胜算要大。”

  由此可见,仅靠年轻美貌当资本嫁阔佬是孤注一掷,风险极大,而且到头来很难有好结果——可以轻而易举被更年青、更美貌的取而代之。然而前景如此渺茫却仍然有那么多女孩子争先恐后趋之若骛,那除了社会风气的诱导教唆之外只能证明如今普通老百姓靠正当劳动难以生存,所以才不得不不顾一切地逃跑,不择手段地逃跑,逃离“靠劳动为生”的命运,追求不劳而获——这能证明“只有私有制能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吗?

  第二,“劳动积极性”与“赚钱积极性”不是一回事。

  要说“劳动积极性”,就得先弄清劳动的目的——没有目的的劳动属于“多动症”,毫无意义。

  对普通中国人而言,“劳动”意味着“创造财富”。也就是说,“劳动”的目的是创造财富。

  公有制下的“劳动”的目的很明确:为社会创造财富。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劳动者自己有份,劳动的目的与劳动的结果不矛盾。这就决定劳动者对劳动的目的和劳动的结果不反感、不排斥。这也决定劳动者主观上不想把事情做坏——劳动者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出废品,但不会故意出废品、永远出废品,更不会故意制造假冒伪劣、有毒有害的产品。这就是最基本的劳动积极性。这就是说,就整体而言,公有制下劳动者对劳动天然是积极的,只有程度区别。

  私有制下虽然仍然可以把“劳动”定义为创造财富,但此时已不能简单用“劳动”一词来描述人的活动。人的一切活动——不管是不是劳动——目标只有一个:赚钱,而且是怎么来钱快怎么干,怎么来钱多怎么干,怎么来钱容易怎么干。

  既然私有制下人只对赚钱有积极性,那只有“劳动创造财富”与赚钱的目标完全一致时人才会对劳动有积极性——把劳动作为赚钱的手段,为赚钱而劳动,靠劳动去赚钱。

  但这种积极性非常不稳定:只要劳动与赚钱的目的不完全一致,体现在劳动上的积极性立刻就没了——私有制下人只有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通过劳动才能赚钱时才肯去劳动。一旦有更简单更省事的办法赚钱,那就决不会去劳动。此时不存在“劳动积极性”,只存在“不劳动积极性”。

  私有制下靠劳动赚钱是不得已,规规矩矩生产产品创造财富是不得已,并非真有积极性。只要有空子可钻,立刻就会搞偷工减料、假冒伪劣,因为这更赚钱。既然“劳动”的定义是创造财富,那偷工减料、假冒伪劣就是“反劳动积极性”——不但不创造财富,反而破坏财富、毁灭财富。这是公有制下绝对不会发生的事。

  由此可见,“私有制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的说法至少非常片面,因为实际情况有三种:

  ①劳动创造财富与赚钱目的完全一致,劳动致富——“劳动积极性”;

  ②劳动创造财富与赚钱目的不完全一致,用其他不劳而获的手段掠夺财富才赚钱——“不劳动积极性”;

  ③劳动创造财富与赚钱目的完全矛盾,用偷工减料、假冒伪劣等破坏财富的手段才赚钱——“反劳动积极性”。

  “私有制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这种说法对三种可能的实际情况只说一种(而且是最稀罕、最不稳定的那一种),完全隐瞒了“劳动创造财富”与赚钱目的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时的情况,可见是诡辩。

  实际情况还不止于此。中国的“特色私有制”已经使“劳动创造财富与赚钱目的完全一致”几乎成为不可能。如今在中国普通老百姓靠劳动不但不能致富,而且实际已经无法正常生存。

  中国的“特色私有制”特色在:“想走资本主义,走不到资本主义,走来走去走到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拼命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却走不通,走得通的只有给资本主义当附庸——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

  道理其实并不复杂:私有化为的是谋私。强制私有化是以权谋私。既然以权就能谋私,那又何必自找麻烦冒风险去搞什么公平竞争?一旦开了以权谋私这个头,就休想建立起公平竞争的规矩——要建立公平竞争的规矩就得牺牲自己的以权谋私,而搞私有化为的不就是谋私吗?不谋私还搞什么私有化?既然为谋私,那就甭谈为大局做牺牲。开了这个头,就放出了一个再也收不回去的魔鬼——以权谋私,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下效,从此以权谋私成风,只能按照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权力经济规律运作。

  既然私有化为的是谋私,那就只能从私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一切。在强大的国际垄断资本面前,对个人私利最有利的不是与国际垄断资本竞争抗衡,而是投降合作——要在中国发展象欧美日本那样的资本主义经济,那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国际垄断资本财团激烈竞争。在强大的国际垄断资本面前,你的私人经济力量渺小得很,轻而易举就会被人家吃掉。要竞争就只有靠公有制,靠国家支持。但这又与私有化的谋私根本目标水火不相容。既然私人利益高于一切,那与其被人家吃掉,不如卖身投靠,成为人家的一部分。结果:中国经济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附庸,美其名曰“国际接轨”、“全球一体化”、“让中国融入世界”——殖民地性质的附庸经济。说是走资本主义,走得通的只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

  当了经济殖民地,就不得不付出代价,就不得不承受国际垄断资本的残酷压榨。压榨到什么程度?比如:

  ——售价466美元的IPAD苹果便携机,交给富士康公司加工,其加工费不及12美元,占整个成本中不到4%。

  ——售价10美元的美国国旗,在中国出厂价不足1美元。

  90%以上的财富被人家拿走。用西方媒体的话说,“中国获得的利润象刀刃一样薄”。

  最大头被外国垄断资本拿走,剩下的不足10%又要被官僚、买办、资本家再一一“拿大头”,层层克扣,轮到劳动创造财富的中国老百姓时还能剩下什么?几滴残汤、几粒剩饭而已,顶多勉强维持温饱。

  如此千辛万苦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财富还被国务院的戏子“精英”们拱手奉送给了外国:一古脑儿变成外国白条几千亿、几万亿地蒸发,动不动“豁免债务”、“让利”,加上贱卖国企、国有资产流失、廉价出卖国有银行……代价是中国老百姓的福利,让中国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养不起老、住不起房,不得不更进一步自己压榨自己。

  在如此特色私有制下,靠劳动创造财富能赚钱吗?能有“劳动积极性”吗?

  国际资本主义、官僚卖办资本主义的盘剥如此残酷彻底,不但堵死了“劳动创造财富发财”的梦想,而且使经营者连简单再生产都以维持。如此微薄的利润使老老实实劳动创造财富越来越不合算。结果:无孔不入地偷工减料、假冒伪劣——只要没看住,立刻做手脚。

  这就决定如今中国用偷工减料、假冒伪劣等破坏财富的手段发财赚钱的“反劳动积极性”不是个别的、孤立的、偶然的、暂时的事件,而是大规模、持久普遍、司空见惯的标准实践——可以说如今“货真价实”已经成了奢侈,凡是给普通老百姓用的必定是做了手脚的,只有程度的区别和发现没发现的区别。道理很简单:如今中国靠对老百姓货真价实赚不了钱,而私有制的目的是赚钱。既然如此,凭什么要把货真价实给普通老百姓呢?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当制造商整体性地整天惦记的不是如何老老实实创造财富,而是如何花样翻新巧妙地弄虚作假做手脚、偷工减料、假冒伪劣、行贿勾结权力糊弄老百姓时,你再小心翼翼、步步为营、处处设防又能如何?能日日夜夜十个指头按十个跳蚤吗?欣赏“私有制的积极性”,那就不免尝到这“私有制的积极性”的滋味:转基因主粮、三聚氰胺牛奶、有毒伪劣疫苗、地沟油菜、豆腐渣校舍……不是偶尔尝尝,而是永远无法摆脱。

  这说明中国的特色私有制造成的殖民地经济的大环境已经使“劳动创造财富”与赚钱的目的不但不相容,而且完全对立,不搞邪门歪道偷工减料假冒伪劣就不能赚钱。靠劳动创造财富不但不能致富,而且不能维持生存——牺牲环境是缓慢牺牲全民族未来的生存;养不起老、看不起病、不得不使用有毒有害产品是缓慢牺牲自己后半生的生存;上不起学是牺牲下一代的生存……如果除了眼前的温饱什么都维持不下去,那跟慢性死亡没什么两样。当靠劳动只能混个苟延残喘不立刻死亡、连正常的生命代代延续都保证不了时,能有什么劳动积极性?

