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在《中国人，你缺了什么》第5章“文明的尺度”提到一个故事：
“上世纪80年代我曾和林斤澜、柳溪两位老作家访法。 有一个风雨天，我们所乘的汽车驶在乡间道路上。 在我们前边有一辆汽车，从车后窗可以看清，内中显然是一家人。 丈夫开车，旁边是妻子，后座是两个小女儿。 他们的车轮扬起的尘土，一阵阵落在我们的车前窗上。 而且，那条曲折的乡间道路没法超车。 终于到了一个足以超车的拐弯处，前 的车停住了。 开车的丈夫下了车，向我们的车走来。 为我们开车的是法国外交部的一名翻译，法国青年，他摇下车窗，用法语跟对方说了半天。 后来，我们的车开到前边去了。
我问翻译："你们说了些什么? "
他说，对方坚持让他将车开到前边去。
我挺奇怪，问为什么?
他说，对方认为，自己的车始终开在前边，对我们太不公平。 对方说，自己的车始终开在前边，自己根本没法儿开得心安理得。
而我，默默地，想到了那法国父亲的两个小女儿。 她们必从父亲身上受到了一种教育，那就是—某些明显有利于自己的事，并不一定真的是天经地义之事。 ”
他为此书发表站台时又讲到：
“我写了一篇《文明的尺度》，文章的结尾写到：我感觉可能是文明在西方，传统在台湾，腐败在大陆。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们乘车到法国巴黎郊区的一个乡村旅社住宿，当天刮风下雨，山路也很窄，我坐在司机旁，前面的车上有两个法国女孩子脸朝后，望着我笑，他们可能很少看到中国人。 当时有客人在等着我们，心里很着急，车又开不快，前面有车又不能超过去，心想真倒霉，要是我们的车在前面就好了。 后来有一段路够宽，前面的车停下来，开车的那位父亲下了车，我们车上负责开车的法国外交部人员也下了车，两人在那说了半天，我心想，还跟人家说什么，赶快把车开过去就是了。
那位父亲对他说，一路上都是他的车在前边，这不太公平，现在请我们开到前边去，外交部的小伙子说，我们马上就要到住的地方，还是保持原来的状态吧。 那位父亲接着说了一句话，还是希望我们开到前边去，车上坐着他的两个女儿，他不能让女儿认为不让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恐怕我们中国人就缺这一点，我不太知道这是由于什么样的文化，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直抵人心，而且成为一种不可度量的似乎先天具有的遵守。 ”
梁晓声真是健忘，《文明的尺度》的结尾并非“我感觉可能是文明在西方，传统在台湾，腐败在大陆”，而是“我们几乎天天离不开肥皂，但肥皂反而是我们说得最少的一个词;"文明"这个词我们已说得太多，乃因为它还没成为我们生活内容里自然而然的事情。 这需要中国有许多父亲，像那位法国父亲一样自然而然地身体力行......”。 其它前后不一处，如他嘴巴讲的“开车的那位父亲下了车，我们车上负责开车的法国外交部人员也下了车，两人在那说了半天”，也与文章所写“开车的丈夫下了车，向我们的车走来。 为我们开车的是法国外交部的一名翻译，法国青年，他摇下车窗，用法语跟对方说了半天”的情节不同;“那位父亲接着说了一句话，还是希望我们开到前边去，车上坐着他的两个女儿，他不能让女儿认为不让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的说词跟白纸黑字“而我，默默地，想到了那法国父亲的两个小女儿。 她们必从父亲身上受到了一种教育，那就是—某些明显有利于自己的事，并不一定真的是天经地义之事”也有不小的落差，未知这些出入跟其编剧出身有否关联?
大作家以法国父亲靠边停车礼让来论证“文明在西方”，吾人是不敢茍同的。 法国父亲做的其实只是一个很平常的开车礼节而已，它每天发生在全世界各地的马路上，把它上纲到“不可度量”、“直抵人心”的“文化”高度未免小题大作。 我怀疑梁晓声可能不曾开过车，在“刮风下雨，山路也很窄”的情况下，后面一路跟着一辆“客人在等着我们，心里很着急”的车，自然会给全家出游的前车司机带来心理压力，“没法开得心安理得”自是人之常情。 作家到言语不通的法国不过走马看花几天就放言“文明的尺度”：
“文明之意识究竟从多大程度上改变并且还将继续改变我们人类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这是我根本说不清的。 但是我知道它确实使别人变得比我们自己可爱得多。 ”
“文明一定不是要刻意做给别人看的一件事情。 它首先应该成为使自己愉快并且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 正如那位带着全家人旅行的父亲，他不那么做，就没法儿"心安理得"。 ”
“中国不能回避一个关于所谓文明的深层问题，那就是—文明概念在高准则方面林林总总的"心安理得"，怎样抵消了人们寄托于文明底线方面的良好愿望? ”
但是我们认为要面对“文明的深层问题”、验证“文明在西方”的感觉是否正确，无庸跑去遥远的国度，走一趟圆明园答案应该就很清楚。 正如雨果在《致巴特雷上尉的信》所指斥：
“两个强盗走进了圆明园，一个抢掠，一个放火。 可以说，胜利是偷盗者的胜利，两个胜利者一起彻底毁灭了圆明园。 ”
“当初在巴黛农所发生的事情又在圆明园重演了，而且这次干得更凶、更彻底，以至于片瓦不留。 ”
“多么伟大的功绩! 多么丰硕的意外横财! 这两个胜利者一个装满了口袋，另一个装满了钱柜，然后勾肩搭臂，眉开眼笑地回到了欧洲。 ”
“我们欧洲人自认为是文明人，而在我们眼里，中国人是野蛮人，可这就是文明人对野蛮人的所作所为。 ”
“法兰西帝国将一半战利品装入了自己的腰包，而且现在还俨然以主人自居，炫耀从圆明园抢来的精美绝伦的古董。 我希望有一天，法兰西能够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将这不义之财归还给被抢掠的中国。 ”
迄未洗心革面的法兰西强盗让人想起曾在法国读书生活二十年的作家边芹的一段话：
“我抵法的第一年，某天在奥赛博物馆游览，进厕所间捡到一枚镶碎钻金戒指，从小受"拾金不昧"教育的我本能地觉得拾人之财不义，便拿去交给博物馆管理员。 我沾沾自喜地以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不想接过去的人冰冷的眼神当头一盆冷水，人家不但诧异而且颇不以为然，我从投过来的莫名其妙的眼神，意识到人家这里不兴做这事，也就根本算不上好事。 我后来发现此间没有"拾金不昧"的教育，谁发现是谁的天经地义，良心上不会有磕碰的。 到了那会儿我才明白为什么巴黎、伦敦、纽约的博物馆满是他文明的宝藏，展起来毫无愧疚。 ”
把圆明园战利品装入自己腰包还俨然以主人自居的文明人不能回避一个关于所谓文明的深层问题：
拾金不昧的文明概念对你们太高准则了，你们引以为傲的大文豪所呼吁将不义之财物归原主的文明底线难道也碍难遵行吗?
按《文明的尺度》，为“心安理得”而让路是“比我们自己可爱得多”的文明意识，那么，据赃不还毫无愧疚，是可恶至极? 或野蛮成性? 还是两者皆有! 梁晓声，请你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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