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打出“组合拳”。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要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金融部门要创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为实体经济让利。等等。
毋庸置疑，这些措施对于拉动低迷的中国经济向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要防止一些人曲解中央政策。比如，在对待环境污染问题上，有的官员、资本家与中央和老百姓的态度就不同，在他们看来经济要发展，污染是必须要经过的阶段，有人甚至还拿西方国家的教训当经验，说“治理雾霾需要30—50年时间”。这种无视大众健康和生命的发展观是进步和科学的吗?经济的发展绝不能以牺牲劳动者的福利待遇为代价，更不能以牺牲劳动者的健康和生命为代价。
有媒体和专家在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指出,养老金等社保费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绊脚石”，他们呼吁，当前最迫切的是尽快降低养老金等社保费率。其理由是：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五险”的总费率已达到企业工资总额的39.25%。其中，企业负担为28.25%，个人负担为11%。“五险”费率达工资总额的近四成，“处于全球最高水平之列”，高昂的制度成本，阻碍了民营企业和科技企业的创新。
这种说法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它一点也经不起推敲，是似是而非的大忽悠。说的直白一点，他们只拿社保费用的缴纳比率，与国外发达国家接轨，却不敢把中国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接轨，国外发达国家工资是什么水平?我国工资是什么水平?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他们口口声声，中国社保费率是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但中国劳动者的幸福感却不是少数最幸福的几个国家之一，这是为什么?
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号称世界第二。但据美国芝加哥商业论坛披露，中国虽然GDP上升到世界第二，但依然与美国相差甚远，多方面证据之一就是中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八分之一。这是中美2013年人均GDP的差距。2014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8000美元，中国是3300美元。前者约为后者的十一倍半。以前的差距更大。因此，如果拿美国社保费率只有12.4%说事，与美国接轨的话，中国人社会保障水平将雪上加霜。因为工资收入基数不同，同样的比率绝对数也大相径庭，这是小学生也算得出来的。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曾参与十二五规划调研的专家苏海南称，这些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幅度不如GDP。他说，“在2004至2009年期间，尽管我国职工工资每年都上涨了15%，但到目前为止，居民的整体收入增长还是跟不上近10年GDP的10%增长速度。”因此，他建议在继续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加快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者报酬水平;同时，遏制并逐步缩小收入差距。
资料显示，初次分配中，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 D P的比重由1992年的54.6%下降到2011年的47%左右，明显低于世界平均50%-55%的水平，而美国该项指标早在19世纪就达到了50%。城乡差距，2005年中国是3.22倍，2009年就扩大到3.36倍，绝对差距首次超过一万元。目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东部与中西部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也没有扭转迹象，仍在持续扩大中。从2002年到2012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以上，而国民收入年均仅增长13%。在同一时期，美国的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86%，美国国民收入年均增长3.95%;韩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6.6%，而国民收入年均增长6.4%。西南财经大学2011年取样8,000户家庭做的一项社会调查结果显示，中国10%的家庭控制了整个中国86.7%的财富。而从金字塔顶到塔底，其间的贫富差距就不言而喻了。
因此，单单与国外比较社保缴纳比率，绝不是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态度。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只听资本家的意见，而要听听广大劳动者的呼声。目前，政府倡导简政放权，促进经济的发展，这在政府不再为全民提供社会福利的大背景下是十分必要的，最紧要的是降低国家对企业过多的苛捐杂税，以及苛捐杂税之外的贪腐官员利用权力对企业的利益侵吞，而不应该在本就十分残缺的劳动者社会福利问题上动歪脑筋。
随着中国的老龄化，劳动者的退休年龄延长已成定局，奉劝某些官僚和经济学家们不要在劳动者的伤口上撒盐，再让他们的养老金等社会福利缩水，这样做于心何忍?有的企业老板年薪少则几十万、数百万，多则数千万。面对巨大的贫富差距，为什么就不能降低一点资本家或企业老板的高额利润和收入?而非要拿广大劳动者开刀?
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体制内与体制外劳动者的福利待遇差距巨大。在党政机关或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员工比在私有企业工作的员工总体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有巨大差别。这从人们就业观念上也充证明这一点，许多大学生和年轻人渴望当公务员或到国家事业单位工作，尤其是有亲身体会的家长们也希望孩子能到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并为此费尽心机，因为国有企事业单位从工资到福利都比私有企业要优越很多。这种体制内外不统一的弊端，加剧了社会不公，也造成了养老问题上的种种问题。
这些年来，国家有关部门炒作养老金入不敷出，呼吁延长退休年龄，并不断调整养老金缴纳比率。然而，这种做法对解决养老金缺口于事无补，这是为什么?以笔者分析，最直接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养老金制度设计的“两张皮”。一方面是体制内养老金的入不敷出越来越严重，一方面是体制外亿万劳动者无法参与到养老保险制度中。难道不是吗?看看我们自己身边的同事、同学孩子们除了进入党政机关或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人，那个不是在为自己没有社保、医保的未来养老治病而担忧?
随着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数量越来越少，缴纳养老金的基础人数必然越来越少，而随着老龄化到来退休人数的增加，养老金在原有体制内成为倒金字塔结构，入不敷出是必然。解决这个问题最好办法，就是扩大养老金制度的覆盖面，把80%以上的私有企业劳动者纳入到养老保险体制中，成为正金字塔养老金结构。但事实上，众多的私有企业在千方百计地逃避社会责任，很少有自觉给劳动者缴纳足额社保费用的，就是在一些正规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也是分三六九等。而国家机关的监管又几乎形同虚设，该干的事没有干，至少没有干好。这些年来，一些人成为爆发的先富者，不正是靠剥夺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收入和减少福利待遇来实现的吗?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官僚和专家学者仍然抱怨劳动者的工资过高、福利待遇过好。厉以宁、吴敬琏们就极力反对中国劳动者的社会福利，他们主张“全部取消”，以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更有一些人，极力反对保障职工利益的《劳动合同法》和职工最低工资制度，并把一些企业倒闭的责任，强加到《劳动法》头上，因为劳动法对资本家非法侵害劳动者利益的行为有所限制。
但是，一个不容争辩是事实是，中国经济的低迷，中国经济消费拉动的希望总是破灭，就在于中国劳动者群体的收入水平实在太低了，他们拿着世界上最低廉的收入，又不得不面对世界上最高的房价、物价以及医疗、教育、养老等生活重压，生存都十分艰难，他们拿什么去大胆消费?又有什么资格去消费?
如此种种，请问官僚和专家和学者们，你们替他们想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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