  对这种“软刀子杀人”的民族灭绝别奢谈什么“道德的血液”、“企业的信用”。“道德的血液”在利润面前一文不值。“企业的信用”是有长期打算才会考虑的事,是有自尊自信才会考虑的事。沦为经济殖民地就无自尊自信可言,就无长远打算可言。外资在本国讲信用讲声誉是资本主义大环境逼的。资本主义大环境下逼出来的一套到了半殖民地的大环境下就未必需要坚持——在欧美日本市场上标注“不含转基因”的食品到了中国市场就不标注。日本在本国和欧美销售的汽车标准跟向中国销售的汽车标准就不一样——尽管你拼命闹着要走资本主义,但你不是资本主义,你不够格走到资本主义,你只配当个经济殖民地——阿Q满腔热情高攀认亲,结果是挨了赵太爷一个大嘴巴:“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

  这一切早在毛泽东的预言之中:“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重复一遍公有制下的劳动积极性:不管在历史的具体条件下技术水平如何,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不存在为赚钱而故意用偷工减料和假冒伪劣来破坏创造财富的“反劳动积极性”。因为公有制下“劳动”的目的就是为社会创造财富,劳动的目的与劳动的结果不矛盾。这就决定劳动者主观上不想把事情做坏——劳动者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出废品,但不会故意出废品、永远出废品,更不会故意制造假冒伪劣、有毒有害的产品。这就是最基本的劳动积极性。就整体而言,公有制下劳动者对劳动天然是积极的,只有程度区别。

  而具体到中国特色的私有制,殖民地经济的大环境已经榨光了靠“劳动创造财富”赚钱的空间,不搞“反劳动积极性”就不能赚钱。要赚钱就只能搞邪门歪道偷工减料假冒伪劣,就只有牺牲普通老百姓的生存,就只有有意识地源源不断地制造有毒有害、假冒伪劣产品。这就是说,殖民地经济的中国特色私有制已经把“劳动创造财富”赚钱的空间全部压榨干净,彻底扼杀了劳动积极性,只留下“靠制造假冒伪劣有毒有害赚钱”的余地,只剩下“不劳动积极性”和“反劳动积极性”。

  在这种情况说什么“只有私有制才能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之类可笑不可笑?荒谬不荒谬?

  2.破除迷信:“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没有效率,只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才有效率”。

  有人会说:“在‘卖力’和‘积极性’的区别上争来争去没什么意思。反正私有制企业有效率,能赚钱。‘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还是私有制能解决问题。”“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翻天覆地的改善,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这难道不证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效率高吗?”

  ⑴首先必须强调说明,毛泽东主张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根本不是不要市场、不承认市场规律,更没有取消市场、取消等价交换,而是“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也就是有控制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无政府状态的市场经济。这样一来想靠操纵市场投机倒把掠夺财富的“精英”就不高兴,就拼命反对,就编造谎言捏造罪名,说这是“反市场规律”,说市场能自动调控,根本不需要计划,不需要调控,一切听之任之,顺其自然——也就是说任凭他们暗中把持操纵。所谓“计划经济无视市场规律”之类的说法是这些人故意编造出来骗人的。无视市场规律、用“计划经济”彻底取消市场的人有,就是刘xx的“一平二调”、“共产风”、“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之类。批评制止纠正了这些的是毛泽东。如今“精英”把刘xx干的事全栽到毛泽东头上,拼命让老百姓相信毛泽东的计划经济反市场、反自然、反科学,唯独他们自由化的私有制市场经济才叫“市场经济”,才正统正宗。这是弥天大谎。实际上,真正的“计划经济”的含义是“公有制计划指导下的有控制的市场经济”,而“经济精英”们口口声声的“市场经济”的实际含义是“无政府状态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

  ⑵既然要谈“效率”,那就得先明确几件事:

  目标——干什么的效率。

  标准——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效率。

  受益人——相对于谁而言的效率。

  时间范围——在多长时间范围内的效率。

  涵盖范围——考虑到哪些人的利益的效率

  私有制下的“效率”意味着:

  目标——赚钱。

  标准——投资者投入最小,回报最大。

  受益人——资本家自己。

  时间范围——越短越好,越快越好。

  涵盖范围——自己,本企业。

  而公有制下的“效率”的含义则完全不同:

  目标——为整个社会创造财富。

  标准——整个社会消耗最小,收益最大。

  受益人——全体老百姓。

  时间范围——越深远越好。

  涵盖范围——全社会。

  “社会主义”一切从社会的角度出发看问题;“资本主义”一切从资本的角度出发看问题,讲“效率”也不例外:社会主义的“效率”指的是社会的效率。资本主义的“效率”指的是资本的效率。公有制的“效率”是相对于“公有”而言,也就相对于所有人的整体利益而言。私有制的“效率”是相对与“私有”而言,也就相对于拥有私有财产的私人而言。不是所有的人都拥有资本,但必定所有的人都属于社会。对社会有利的事必定符合处于这个社会的所有人的根本利益。对资本有利的事必定只符合拥有这个资本的人的利益,但不会符合其他不拥有该资本的人的利益。地位不同,立场不同,谈“效率”时的衡量标准决不相同,结论也自然不同。

  由此可以看出,公有制下的“效率”与私有制下的“效率”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把根本不是一回事的东西硬拿来比较是一种欺诈。

  还可以看出,利益不同,地位不同,对“效率”的解释就不同,衡量标准也完全不同。同样的事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结论,就看屁股坐在哪一边——“屁股决定脑袋”,存在决定意识,阶级地位决定阶级立场。

  比如,在私有制的拥护者看来私营企业就很有效率。如富士康,在大陆雇了几十万工人,工人工资比一般私营企业给的高,管理正规,产量大,不愧“世界工厂”,比公有制时代的国营企业效率高多了。

  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就不然。比如,如今招工,尤其是私营企业招工,只要年富力强的,往往优先要男的、单身的,合同年年更新,实际没有养老福利。换句话说,工人一旦因年迈体衰或工伤生病劳动能力下降立刻就不要了。这就确保私营企业总是占有工人一生中最强壮、工作能力最强的时期。私营企业考虑的只是自己的利润,只利用工人一生中最年富力强的那一段,其余的一切都不管。而当年公有制的企业不允许随便解雇工人,不允许把年老体衰、工伤有病、有家庭负担的工人当包袱甩掉。因为公有制考虑的是整个社会的利益,这就必须考虑工人的一生——你只要年富力强的,那人总会老,一旦老了怎么办?不要了就等于把工人当包袱甩给社会,企业没事了,但社会要出事了。人到哪里都要生存,不能采用合法手段生存就必然采用非法手段生存。私有制不管工人的一生,公有制必须管。

  我当年曾听说过一件真事:某工厂一小青年犯了厂规造成了损失,工厂打算开除。街道办事处、派出所都派人到工厂说情,说这小青年是犯纪而没犯法,如果不是万不得已,能否考虑在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因为如果这个小青年被开除了,街道办事处、派出所就头疼了,怕他从此破罐子破摔危害社会。最后工厂没有开除这个人,只给了处分。可见公有制体制下看问题的最终出发点是整个社会的总体利益,而不纯是某工厂这个局部的利益。

  这种事在今天可能吗?企业只管企业自己的利益,工人下岗就下岗,失业就失业,死活随你去,把活生生的人当包袱一甩了事。你企业没包袱了,整个社会背上大包袱了——最大的人权是生存权。你可以不管“弱势群体”的死活,但“弱势群体”自己不能不管自己的死活,不能采用合法手段生存就必然采用非法手段生存,结果就是社会问题愈演愈烈,家家户户安装防盗门窗,到处雇佣保安警卫,大街小巷武警充斥荷枪实弹……企业甩了包袱降低了成本,整个社会背上了多少包袱、增加了多少成本?

