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已甚—— 当前思想界的急需

周永森

　　中国人的思想已经多元化，马立诚10年前就归纳主要有八种思潮。“邓小平理论”、“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老左派”、“新左派”、“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新儒家”。

　　除了马立诚归纳的，还有人归纳出 “历史虚无主义”、“新权威主义”，它们可能与八种思潮中某一种或某几种重合。

　　从政治倾向上看网络上的思想交锋，有人总结了五国演义： “老路派”、“邪路派”、“特色路派”、“反邪路派”、“摇摆派”。

　　当前思想界有一个突出的现象：一个人秉承哪一种思想，往往不是靠理论推导、逻辑演绎、实践检验，而是和预设立场相关。所谓“屁股(坐在那里)决定脑袋(想什么)”。而且，一旦形成观点，就绝对“任性”，绝对排斥异见，睥睨一切，惟我独尊。由此导致在思想交锋或者表达思想时出现了各种过分的现象。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不为已甚”，是当前思想界的急需。《孟子》中说“仲尼不为已甚者”。孔子干什么事都不会过分。“已甚”即过分。做事是这样，思想和理论也是这样。

　　“过犹不及”，这话太对了。过分的结果就是适得其反。“真理多走一步就是谬误”。原来你的公众形象很好，你一过分，很快就讨人嫌了。原来拥护你的，你一过分，人家就不再拥护你了。此类事情，比比皆是。

　　就说这个归纳了八种社会思潮的马立诚。他自称秉承“邓小平理论”，最早也是最系统地提出了对日“新思维”。他的观点颇有新意，当然也并非毫无道理，他揭示了我们普通民众不太注意，国内媒体报道不足的一些事，如日本政府早已就战争罪行道歉(并且多次多人)。再如日本帮助过中国政府建设(向中国政府无息贷款40个亿)。他认为中日友好才有两个国家的光明前途。我对此是认可的，并且很佩服他冒着被骂“汉奸”的风险，揭示了我不知道的事实。可是，马立诚有偏执之处。这些年安倍政府在钓鱼岛、参拜靖国神社、认识二战历史、修改宪法等问题上十分狂妄，严重伤害了我国人民的感情。我期待马立诚的态度。可是他这时期他还在宣传中日必须和好，并且回避安倍的狂妄。说日本问题而回避现实，过于偏向日本，难怪有人骂他“汉奸”。对马立诚上纲上线到汉奸是不对的，但是马立诚也确实有过分之处。如果马立诚论中日关系能够反映民众的感情，既坚持中日和好，又正视安倍政府所为，予以必要的谴责，怎么会让人骂为“汉奸”?

　　资中筠是大翻译家，除了翻译，她还学问很扎实，语言文字功夫很好，针砭时弊，臧否政局，敢于直言 ，影响很大。她主张普世价值，但并不迷信市场经济。就是当着张维迎这位自由主义大师的面，她也能指出：世界上没有张维迎所说的那种纯粹的完全不受政府控制的市场经济。这是有理论修养和有见识的表现。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崇拜她。直到她提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靠打出来而靠谈出来的国家”，我立马产生反感。这不是吹捧美国到了肉麻的程度吗?她的的缺点是“崇美”过于明显，在她的言论里，美国无一不好。乌有之乡网站开始讨伐她，署名“北部湾的风”的作者著文指出她的“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靠打而靠谈出来的国家”属于“忽悠”，既罔顾事实，又不合逻辑，我觉得批得有理，作为受人尊重的著名学者而遭此奚落，仅是因为她有过分之处。这些年来，美国侵略伊拉克、颠覆利比亚政府、搅乱叙利亚搞得中东大乱，连美国政府自己都觉得没怎么整好。美国为了遏制中国而扶持日本、菲律宾在东海南海搅局意图非常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资中筠不但不批评美国，还如此崇美，确实过分。

　　《炎黄春秋》是一个影响力很大的刊物。它的最显著特点是秉承八大思潮 之一的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这方面的文章比较突出。有时也有点西方自由主义：政治上自由、民主;经济上自由市场等主张。它清算中国前30年的极左危害，为胡耀邦鸣冤辩诬，宣传胡耀邦思想。它的影响基本还是积极的。我曾经很喜欢这个刊物。但是，《炎黄春秋》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品质的频繁讨伐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也引起了我的反感。特别是帮《炎黄春秋》工作的一些老同志，曾深受毛泽东的恩惠，如李锐，由于毛的欣赏，参加工作十几年就官居副部，但是他不但不感谢知遇之恩，反而因为受过委屈，就频繁反毛，对毛无起码的尊重，很不厚道，毛有再大罪过，也毕竟当过我们的领导，批评归批评，尊重还是应该的。全国人民多数拥护毛，《炎黄春秋》对毛的不尊重使它信誉大损。对毛主席的不敬，是《炎黄春秋》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后来就成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大本营。《炎黄春秋》一个姓杨的编辑，出书《墓碑》证明中国大跃进后饿死3600万人，数学家孙经先用统计学的方法考证其属于臆断。可是《炎黄春秋》依然宣传不断。它发文质疑狼牙山五壮士，被骂“狗娘养的”，发文说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种植和贩卖鸦片，已经形同造谣。经过近一个时期的屡受谴责，它以后可能收敛，起码他们对毛主席和革命烈士不敢不敬了吧?

