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眼中的文化大革命

胡银康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他曾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有六部代表性著作，分别是《历史研究》、《人类与大地母亲》、《经受着考验的文明》、《世界和西方》、《人类必须抉择》、《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对历史有其独到的眼光，他的12册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

　　《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为汤因比的最后一部著作，是一部从全球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全景式考察、具有很强可读性的编年体史学著作。作者以抒情诗般的优美笔调，展示了人类与其生存环境的相互关系，描述了人类文明的起源、发展、相互交往和彼此融合的全过程，系统介绍了上自50万年前下迄20世纪70年代世界各时期、各区域的文明类型。

　　这部著作写于 1973 年，距他的离世仅两年。这是他留给世人的一份遗嘱。汤因比在书中毫不掩饰他对人类前途的忧虑。他谈到：“化身于人性中的邪恶的贪欲已经用充足的技术力量将自己武装起来，这一高潮也许就是人类邪恶而愚蠢地将生物圈加以摧毁，从而将生命全部消灭。”(《人类和大地母亲》第三章)

　　汤因比纵观五千年的历史，指出：地区性的主权国家制度在满足人类的政治需要方面曾一再失败;在一个全球性的社会中， 这种制度必将被再次证明是昙花一现的。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类文明世界在政治上 彼此分隔得各部分在技术和经济领域越来越密切地相互依赖，但地区性主权国家的数量也同时增加了一倍多。

　　汤因比坚信未来的人类只有走向一个“世界国家”，才能避免民族国家的狭窄，避免民族国家因为追求狭窄的国家利益而带来人类社会的灭亡。他认为，西方国家无法将人类社会引导到一个“世界国家”。西方国家在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就再也没有形成一个天下主义的国家来统一西方世界，而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恰恰是西方在罗马帝国分裂和灭亡之后西方历史发展的 主线。西方文明在过去几百年对世界的武力征伐将世界带到一个统一的经济市场，西方在经济和科技上影响了世界，在政治上却无法将界整合成一个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世界国家”。西方不仅无法为世界提供永久和平的整合模式，而西方本身内部都无法统一。在他和日本作家池田大作对话中，他指出,西方的民主制度不能作为整合未来人类利益的模式。他一穿透五千年历史的深邃目光看到，如果仅仅依靠国家和国家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社会和社会之间的民主协调，那么人类社会很可能在无尽的争吵和争端中走向衰弱，而这样的漫无边际和漫天要价的民主进程很可能在人类社会还没有迈出任何一步之前，人类就在工业化的无限扩张忠灭亡了。他提醒世人，人类历史上长时间的和平和“世界主义”从来都不是出现在民主协商之中，而民主的雅典恰恰在民主内部争端中走向衰亡。

　　作为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把他的眼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他认为人类的希望在东亚，而中国文明是一种以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为取向的文明，将为未来世界转型和21世纪人类社会提供无尽的文化宝藏和思想资源。

　　汤因比虽然没有直接评论过当时正在中国发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毫无疑问，他对这个事件给予了正面的评价，寄托了极大的希望。在 《人类和大地母亲》一书结尾中指出：

　　中国人曾经把中华帝国视为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们今天正在思考着自己的国家作为全球竞技场上处于战争状态国家的一员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正在忘掉自己历史上那残酷的一页：那时，中国自身成了地方诸侯国家的战争竞技场。另一方面，中国人似乎对自公元前 221年统一以来的历史十分敏感，因为他们正尽力避免国家机器同农民的疏远。而农民，自汉武帝即位以来，便成为 “中国的悲哀”。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在中国首创以政绩征募文职官吏的制度，并通过考试对候选人员的能力进行评判。中国皇帝的文职官吏是人类文明世界的佼佼者;他们长期平安有序地管理着这么庞大的人口，这是其它他国家的文职人员所不可企及的。但是， 他们也一次次地失去民心，他们为了自己个人的特权而滥用权力，从而一次次地把中国带入灾难。中国的领袖们正在采取措施防止悲剧的重演。与中国过去的改革家们相比，中国领导人是否能获得更大的成功，人们将拭目以待，但至少他们目前行动的魄力便是一个良好的征兆。如果中国人真正从中国的历史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他们成功地从这种错误的循环中解脱出来，那他们就完成了一项伟业。这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对于处于深浅莫测的人类历史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来说，都是一项伟业。“

　　稍有阅读能力的人都能看出，在 1973 年，汤因比笔下所指的中国的领袖们正在采取的防止悲剧重演的措施指的就是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他认为是为了“避免国家机器同农民的疏远。”(注：英文 alienation 疏远，也包含着异化的意思)。中国历史上一次次的农民起义催生了一个个新的政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来自社会底层的官员趋向腐败，新政权异化为镇压大众的国家机器。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睿智的眼光洞察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的未来乃至全人类未来的意义。

　　这使我想起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和毛主席在延安窑洞里关于中国历史周期率一席谈话。黄炎培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掷地有声。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某些人大肆炒作这段历史，作为毛泽东出尔反尔，不讲民主的例子。那只怪这些人读书不精，或心怀鬼胎。毛泽东什么时候说过，他说的民主就是美国式的宪政民主?从三反，五反，反右，到四清，毛主席在不断地探索能够真正让人民能够监督政府的新路。并在理论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论断。采用文化大革命的形式防止在中国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特权阶层。他的理论显然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异化理论的影响。1972 年，毛主席亲自推荐了全国人民应该读的六本马列原著，其中包括了恩格斯的《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这是恩格斯以异化的理论分析了在进入阶级社会后，氏族的代表机构是如何脱离民众成为镇压人民的国家机器。

　　汤因比所说的“中国的悲剧”和黄炎培所说的中国历史周期率所指相同，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次政权异化的问题。毛泽东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文化大革命式的群众运动和监督政府官员的四大武器。但是，他也说这次文化大革命仅仅是个演习。是演习，就不是最终得版本，还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妖魔化文革，实质上是阻止人们对寻找人民监督政府的新路作理论上的探索和实践。使政府官员脱离人民的监督，官员从人民的公仆异化为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压迫者。这真是当下腐败官员越反越多，百姓极度不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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