  如果单纯地看单个企业的效率,很容易找到证据说私营企业效率高——别的不讲,起码私营企业的职工全是清一色的年富力强、处于人生中最能干活的年龄段,而且没有“工人福利”的“包袱”。而当年的公有制企业呢?没法比:不能解雇,不能淘汰,背了一大堆福利包袱。从局部看,从眼前看,从单个企业赚钱的角度看,私营企业效率显然高,但从整个社会角度看,光算全社会为治安而增加的人手和费用这一项,总的用人是多了还是少了?开支是增了还是减了?效率是高了还是低了?但这一切对私营企业的资本家来说都是零,因为这些成本开支都由社会承担,由别人承担,不由自己承担,不但不影响自己的利润,反而增加自己的利润——换句话说,这就等于用增加社会负担的办法增加自己的利润,把自己的利润以社会负担的方式转嫁给全社会,不折不扣的损人利己。

  由此可见,目标不同,出发点不同,衡量标准不同,“效率”的计算方法不同,结果就大不相同。

  另外,计算“效率”不能简单地看表面数字,还必须把一切“潜规则”“隐性开支”也计算进去。

  如果把“交际费”、“活动费”、“好处费”、“公关费”、“广告费”、“赞助费”以及数不清的罚款、关系费、人情帐等等统统计算在内,私营企业的“效率”还能象某些“精英”吹嘘的那么高吗?而这些苛捐杂税“隐形开支”是中国特色私有制的特色:“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刚刚看到一条新闻:“中国无线音乐高管外逃:提前5年布局,卷款超过几个亿”——从赖昌星算起,如果把中国特色的私有制下这么多年来被私分、被贪污、被盗窃的财富、因走私、贪赃枉法造成的损失等等都算上,从创造财富的角度看,整个社会的总效率是高还是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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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9月初,大连机车车辆工厂总装车间 许林 摄

  只要记得历史,就能知道“精英”们“只要‘深化改革’、‘政治改革’、‘民主化’、‘多党制’就一定能消除那些权力的敲诈勒索、实现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之类睹咒许愿都是自欺欺人:这套信誓旦旦从“公车上书”起就没断过,到现在一百多年了,代代吹牛,代代破产,从来摆脱不了“想走资本主义,走不到资本主义,走来走去走到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历史怪圈——从清末到民国到“改革开放”,每次都必定有“精英”跑出来说,只要这样、只要那样就一定能建立起健康的市场经济,每次都必定满不是那么回事,每次的结果都必定是“鬼打墙”般回到殖民地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老路上来。道理前边讲过:在帝国主义时代、处于殖民地状态靠权力搞资本主义,就休想避开以权谋私,就休想避开权力经济的规律,就休想改变“当殖民地对以权谋私最有利”的利益权衡规律,到头来就休想消除权力的敲诈勒索。(而每次“精英”都照例要用一番事后诸葛亮来推卸: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不是那样,历史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这话其实跟睹棍或赌场老板一个调调: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不是那样、只要下回这样、只要下回那样,就一定能如愿以偿赢个头彩捞回一切,彻底改变命运……)

  也可以从另一种角度看公有制:搞经济最怕权力敲诈,不得不花钱买权力应付。而对付权力最有效的办法是权力。公有制就是给所有经济单位都派个免费的权力保护,用权力对付权力,一下就抵消了一切权力的敲诈勒索:你有权力做靠山,我也有权力做靠山,每个经济单位都有个权力“婆婆”——归口管理部门。不管是工厂、矿山、商店、农村都有自己的权力“婆婆”:公交口、商业口,农林口……谁敢欺人太甚,我立刻逐级上报,请出自己相应级别的权力“婆婆”交涉,光明正大摆事实、讲道理、权衡利害、协调解决,而且一般总是迅速解决。私有制下买来的权力保护是暗的,见不得人的,价格无底洞没商量,时间没完没了。而公有制下合理合法的权力保护是明的,光明正大的,免费享有,而且解决问题迅速果断。这就是说,公有制下经济单位根本不怕哪儿冒出个权力势力来敲诈勒索横行霸道,更用不着小心翼翼花钱“摆平”——权力“婆婆”保护你是职责,保护不力出了问题自己得负责。主管的部门出了问题没及时解决,一下子就能暴露,很快就能“通天”。这样一来公有制单位不管多小,都不是孤立无援的,都有靠山和可靠的后方,出了事都有地方求援求助。而私有制企业是不折不扣的大海孤舟,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靠山,却到处都可能有敌人或致命的威胁,随时随地可能遭受灭顶之灾,有难时指望谁全靠自己平时睹运气拼老本。把这一切都算上,还能说公有制“效率低”吗?

  但看公有制应该从更本质的角度看。公有制的核心是人人平等——人人平等,所以人人的权利相等,对主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也相等,所以主要生产资料不属于任何一个私人而平等属于大家,于是乎公有。用这些生产资料创造出来的财富自然属于大家,人人都能够通过某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享受到其带来的好处。

  私有制的核心是人与人不平等,而是分为“优等”与“劣等”(或曰“上等”与“下等”、“高等”与“低等”、“聪明”与“愚昧”、“优秀”与“低劣”、“精英”与“屁民”之类)。“优等”人才有生存的权利,“劣等”人从属于“优等”人,只有被“优等”人需要时才有资格生存。一旦妨碍了“优等”人的利益,“劣等”人必须被牺牲、被淘汰。既然如此,那主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就不平均属于所有人,而只属于“优等”人。用这些生产资料创造出来的财富也只属于“优等”人。

  地球资源有限,私有欲望无限,不管有多少资源都不够占的。因此只要是私有制,就必然导致资源只为少数“优等人”占有、让其他“劣等人”为自己劳动、自己不劳而获。其结果必然是人与人的生存权的不平等——“优等人”剥夺“劣等人”的生存权。

  “优等”、“劣等”如何划分?说到底凭权力划分:谁有权谁说了算,谁有权谁必定“优等”。

  可以发现一条规律:拥护公有制的人总是坚持“人与人平等”的原则。而拥护私有制的人总是坚持“人与人不平等、分优等劣等”的原则。拥护私有制的人总是动不动就骂对手“脑残”、“智障”、“愚昧”、“无知”、“低贱”、“不开化”、“精神病”、“疯子”、“没受过教育”、“知识贫乏”……说到底是要证明对方属于“劣等人”。既然是“劣等人”,那提出的观点自然“劣等”,不值一驳,谁信就证明谁也“劣等”。如此一来,这场辩论自己便不战而胜——把一切是非归结为人的“优等”“劣等”,用人的“优等”“劣等”解释一切是非。只要从生理上、血统上、出身上证明对方是“劣等”,一切问题就立刻迎刃而解,用不着再绞尽脑汁明辨是非。

  拥护公有制的人的基本原则是“人与人平等”,不需要靠人身攻击、人格侮辱来辩论,而靠摆事实、讲道理,通过分析阶级利益、阶级立场来说明问题。也就是说,可以指责对方的利益立场、人品道德、逻辑水平等等,但决不屑靠指责对方有生理缺陷、血统“劣等”来证明自己正确。

  (尊重对手的人格实际也是尊重自己。用“脑残”、“智障”、“愚昧”、“无知”、“低贱”、“不开化”、“精神病”、“疯子”之类侮辱对方,实际是在侮辱自己——如果对方真是“脑残”、“智障”之类,那你岂不是在欺负残疾人?——打瞎子、骂聋子、欺傻子、踹寡妇门、挖绝户坟……很英雄吗?很威武吗?很光彩吗?很了不起吗?如果对方没有生理缺陷,那你岂不是在公然撒谎?所以用“脑残”、“智障”之类骂人之前最好能想想这条“墨菲定律”:“别跟傻瓜吵架——别人分不清谁是傻瓜。”)

  从公有制的角度看,既然人人平等,那每个人的生存权也相等,不存在某些人的生存权天然高于其他人的情况。要保证人人有同等的生存权,那就必须精心设计出一个体系,确保每个人的最低收入不低于维持生存的必要支出。于是就有了公有制的计划经济:预先计划好每个人的最低收入和必要支出,确保每个人的最低收入不低于维持生存的必要支出,从而确保每个人都有同等的生存权。

  一天有24小时,每个人每天都只有24小时。不管如何安排,你不能安排一个人一天干25小时的事。要确保这一点,就必须事先计划好一个人一天要做的事,保证加起来不超过24小时。计划经济的原则正是如此。

  假定士兵野战条件下负重能力是100斤。要确保士兵不被压垮,就必须预先规定好每一项负载的允许重量,确保总重量不超过100斤。这跟计划经济的原则一样。

  “神州飞船”、“歼十”要上天,必须从一开始就精确计划好每一个零部件的最低功能和最大允许重量,确保所有零部件加起来的总重不超过要求,功能不低于要求。一切从全局考虑——这就是总体设计。计划经济就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总体设计。

  总体设计是最复杂、最关键、最见功力的东西。前苏联的米格25单项技术都不怎么先进,但总体设计整合得有水平,把不怎么先进的零部件整合成了当时相当先进的飞机。

  当年毛泽东领导的军队基本由不识字的农民组成,单兵素质、装备跟国民党军队、日军和美军都没法比。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却把这“很土很原始”的士兵整合成了百战百胜的钢铁雄师,打出了新中国。这也可以说“总体设计”整合水平高。(难怪拿破仑说:“狮子统帅的绵羊军队总要比绵羊统帅的狮子军队强些。”)