　　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改革开放之初就风靡全国，曾经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理论根据。其头面人，往往被尊为“国师”。 现在则声名扫地。原因就是过分强调市场经济，过分排斥政府干预。我多次听过张维迎的演讲和谈话，几乎每次都卖弄他的纯粹的市场经济理论。而纯粹的市场经济，全世界都不存在。中国80年代后期的价格“双轨制”曾经让很多干部有条件以权谋私，导致腐败乱国，至今想来，恐怕多数人还要义愤填膺。可是至今张维迎还在回顾他本人当时在推动价格“双轨制”上的理论贡献，让人觉得他不辩是非，这是另一种过分。厉以宁在改革之初是很受尊重的学者，我特意买过他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对他颇为崇拜。可是，后来他自己成为权贵，有了巨大既得利益，观点渐渐离谱。他提出中国应该每家“两套住房”(一套住房在城里，一套别墅在城外)并同时拥有私家车辆，鼓吹房地产和汽车“两个支撑点”，不但贻笑大方，连我这样的普通百姓都觉得荒唐了。因为他讲这套话已经是新世纪了，和我一样的很多老百姓都已经有了资源有限的意识。现在，他再出来讲话，自然就招人烦了，可是他仍然恬然活跃于讲坛，前不久还在政协不痛不痒地讲经济问题，只是很少有人再关注了。与厉以宁相似的经济学家还有吴敬琏，原来也是我尊重的经济学家，90年代曾经提出国家欠国企老工人的社会保险金，应予补偿，仗义执言。后来主张改革国企，为了讨好舆论，竟然说，贫富差距过大是由于国企没有改革，简直开始胡说八道了。这还能让人尊重吗?

　　法学家贺卫芳近些年很出名，他的法学理论怎样好我虽然不知道，但我通过他的一些讲话觉得他的很多观点并没有什么问题。他说的“司法独立”、“三权分立”、“党派竞选”都是世界历史上的进步的东西，当代世界的政治常识。这些方法，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未尝不可以试一试。当然你因为不理解不放心而不想实行，或者想观察观察再说，也同样未尝不可，但是不能武断地说这些属于方法性质的东西在中国就是不能用。还没有尝试，你怎么知道不符合中国国情?当年吴邦国委员长说的“七个坚决不搞”，国人有几个当真，谁还能记得住几个?徒增笑料而已。贺律师当年积极参与为孙志刚伸张正义，使中国收容恶法得以废除，也是功劳一件。这些都使得我对贺卫方印象很好。可是，贺律师出了名之后，太不谨慎，乃至过高估计自己的能量，在演讲中经常奚落别人，颐指气使，不懂得对论敌的尊重;连殷秀梅唱歌他也要讽刺一番，笑嘻嘻地很不庄重。在微博上经常作为“公知”代表发言，今天讥讽这个，明天抨击那个。言多必失，他竟然会大言不惭地教育其他律师说，律师要为当事人服务，你知道当事人杀了人你也不能揭发。这话说的太过分了，违背了正常社会伦理，也违背了普世价值。我就是在读了这段话以后，感到这个贺大律师真不靠谱，简直是街头无赖，哪像一个有学问的人?他指责共产党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不仅哗众取宠的意图明显，也显示了他的过分狂妄。

　　柴静是中国乃至世界新闻界有突出成绩的调查记者。几年前，曾因冒着战火采访巴格达而获“战地玫瑰”美誉的闾丘露薇对柴静提出不同看法。闾丘露薇认为，新闻要纯客观，记者要纯旁观，才能揭示事物的真相。而柴静的新闻报道注入了自己的感情和认识。当时我支持柴静，因为我觉得闾丘露薇的说法虽然在理论上是对的，但是很难落实，只是空论而已。现实中的记者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主观判断。但是最近柴静的大片《穹顶之下》主观意识太浓，乃至太过分了，使我回头认可了闾丘露薇的观点。记者主观主义太可怕，柴静竟然认为雾霾的罪魁祸首是中石油、中石化对石油天然气行业的垄断，让我们石油行业的人们感到莫名其糊涂。乌有之乡网站曾发表我的《中国石油国企垄断已经不再》，无论舆论如何说，现在中国的石油天然气企业最少也有几百家，不仅有国企 ，也有民营，石油行业垄断的局面早已打破了。中石油和中石化事实上没有垄断，它们的利润也不是来自垄断。垄断不垄断是国家的事情(有时也取决于市场)，不是一两个企业说了算的。柴姑娘，你过分了。