  “总体设计”、“顾全大局”、“全国一盘棋”是计划经济的强项。这条保证即便某些局部的效率看起来不高,但整合起来,全国经济的总效率一定最高——能够避免互相抵消。

  譬如,歼十如果没有总体设计把关,那么具体零件如的铆钉、轮子、尾巴等等可能很有“效率”,但装到一起就超重,根本飞不起来——局部的效率虽高,但整体效率为零。

  在“精英”自由化的私有制市场经济里,国民经济“总体设计”这个最核心的功能没有人管,而被“经济精英”一古脑推给了自己捏造出来的“市场神”——“市场自动调节”。

  基督教里上帝万能。伊斯兰教里安拉万能。佛教里如来万能。“市场教”里“市场神”万能:碰上问题——市场自会处理。出了问题——这是市场的选择。西方谚语说:“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中国“精英”说:“人人为自己,市场为大家”——“精英”把创造财富的责任全推给“市场神”,留给自己的只有抢劫财富。

  然而“市场神”并不神。中国“经济精英”如果真有点常识加记性,应该记得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的教训,应该明白为什么从那以后凯恩斯主义会大行其道。更何况中国特色的私有制导致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而是官僚买办把持一切的殖民地经济、权力经济,压倒一切的不是自由竞争,而是权力把持;市场调节说了不算,权力专断说了才算。在资本主义经济里都不万能的“市场神”在这里更没办法“自动调节一切”。虽然“精英”吹的是“人人为自己、市场为大家”,实际结果却是“人人为自己,没人为大家”、“人人为自己,从此无大家”——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一哄而起,一哄而散,一涌而上,一溃千里,从有组织的蜜蜂变成一群无头苍蝇。

  电影《摩登时代》里有人推销“喂饭机器”,说得天花乱坠:工人只要埋头干活就行,“吃饭机器”会自动照料他吃饭。结果“吃饭机器”根本不灵,胡塞乱灌不说,还干脆胡抽乱打,把工人折腾的生不如死。

  “精英”的“市场神”跟那“喂饭机器”差不多:“弱势群体”老百姓只要老老实实干活,“市场神”自会安排一切,让你有饭吃,实际上“市场神”跟《摩登时代》里的“喂饭机器”一样抽疯,把老百姓折腾得生不如死。

  刚刚从孔庆东的文章里了解到:“新报讯,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的一项研究显示,北京因为塞车等问题,已成为全球上班交通痛苦指数最高的城市。”(孔庆东:《人间七月好风光》)

  汽车是用来开的,不是用来塞的。有车不开或开不动就是浪费,毫无“效率”可言。要避免这种浪费就得有总体调控。最根本的总体调控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分“单双号”,而是提前就根据某地区经济规模估算出交通总量、汽车流量、公路网的通行能力和潜在发展余地等因素决策,修路的同时限定最高汽车最高流量,并据此限制汽车总数量。这就避免了“有车无路”的浪费。要说效率,是这样通过计划未雨绸缪地避免浪费有效率,还是盲目随波逐流乱碰乱撞、把整个城市变成“全球上班交通痛苦指数最高的城市”还一筹莫展有效率?从整个社会的资源合理使用的角度看,有计划总体调控才是真有效率。但如今“精英”把总体调控推给了“市场神”,而“市场神”面对中国特色的私有制束手无策:限制汽车总量就限制了汽车制造商、推销商的利益,限制了GDP,限制了“政绩”;限制汽车总量就意味着不能人人都可以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开车,那限制谁、不限制谁的根据是什么?为什么?个人利益高于一切,凭什么他的权利高过我?凭什么要我为他的权利而牺牲?……中国特色私有制的这一切特色作用的结果就是“市场神”不灵,汽车无限制增加,交通无限制阻塞,“成为全球上班交通痛苦指数最高的城市”,解决办法是保证特权车,用单双号之类限制其他人开车——鼓励你买车,限制你开车,这不是明摆着逼你浪费吗?这么一算帐,谁的效率高?

  又比如高等教育——为什么如今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因为“教育产业化”取消了“总体设计”,把一切交给“市场神”去“自动调控”。“市场”总是滞后,没有前瞻,而教育需要的却是前瞻——提前预测到哪年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需要多少、如何安排才能做到人尽其才供需平衡。计划经济能做到这些: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各行各业的需要制定培养计划,根据计划招生和分配,大体保证招生人数与毕业生就业人数平衡,避免“毕业即失业”和“学非所用”。但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公有制——人人平等,不管上不上大学,人格、权利都一样,上大学仅仅是一种职业选择而不是“优等”人“劣等”人的划分甄别。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们出于兴趣爱好坦然面对上大学而不是处于恐惧和利害算计不顾一切被迫上大学,尤其是在国民经济规模不足以使所有人都受高等教育时。而这在中国特色的私有制下根本行不通。结果就是应试教育使中国孩子没童年,从小就“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在考试炼狱里挣扎,负担谁也控制不了,方方面面谁也不管孩子总负担实际是多少,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加码加码再加码。如果把一切都加起来不走样地照办,恐怕一天24小时都不够。费劲九牛二虎之力学了出来,却“毕业即失业”——这难道不是浪费?这还有什么效率?但这只是从普通老百姓、从学生、从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看问题。从“教育产业化”、从榨百姓血汗、从发学生财的角度看,这“效率”不但不低,而且很高——立场不同,利益不同,对“效率”的评价完全不同。

  再看看住房建筑——毛泽东时代建筑的口号是“百年大计,质量第一”,条件再艰苦、设备再落后也没有豆腐渣工程——“红旗渠”全是最原始的手工作业,但那质量比如今多数用现代化设备修的建筑不知结实多少倍。那时修的桥甚至如今用炸药都炸不塌,这么多年用起来个顶个决不含糊。而如今的建筑呢?不知多少豆腐渣。别说地震,一场雨一阵风就能吹垮,甚至没风没雨自己就东倒西歪自行崩溃。据官方报道,如今的建筑是“平均寿命30年”——比毛泽东时代的“百年大计,质量第一”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从整个社会资源使用的角度看,公有制时代的“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当然比私有制的“豆腐渣工程”效率高。但从房地产商和建筑承包商赚钱、从官员搞GDP政绩吃回扣拿贿赂的私利角度看,能够随建随塌、随塌随建的“豆腐渣工程”的效率才真正高——立场不同,利益不同,对“效率”的评价完全不同。

  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系通过计划确定商品的价格,通过物价局监督控制商品的实际价格。这样国家就能准确知道老百姓维持生存的必要开支,能采取相应措施保证老百姓的最低收入不抵于维持生存的必要开支,使老百姓的基本生存有保证,没有后顾之忧。这就是说,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系里有人为每个老百姓的生存权做“总体设计”,确保老百姓的基本生存不受危害。这样的社会自然和谐安定。

  中国特色的私有制彻底取消了对老百姓生存权的“总体设计”,毫无顾忌地“甩包袱”,把老百姓的生存权一古脑当包袱摔给了老百姓: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住房产业化、取消福利、下岗、失业、自谋出路……政府除了向老百姓发号施令、征税捞钱之外啥也不管,一切由老百姓自己负担。没了“总体设计”,再也没人也没办法确保老百姓的生存权:老百姓的实际收入是多少?实际负担是多少?为维持生存必不可少的收入是多少?老百姓还能不能承受得起?对这些生死攸关的问题,“改革精英”们丝毫不当回事,很干脆地把这一切推给了“市场神”——“市场自会调节”、“接受市场检验”、“由市场来挑选”……“主流经济学家” 樊纲说得很干脆:“财富分配应该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换句话说,“只要老百姓不造反,怎么干都可以。”——“改革精英”们只对如何掠夺财富感兴趣,只对如何压榨老百姓有兴趣,只对老百姓身上是否还有油水可榨感兴趣;对如何创造财富、如何保护创造财富毫无兴趣;对老百姓还承受得了承受不了、还能不能生存下去毫无兴趣。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如何对老百姓压榨压榨再压榨,直到不能再榨为止——这个“不能再榨”是客观制约,不是主观制约。也就是说,能约束“精英”压榨老百姓的东西是客观的威胁——“老百姓造反”,而不是任何主观的善意——“道德的血液”、“以人为本”、“尊重生命”之类。鲁迅说:“和尚喝酒养婆娘,他最不信天堂地狱。巫师对人见神见鬼,但神鬼是怎样的东西,他自己的心里是明白的。”背叛信仰的人不再有任何道德底线,不会受任何意识形态和良心的制约,不会有任何长远打算,一切只认现钱、现货、“现祸”(眼前亏),其他概不买帐。樊纲说:“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家就是应该不讲道德”。“精英”们判断老百姓身上是否还有油水可榨的唯一标准是“老百姓造反不造反”——只要老百姓没造反,那就“还有涨价的空间”,就要继续加码压榨,“驴不死不卸磨”,直到“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草”。老百姓只要不反抗就会被“精英”们认为负担还不重,就要继续压榨。因此中国特色的私有制体系里老百姓必须学会反抗,不反抗没人可怜你同情你,累死活该。任何对压榨的制约、任何压榨的有所收敛如取消农业税、最低工资标准、禁止欠薪等等都是老百姓反抗的结果而不是“精英”的恩赐——要说“效率”,中国特色私有制压榨老百姓的效率实在是高。作为普通老百姓,你愿意要这样的“高效率”吗?

  没真本事当不了百战百胜的统帅。没真本事干不了成功的总体设计。没真本事干不了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干公有制的计划经济,首先得公正廉明,不能自己计划自己发财。其次得有全局观念,不能只计划自己的家乡小摊子发财。此外得懂得国民经济的要害,得善于了解情况,得善于抓主要矛盾,得善于协调指挥,得善于发挥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得极端负责,得……

  最后一条:得任劳任怨、不计报酬——毛泽东时代搞计划经济的收入都不比别人高,没有“灰色收入”,没有“潜规则”——当然,也有点“特权”,就是到哪儿都受欢迎:“计划是龙头,企业是龙尾。龙头怎么摆,龙尾怎么甩”。

  由此可以理解“经济精英”们为什么那么恨计划经济:没真本事还要装出无所不知的样子,真让他们干计划经济就等于让滥竽充数的一个个单独吹竽,立刻要彻底露馅——就凭这他们也非把计划经济干掉不可,更何况还能利用私有化发大财。有了“市场神”,“精英”们啥也不用干,每天念念有辞祷告完“市场神”剩下的事就是游山玩水、招摇撞骗、吃喝玩乐、敲诈勒索、互相吹捧、潜规则、发大财。不管出了什么事往“市场”一推了事,什么责任都不用负。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下官员干活多拿钱少,私有制市场经济下官员不干活光拿钱,而且拿的是名目繁多天文数字般的高薪、福利、补贴——就凭这,如果“精英”有心以权谋私,你说会选择哪一样?

  【panqing215】网友说:“只要整个社会都是在努力,可能方向不一样,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问题都会解决。最明显的就是社保医保问题,国家不就在摸索和积攒中找到了方向吗?”

  第一,“社保医保”这类问题毛泽东的计划经济时代早就解决了,连农村都有“五保户”,真正的全民保险。但这些全被“改革开放”一刀砍了。君不见厉以宁的名言乎?“我主张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类似的主张还有“60岁退休,活到90岁,吃30年养老保险,说不过去啊”。如今的所谓“社保医保”跟“领导干部带头下矿井”一样,不过是因为混不下去了,不得不声称要把丢掉的毛泽东时代的司空见惯捡回来安抚人心,并不是真正“在摸索和积攒中找到了方向”—— 如此“改革新成就”,怎么就不怕说是“倒退到毛泽东时代”了?

  第二,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享受“社保医保”的实际条件很苛刻,很多人实际享受不到。比如农村“60岁以上老人一个月55元”的福利,许多地方的老人就拿不到或不能持续拿到。而这点福利与如今实际的物价相比解决不了多少问题,甚至有跟没有差不多,聊胜于无。在现实情况下这一切更实际的效果是吹嘘宣传麻醉人心——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政府税收已经世界第二,如果真想解决问题,完全可以雷厉风行把浪费在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消费、购买外国白条、对外让利豁免、大搞政绩工程、豆腐渣工程的民脂民膏用到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上来,这才叫货真价实。象现在这样只画个大饼摆个姿态就大吹大擂根本就是在演戏。

  第三,“只要整个社会都是在努力,可能方向不一样,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问题都会解决”的说法过于盲目乐观。如果方向不一样,那“整个社会都是在努力”的结果可以互相抵消。比如“反劳动积极性”。

  ⑶“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翻天覆地的改善,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这难道不证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效率高吗?”

  实际不是“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是“改革开放使发生在中国的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注意,“中国经济”与“发生在中国的经济”不是一回事。

  如果是“中国经济”,那就应该属于中国:中国所有,中国控制,成果为全体中国人享受。

  而如今发生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却不属于中国所有,不由中国控制,成果不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所享受。

  ——不属于中国所有:产品开发是别人的,设计是别人的,市场是别人的,核心技术是别人的,工艺是别人的,关键零部件是别人的,要害设备是别人提供的,销售渠道是别人的,中国人仅仅参与产品生产中的一环,而且是最赚不到钱的一环。

  ——不由中国控制:中国毫无定价权,买什么什么涨,卖什么什么跌。汇价要看别人眼色。发展要靠别人的恩赐。自己的钱自己花不成,只能按照别人的吩咐乖乖买外国白条,眼睁睁看着一天天缩水蒸发。整天苦苦哀求别人“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战战兢兢惟恐别人封锁禁运反倾销。“负责任大国”只对外资外国负责,不对中国老百姓负责。

  ——成果不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所享受:中国人大量消耗了自己的资源,付出了无数血汗辛劳,获得的是微不足道“象刀刃一样薄”的报酬,还要把其中一大部分变成外国白条白白蒸发掉,还要再加上全国性的环境污染。

  这一切足以证明所谓“中国的生产力”不属于中国,而仅仅是外国生产力在中国的延伸;所谓“中国的经济”不属于中国,而仅仅是外国经济在中国领土上的运作。

  如果有人拿自己的血和肾换钱,这样的钱再多也只值得怜悯,不值得羡慕,因为这是拿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换钱。

  如果有人不但卖自己的血和肾,而且连自己子女的血和肾也卖了换钱,这样的人不但不值得羡慕,而且令人憎恶——自己的健康生命不顾了不算,连子女的健康生命也不顾,拿自己和下一代的健康和生命换钱。

  如果换钱的目的并非生活所迫,而是为了装点门面摆阔显示“成果”,那简直是极端卑鄙无耻了。

  如今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的发展”是用什么换来的?环境污染。全国性的污染。惊人的污染。无可挽回的污染。愈演愈烈的环境污染——这难道不同样是“拿自己和下一代的健康和生命换钱”?这样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跟卖自己的血和肾还不算,还要连自己的子女后代的血和肾也拿去卖,用来梳妆打扮装点门面摆阔显示“成功”有什么本质区别?有什么可吹的?

  而如此“突飞猛进的发展”的实际内容呢?拿出去的都是中国最好的东西:物美价廉的产品,矿产中的精华如稀土,老百姓的血汗。换回来的都是别人不要的东西:淘汰过时的技术。垃圾。污染。外国废纸——严格说是有选择性的废纸;如果想用来买阔佬们穷奢极欲的豪华消费品,那就是真钱;如果想用来买增强国力的尖端技术,那就是一堆什么也买不到的废纸。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如今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的发展”的实质是外国大爷用无穷无尽的废纸换走无穷无尽的中国人力物力。

  当年日本鬼子武装侵略中国,用硬暴力抢走中国无穷无尽的人力物力。如今外国人换了个方式,用软暴力——号称“钞票”的外国废纸“换”走中国无穷无尽的人力物力。

  虽然表面不同,但本质没什么区别,都是外国人白白拿走中国无穷的人力物力,留给中国一场空。仅仅如今面子上好看一点:“公平交易”。

  过去“卖国”是直截了当地批发:把领土整块整块地割让出去。

  如今“卖国”是化整为零的零售:表面维持领土不变,实际把领土中的精华奉送出去,比如贱卖稀土、“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等——这比把领土整块整块地割让出去更隐蔽,更恶毒:只把领土中最好最精华的部分卖掉,留下一堆垃圾糊弄老百姓。

  当年日本鬼子用硬暴力掠夺中国的人力物力,美其名曰“大东亚共荣圈”。

  如今国际垄断资本用软暴力掠夺中国的人力物力,美其名曰“经济全球化”、“全球一体化”。

  把当年日本鬼子对中国的人力物力的硬暴力掠夺称为“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是无耻。

  把如今外国垄断资本对中国的人力物力的软暴力掠夺称为“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是加倍无耻。