　　与柴静类似的是崔永元。小崔为我喜爱由来已久。且不说他的《实话实说》引人入胜，他为农民工的利益奔走，曾用10万元宴请在北京发洪水时主动救人的农民工，更被我视为“义士”。为了反对“转基因”，他自费百万元赴美拍摄纪录片。这都很令人敬重。但是，农业部长、农大校长、一些专家，多年来也没有断过科普宣传，我自己就看过或听过多次，这次两会，农业部长、农大校长又主动谈到转基因问题，他们也和崔永元一样积极工作，他们的诚意应该被我们看到了吧?转基因问题其实已经很明白。据有关文章总结，转基因目前有三个议题。第一，科学议题是“安全”。从研究结果来看，科学家有比较充分的证据表明，转基因技术是安全的。但是公众提出一个问题：转基因现在安全，并不意味着几十年就一定是安全的。这是一个归纳推理的死穴，哲学上叫“罗素火鸡悖论”，意即人类永远不能预知未来的全部危害，这是科学无法回答的问题。第二，政策议题是“风险”。“挺转”一方强调美国、巴西、阿根廷、甚至印度都在发展转基因研究，我们不重视将要落后。“反转”一方说欧盟、日本还很慎重。至于“反转”方说的“阴谋论”，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哲学上认为没有价值，只能不予理睬。第三，社会议题是“选择”。“反转”一方提出质疑原因很大程度是 “公众知情权”，相对应是政府的“信息公开”。这些政府已经做了努力。现在做法只能是：政府支持转基因研究，但种与不种、吃与不吃，交给公众个人选择。应该说，转基因争论，到这里也就差不多了。这样说，还不够明白吗?还要永远地争论下去吗?民众不懂转基因，担心不安全应予理解，“反转”、“挺转”可以继续质疑，崔永元监督政府，包括弹劾政府，也是职责所在。这些都很正常。可是，崔永元仍然坚持说农业部“唯美国马首是瞻”，仍然坚持无聊的“阴谋论”，这就是过分了。前面说过，“阴谋论”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意思就是无稽之谈，换一个词说，就是“废话”。由于过分，全国没有一家媒体报道他的提案。崔永元估计是寂寞了，写文章邀请农业部长再谈谈。你都弹劾人家了，还找人家谈什么?找台阶下来而已。什么事都是，适可而止的时候，皆大欢喜;过分以后，就索然无味。

　　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在中国思想界影响巨大，蔡元培本人也因此享有巨大而良好声誉。然而，由于“公知”们过分宣扬蔡元培的思想，把他视为“自由男神”，并往往以此为挡箭牌攻击不同于自己的意见，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于是有人搜得资料，发现原来“自由男神”居然在1927年的那场屠杀中共党员的事变中扮演重要角色，可以说是策划、组织者之一。1927年的事变不仅残酷杀害大批共产党员，也杀害或迫害了更多的持有异见的国民党员。他的行为违背了他自己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理念。你看，要不是某些“公知”的过分宣传，何至于让地下的蔡元培都不得安宁。

　　乌有之乡网刊有坚定的立场、鲜明的观点，在我愿意看的网刊中，排在前几位。说来惭愧，我为家庭生计奔波，又不习电脑，极少有上网的时候。2013年，因为年龄大了不再工作了，才买了自己的电脑，才开始看到各种网站。大约3年前看到乌有之乡以后，再就没有中断阅读。而且我此后只写过10几篇文章，春节前后全都专门投给了乌有之乡。乌有之乡竟然全都刊用了。乌有之乡特点是，它坚定地站在最底层劳苦大众的立场，直接维护劳动者的利益，反映劳动者的呼声，提出了很多反映广大最基层劳苦大众利益的观点。他保持了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敬畏。它保护毛主席的荣誉，发表了一系列(大约50余篇)为毛主席辩诬的文章，我很感动，把它保存并发给朋友。它对有些“公共知识分子”的揭露和批判，相当地有力，这也是它吸引我的原因之一。近期它支持梅、郭应诉，取得反“历史虚无主义”的胜利，更是意义重大。但是它也有过分之处。乌有之乡，保持着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这一点我有些意见。我崇敬毛主席，厌恶有人抹黑他，但我认为崇拜毛主席也要有度，不能走个人崇拜的老路，还是要坚持唯物史观。还有它倾向于歌颂文化大革命，而我认为文革起码是不人道的，一群不熟悉文革的人抽象地歌颂文革，似乎在空耗精力。读者跟帖，更是左倾一片。极左是情绪化的产物，情绪化不仅不会有理论上的大的建树，还会因此而脱离真理。

　　有读者可能会说，你个人的感受算什么?是的，个人感受什么都不是。但是如果各种思潮尖锐对立，各种观点都无所不用其极，那么，中国人很难形成共识，“撕裂”之虞并非杞忧。如果各种思潮的秉承者都能看到其他思潮的可取之处，认识互补，多取中庸，则共识可望。有了这种意识，可能就会大大减少过分的言论了。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反过来，思想上的“撕裂”，会严重地影响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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