  当年帮助日本鬼子用硬暴力掠夺中国的人力物力的,是穿军装的、拿枪的“皇协军”。其头头之一是汪精卫。

  如今帮助外国垄断资本用软暴力掠夺中国的人力物力的,是不穿军装的、拿笔的“皇协军”——“主流精英”。

  还别说,“历史有时相似得惊人”——当年的汪精卫与如今不叫汪精卫的汪精卫还真有的一比。

  ①都一副道貌岸然、温文尔雅、饱读诗书、声名显赫,都最符合文人“精英”的胃口。

  汪精卫:

  ——“漂亮,才情,人品”;

  ——“汪兆铭诗文可以选入教科书!台上是领袖,提笔是文人”;

  ——“不贪钱财,不近女色,不抽不嫖不赌”;

  ——“他的诗篇咏山河,哀民生,痛名节,弥漫着悲苦凄凉,萦绕着忧国情思。词学大家龙榆生称汪诗为哀国之音”。

  ②都把卖国叫“爱国”,把害民叫“爱民”。

  汪精卫:

  ——公开投敌当汉奸,还说是为了“爱国”、“曲线救国”:“我们不是卖国,而是真正的爱国。”“我叫什么卖国,那些地方不是我失掉的,我是失掉个人的历史、名誉,我是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心从重庆回来,从日本人手里把中国领土拿回来……我们这是真正的救国。”(《李时雨谈汪精卫》)

  ——跑到东北承认了“满洲国”,还在“满洲国”的盛大欢迎会上“满含热泪”地说:“我们以前是同胞,现在是同胞,将来还是同胞!”  ③都令人想起一首古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千古忠佞有谁知。”

  看不请中国被无穷无尽掠夺走的人力物力与换来的废纸的本质区别,还兴致勃勃数这些废纸,还把这当成“突飞猛进的成就”——不折不扣“被人卖了还帮着数票子”——不,是“被人卖了还兴高采烈把废纸当票子数”。这样的“效率”是被掠夺的效率,值得自豪吗?

  三.公有制下的劳动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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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8月10日,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在文革中深入黑龙江省桦南县农村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 李振盛 摄

  在公有制下如何推动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

  老实讲,不知道。第一,我没在从事具体的实践,凭空拍脑袋解决不了具体问题。第二,不可能有包医百病的万能药方,可以不动脑子只要照搬照抄就立竿见影,魔术般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私有制下让人卖力倒是有标准公式:威胁加利诱,也就是软硬兼施。让牲畜卖力的不二法门是喂料加鞭打,同样是软硬兼施。换句话说私有制下让人卖力的原则跟驾驭牲畜没本质区别,等于把人当牲畜对待——虽然嘴上要高喊“以人为本”、“普世价值”。让牲畜卖力有标准公式,所以私有制下让人卖力有标准公式。但公有制下得把人当人对待,“推动劳动积极性”是做人的工作,而人的情况千差万别,不可能“以不变应万变”,用一个一成不变的标准公式到处硬套。

  但这决不是说“在公有制下推动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毫无规律可言。虽然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公式,但确有一些不可违背的基本原则——我虽然不知道“在公有制下如何推动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但我确实知道“在公有制下如何必然伤害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按照这个思路去分析,把结果反过来就有助于寻找答案。

  在公有制下如何必然伤害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

  1.化公为私,挂羊头,卖狗肉;假公有,真私有。

  广大人民如果发现“公有制”不公有,而是假公有、真私有;自己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创造出来的财富被少数人以“公有”的名义据为己有,立刻会感到自己上当受骗,被人当傻子玩弄了,哪里还会有什么劳动积极性?——南京大屠杀前国民党守城部队士兵突然发现信誓旦旦“与南京共存亡”的当官的带头逃跑了,士气立刻崩溃,几十万大军顷刻瓦解:当官的带头逃跑,怎么可能让士兵保持士气?当官的带头以权谋私,怎么可能让广大人民保持劳动积极性?

  把这条反过来就是:确保公有制是真正的公有,绝不允许少数人以权谋私,化公为私,侵吞别人劳动果实。

  2.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

  私有制下劳动是“劣等人”的事,不是“优等人”的事——“墨菲定律”说:“当老板要求提高效率的时候,他决不包括自己。”

  公有制下人人平等,每个人的权利相同,都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都有“提高劳动积极性”的问题。如果只要求老百姓“提高劳动积极性”而不要求当官的“提高劳动积极性”,那就破坏了人人平等的原则,就必然让人感到不公,感到与私有制下的劳工与老板的关系没什么不同,就必然损害老百姓的劳动积极性。

  把这条反过来就是:

  ——官兵一致,人人平等,干部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带头提高劳动积极性——“干部干部,先干一步”。

  ——“关心群众生活,改善工作方法”——毛泽东

  ——“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毛泽东

  3.瞎指挥或不指挥。

  俗话说:“当官的一张嘴,小兵拉子跑断腿”、“主帅无能,累死三军”。不管干什么都最怕当官的不懂装懂脱离实际瞎指挥,闹得底下百忙活、瞎折腾。费了半天劲却徒劳无功,劳动积极性再高也给折腾光了。

  有一次我帮朋友搬家。朋友非常热情,一边不停地招呼大家喝水吃东西一边自己抢着干重活,却忘了最重要的一条:现场调度指挥,及时地告诉大家先搬什么后搬什么,哪件东西放在哪里——这是别人无法代替、他不说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事。结果他虽然身先士卒带头干,招待大家也无微不至,但搬家却进行得乱七八糟,效率低,积极性也大受打击。

  把这条反过来就是:干部必须负起责任来,不能瞎指挥,也不能放弃指挥。

  但如何才能“不瞎指挥”?那说起来话就长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群众路线、发扬民主、“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群众参加管理;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群众、知识分子三结合)……

  4.政出多门无所适从。

  俗话说:“鸡多了不下蛋,媳妇多了不做饭,官多了小兵团团转”——“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再大的积极性也得互相抵消。

  把这条反过来就是:顾全大局。分工不分家,全国一盘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同心协力,不同心也要协力。有民主有集中。该民主时充分民主,该集中时高度集中。

  5.分工不清,职责不明;没有分工,乌合之众,一拥而上打乱仗。

  把这条反过来就是:

  ——“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毛泽东

  ——“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毛泽东

  ——“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必须考虑到该处的斗争历史和斗争环境,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无计划,只按上级指示来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的状态。上级机关也不要不分轻重缓急地没有中心地同时指定下级机关做很多项工作,以致引起下级在工作步骤上的凌乱,而得不到确定的结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毛泽东

  ——“三老”“四严”: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大庆精神”

  6.热情有余,科学不足;计划不周,调度失宜,窝工浪费。

  把这条反过来就是:统筹安排,科学管理,批判地吸取外国管理制度中一切合理的东西。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搬,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毛泽东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朽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坚持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有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 ——毛泽东

  ——“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最新发明——泰罗制——也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东西一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即按科学来分析人在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精确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制等等。”—— 列宁

  7.内斗内耗不团结。

  把这条反过来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毛泽东

  ——“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 ——毛泽东

  ——“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 ——毛泽东

  8.铺张浪费。

  把这条反过来就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毛泽东

  ——“在一切党政军机关中讲究节省,反对浪费,禁止贪污。”——毛泽东

  ——“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毛泽东

  ——“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但是特别要提倡勤俭,特别要注意节约的,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内,是在目前这几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 ——毛泽东

  ——“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同志们提出,厂长、校长可以住棚子,我看这个法子好,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毛泽东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毛泽东

  9.单调乏味、重复性操作

  把这条反过来就是:把劳动变为创造性劳动——只要无后顾之忧,从是创造性劳动是一种乐趣,积极性不成问题。而公有制能解除广大人民的后顾之忧

  从长远角度讲,单调乏味、重复性操作要尽量交给机器去做:“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毛泽东

  对于暂时不具备机械化条件的单调乏味、重复性操作必须靠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合理调配安排,保护保持人的劳动积极性。

  10.赏罚不明。

  把这条反过来就是:按劳分配,赏罚分明。

  网友【panqing215】说:“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不也是那个时代的一部分吗?最简单的比方,工资级别问题,大多数人的工资是一样的,难道大多数人的付出都是一样的吗?如果我在那个时代我也会提出自己的观点。但是如今虽然有那么黑暗的问题,但是的确对广大劳动者来说,干与不干,努力干和偷懒干的确不一样。”

  “干好干坏”、“干与不干,努力干和偷懒干”得看从什么角度看,实际内容是什么。立场不同,实际内容就不同。从资本家的角度看,工人只要不象机器那样忙个不停、不象牛马那样使出全身气力给我干活创造利润就叫“干坏”、“偷懒干”。但对资本家自己就未必这样要求。工人汗流浃背拼死拼活都算“偷懒”,他下馆子逛窑子吃喝嫖睹行贿受贿都不算“偷懒”,都算“努力干”。这样的“不一样”值得赞赏吗?在我看来,公有制下干得再“坏”也不会坏到往牛奶里加三聚氰胺、用地沟油炒菜。我宁愿相信这种公有制“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条件下生产出来的牛奶——保证没有三聚氰胺;而不愿意相信如今“私有制、干好干坏不一样”条件下生产出来的牛奶——天知道加了什么东西。

  站在资本家压榨工人的角度看问题,吃公有制下的“大锅饭”的人永远在“偷懒”,因为永远不能象私有制那样把人家最后一滴血、最后一块筋肉的油水都榨出来,永远还有“压榨的空间”,这就叫“不公平”。

  站在整个社会利益的角度看问题,“干好干坏”的标准首先看对整个社会有益无益,而且是综合权衡一切之后的总利益。资本家衡量“干好干坏”的标准是只看给自己私人创造多少利润,至于对别人对社会有害无害是管不着的。所以判断“干好干坏”、“干与不干,努力干和偷懒干”的标准取决于判断者的阶级立场。

  割舍具体内容前提,把“干好干坏”、“干与不干,努力干和偷懒干”抽象出来大做文章,是“改革精英”的理论诈骗重点,其真正用意是通过蓄意歪曲,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变成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全面实行私有化的理论根据。

  如何体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公有制的解释与私有制的完全不同。比如,“多劳多得”的这个“多”,怎么才算“多”?按“改革精英”的理论,历史是“精英”创造的,社会是“精英”支撑的,一切财富都是“精英”的功劳,所以“多劳多得”就是“精英”拿走一切,其他人只得到点勉强维持生命的残汤剩饭——按照这种逻辑,“多劳多得”的结果只能是私有化。如今的中国特色私有制就充分体现了这种“多劳多得”——百分之零点几的人拿走80%、90%的财富,对普通工人农民是能少给一元决不只少给九毛九——“财富分配应该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

  从公有制的角度看,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社会是人民支撑的,一切财富都是人民劳动创造的。公有制是集体劳动,一个整体,各尽所能,成果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不能孤立割裂开来单算贡献。譬如一个人活了一百岁,心脏的贡献是多少岁?脑袋的贡献是多少岁?手脚、肝脏的贡献各是多少岁?能如此分割开来核算吗?你可以说心脏和脑袋比胳膊和腿更要害,所以要特别留意保护心脏脑袋,但能因此说,全身的养料分配要多给心脏脑袋、少给胳膊和腿吗?人是一个整体,硬要把人心脏脑袋胳膊腿肢解开来算“贡献”的“按劳分配”是变相杀人;公有制的经济体系也象人一样是一个整体,硬要把公有制的经济体系个单元肢解割裂算“贡献”的“按劳分配”是变相破坏。人体的养分分配原则是按需分配,不管哪个器官有多重要,一律按照实际需要分配养分,而不能因为哪里重要就额外加量,造成局部养分过量、脂肪堆积。

  跟“干好干坏”、“干与不干,努力干和偷懒干”之类提法一样,同样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公有制的解释私有制的解释完全不同。

  公有制的衡量原则是“满足所有人的生存需要”——社会财富是集体劳动创造出来的,不能撕裂开来单独精确衡量某个个别人的“劳”具体多大,因此“多得”的衡量标准就只能围绕所有人的生存需要来计算——比如人一天吃一斤,那“多劳”的一天给五斤就算“多得”,“少劳”的一天给二斤就算“少得”——但对于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仍然要保证一天一斤的基本生存,这是必要的社会福利。

  私有制分配的衡量原则是“满足少数人的贪婪需要”——社会财富是少数“精英”创造出来的,有多少“精英”就理所当然拿多少,其他人有点残汤剩饭已经是“精英”格外开恩、宽宏大量的“道德的血液”了,没理由还不知足。这样的分配原则是以满足少数“精英”的贪婪为原则,没有具体的数额,没有实际的限度——如今普通老百姓一个月收入几千块就了不得,甚至千把块钱的工作都有刚毕业的大学生抢,而“富人”的门坎已经上了亿,连“高薪养廉”都动不动就几万几十万,车贴就好几千,仍然还嫌不够“高薪”、不足“养廉”,还闹着“公务员涨工资”——如此收入按“满足生存需要”为标准看不知超过了多少倍,对社会资源、社会财富绝对是极大的浪费——那么多钱换成吃的,肚皮再大,撑死几回都吃不了;换成房子,个头再大,一晚上也只能占一张床那么大的地方,其余的全得空着。但按“满足贪婪的需要”为标准看如此收入远远不够——得一百万想一千万,得一千万想一亿,得一亿想十亿……总之无底洞,永无止境。

  人的生存需要是有限的,可度量、可计算、可预测、可计划。人的贪婪需要是无限的,不可度量、不可计算、不可预测、不可计划。地球的资源有限,而人的贪婪无穷。按公有制的“满足所有人的生存需要”为分配原则,地球的资源足以确保多少亿人的生存。按私有制的“满足少数人的贪婪需要”为分配原则,地球的资源甚至不够满足个把野心家的贪婪——他们霸占光了资源,其他人就只好被淘汰、被灭绝——这是大势所趋,迟早的事。这是中国特色私有制的必然归宿。不改变这个大前提,任何小恩小惠都不过是麻醉人心的姿态演戏。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其他的什么房子啊,子女上学啊,也会解决的”等等只能是自作多情的一厢情愿,实际情况只会越来越糟——别的不说,从“大头娃娃”开始到现在多少年了,牛奶问题解决了吗?三聚氰胺杜绝了吗?豆腐渣工程杜绝了吗?强制推广转基因主粮停止了吗?官员的贪污腐败是越来越少还是越来越多?贫富分化、社会不安定程度是越来越低还是越来越高?这一切都不是几个人演演戏、说说漂亮话就能掩盖的。

  最容易不假思索地接受“改革精英”关于毛泽东时代是“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之类宣传蛊惑的人往往是觉得自己本事比别人大、能力比别人强、头脑比别人发达、贡献比别人大、应该享受特等待遇、更大报酬的人。结果就是拥护私有化、个人奋斗、单打独斗。然而一旦瓦解了公有制、进入“丛林世界”“优胜劣汰”,就会发现实际情况跟“改革精英”们的天花乱坠完全不同。这时才会发现人与人的关系是敌对的竞争关系,没有朋友,只有敌人;自己从此不再有安定可靠的后方,再也没有“幸福的港湾”,到处都是战场和危险;不再有朋友,不再有安全,不再能指望真诚与信任,人人生活在无所不在的恐惧之中,一切都必须时时刻刻战战兢兢,永远高度紧张、高度怀疑。原来在公有制下许多枝节小事用不着操心,自己可以集中精力发挥自己的特长能力做出成就来,而如今完全不同,要想不上当受骗就必须事必恭亲,对任何人都不能不戒备。此时衡量能力的标准已经不再是创造财富,而是无穷无尽的勾结权力、损人利己、尔虞我诈、掠夺财富、勾心斗角、彼此算计。一旦筋疲力尽了,就该轮到你当牺牲品了。这一切的起点,就是自以为天资聪明、信奉“‘精英’创造世界”。

  “改革精英”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说穿了其实就一条:权力决定一切——能力大小、贡献多少、“劳”多“劳”少如何判断?权力说了算。谁有权谁“能力大”,谁有权谁“贡献大”,谁有权谁“多劳”——既然“多劳”,自然“多捞”,于是谁有权谁拿走一切,这就叫“按劳分配、多劳多得”。

  毛泽东主张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决不是绝对平均主义。早在1929年毛泽东就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有明确的论述:

  ——“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斗争环境所需要的。但是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

  毛泽东主张“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做到大体上的平均”、“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但坚决反对无限制扩大差别,对少数人搞特权、付高薪:

  ——“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我赞成在和平时期逐步缩小军队干部跟军队以外干部的薪水差额,但不是完全平均主义。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

  ——“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

  ——“奖励劳动英雄,举行生产竞赛。”

  从如今中国特色的私有制的现实看,毛泽东当年反对扩大分配的差别是有道理的:只要一扩大,必然是无穷大,实际执行起来根本不可能有底线,不可能控制得住,再三令五申也没用,结果就是如今中国贫富极端分化——只要一开了头就如同放出了一个收不回去的魔鬼,再也由不得你了:人的贪婪无止境,只受客观制约,不受主观制约,不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决不罢休。这是无数事实证明的铁规律。

  又要“奖励劳动英雄”,又要反对扩大收入差距,是不是矛盾呢?不矛盾。毛泽东时代公有制的奖励是物质精神双管齐下,有物质奖励,有精神奖励,精神奖励重于物质奖励。

  在必要的物质保障前提下以精神奖励为主调动劳动积极性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只有人才懂得尊重精神奖励,欣赏精神奖励。对牲畜就不存在精神奖励,只存在大棒加胡萝卜,饲料加鞭子,因为牲畜不懂得精神奖励。如果对人也只有大棒加胡萝卜这两样,那实际是把人当牲口对待,不是真正的尊重而是侮辱——就象阔佬嫖娼,鬼子犒赏汉奸,虽然钱给得不少,物质实惠大大的,但这决不意味着尊敬尊重和奖励。

  如今有些人明明坐地铁公共汽车就能上班,却借钱也要买汽车上班,显然追求的不是物质上的利益而是精神上的满足。虽然这种不惜工本的精神满足——虚荣心——没有什么积极意义,但足以证明追求精神满足是人不同于牲畜的一大特征,不管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因此决不能说公有制的精神奖励没有意义,不能算奖励,不如物质奖励重要。

  ——“大多数人的工资是一样的,难道大多数人的付出都是一样的吗?”

  那要看如何度量。如果只看眼前,可以觉得年轻力壮的人的付出可能比年迈体衰的人的付出多,工资却差不多,所以不公平。但现在年轻力壮的人总有老的时候,那时候他们的付出就不如那时年轻力壮的人了。所以以一个人的一生为度量单位来计算付出与以眼前的一瞬为度量单位来计算付出,结果不会一样。而公有制的分配原则是从所有人的一生角度考虑问题,分配时要留有余地,要考虑以丰补欠,调剂余缺,长远打算,综合平衡。而私有制的分配原则根本不管那么多,火烧眉毛只顾眼前——眼前付出多,那就要按眼前的付出给我分配——但承认这条的同时也就承认如果将来年迈体衰付不出了就饿死活该,老板只要觉得无利可图就可以把人赶走了事——这不正是如今中国特色私有制的实际吗?这不正是如今中国社会稳定的威胁吗?别的且不论,就自己而言,是愿意一辈子安安稳稳波澜不惊,还是愿意一辈子“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走哪算哪、今天不知明天死活”?是愿意有人为你的终生安定做保险,还是愿意让你饥一顿饱一顿、饿起来饿死、撑起来撑死地担惊受怕一辈子?用这样的标准看问题,对“大多数人的工资是一样的,难道大多数人的付出都是一样的吗?”这种说法就会有不同的见解。

  ——“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的人性是自私的。”

  自私就是“利己”。人有权“利己”,但无权“损人利己”,更无权为“利己”祸国殃民伤天害理。往往强调“人性自私”是假,借口“人性自私”为“损人利己”辩护是真。不损人利己的“自私”是保护自己正当权利,损人利己的“自私”是破坏别人的正当权利。当谈论“人性自私”时必须看具体条件和实际内容,不能简单抽象地一概而论。

  “利己”也不是绝对的,或者说,可以有不同的结果。为自己一个人的生存考虑是“利己”,为自己所属的群体的生存考虑也是“利己”。“覆巢之下无完卵”,自己所属的群体一旦不保,自己的个人生存也不保。为了自己的个人生存而挺身而出去保护自己所属的群体的生存也可以说是一种放大的“利己”。而为了保护自己所属的群体牺牲了自己的个人利益甚至生存,则是放大的“利己”的升华,成了“舍己为人”所以“利己”与“舍己”是对立统一,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换。

  南京大屠杀的有些受害者曾有机会拼命逃生——如果大家齐心协力一起跟警戒的日本兵拼命,虽然有人会牺牲,但其他人却有机会逃走。在那种情况下整个群体不保,群体中的个体谁也活不成。要活命就得拼命,要利己就得舍己。但事实是当事人谁也不敢拼命,谁也不敢舍己,结果谁也没活下来——绝对地利己,却断送了自己。

  抗美援朝则是吸取了南京大屠杀的教训:为了和平,必须战争;为了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为了利己,必须舍己;为了每个人的正当“自私”,必须大公无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牺牲一己之私。结果是中国此后六十年来无战祸,每个人的正当“自私”都受到了保护。

  强调指出公有制的“干好干坏”跟私有制的“干好干坏”有根本的区别,并不是说毛泽东时代一切完美无缺,不存在提高劳动积极性的问题。尤其是文革中,当权派抗文革有两大方式,一是消极怠工,故意放弃管理,制造混乱,让老百姓对文革不满;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以文革的名义把一切必要的管理制度一扫而光,故意在一些国营企业制造“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现象。但这仅仅是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并不是贯穿整个毛泽东时代的普遍现象。这跟“精英”们无孔不入宣传的“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是那个时代的一部分”、“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根本不是一回事。

  实际上改了三十多年还没改出个名堂的“改革”根本没资格指责在冷战封锁包围的大环境下摸索了二十多年的毛泽东时代这也不行那也不好——你好,你做出了什么?别的且不论,“改革”三十多年来连个深入人心的正面特色词汇都没创造出来,反而把无数原来意义美好的用语词汇全弄变了味,变成了贬义词,如“小姐”、“同志”、“精英”、“教授”、“学者”、“专家”、“俯卧撑”、“打酱油”……至于能跟八个样板戏比美的文艺作品,“改革”三十多年来可曾拿出过一个?如今琳琅满目的“故事新编”——靠改变老作品滥竽充数,本身就说明现在的“精英”才尽词穷,连象样的剧本都创作不出来,更不用说搞经济建设了。(而且现成的故事改编都改编得一塌糊涂,如不伦不类的新版《红楼梦》)至于几万亿地买外国废纸、强制推广转基因主粮、三聚氰胺牛奶、有毒伪劣疫苗、地沟油菜、豆腐渣校舍……这一切又是谁的责任?如果真的“干好干坏不一样”,怎么不见对这帮一天到晚吃人饭不拉人屎的“精英”有任何惩处?这算什么“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放着如此的赏罚不明不管,单独指责毛泽东时代“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公平不公平?

  四.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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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瑶山春 俎瑞亭摄于1974年,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

  “公有制下如何推动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远远不止这十个方面。如果一一详细列举那几本书都写不完,只能举这几个例子从侧面说明一些原则。这些原则也不是全部。要知道全部原则得看毛泽东原著。

  原则不是现成的答案,但根据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理论联系实际,不难找到现成答案。

  希望上述看法对你越过“心里过不去的坎”有帮助。如有不同意见,欢迎批评指正。

  附录:【panqing215】于2010-7-1 18:17:03评论说

  黎阳老师,我是您的忠实读者,虽然我是个80后,但是我也特别向往毛时代。我始终相信只有坚持毛泽东思想,中华民族才能实现伟大复兴。的确,在您那个时代,我们没有看见如今发生的这些丑恶现象,这是所有恶毒攻击毛主席的右派所不能回避的!不过,我心里总有个过不去的坎,而且在所有的左派文章里都没找到答案,即:在绝对的公有制下,如何推动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我相信您的心中一定有着您自己的答案,我期待着您的大作!麻烦您了!

  另:在您的上一篇文章里,我已经提出了同样的问题,部分好心的网友也对我做了回答,但我始终觉得那样的回答不实在,不够理论,麻烦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释疑

  非常高兴看到一些年长的网友对我的回复。但是我总是觉得你们的不够充分,似乎你们的观点都是在宣扬人性的光明面,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的人性是自私的,也有两面的。难道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不也是那个时代的一部分吗?最简单的比方,工资级别问题,大多数人的工资是一样的,难道大多数人的付出都是一样的吗?如果我在那个时代我也会提出自己的观点。但是如今虽然有那么黑暗的问题,但是的确对广大劳动者来说,干与不干,努力干和偷懒干的确不一样。我总觉得,只要整个社会都是在努力,可能方向不一样,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问题都会解决。最明显的就是社保医保问题,国家不就在摸索和积攒中找到了方向吗?我相信,其他的什么房子啊,子女上学啊,也会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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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岳青山:反右派扩大化究竟谁应当负直接的和主要的责任?——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诞辰122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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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武汉人民节纪念活动的呐喊:危害人民利益的改革才是死路一条
  1. 朱德的两首诗是读懂文革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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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李北方 | 法律党为何念念不忘要把共产党搞垮:一个法盲眼中的法治
  6. 黎阳:希望寄托在毛泽东身上——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2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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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位老前辈的对乌有之乡的牵挂和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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