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使后人不断联想。发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宪政改革极其深远地影响了这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而自1976年文革后的20多年间所进行的改革也如同超过一个甲子前的宪政改革般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袁世凯在清朝末民国初期两种完全不同的国体和政体下所进行的政治改革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这种客观的历史背景与当权者的个人认知决定了改革的方向和改革的深度。同样在文革后所推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改革，也因文革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以及当时的执政团体的共识而有着历史的局限性。而从今天看来，当时袁世凯在进行改革时的一些考虑与今天执政党在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时的考量有着近乎一致的看法。那就是国家社会的稳定状况。无论是袁世凯在清末官制改革中对皇族的退让，还是在民国时期将责任内阁制变成总统制而加强自己权利的做法亦或是后来复僻帝制改变国体的大胆尝试都与文革结束后所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样无不考虑到社会的稳定状况，但这种敏感甚至过于狭隘的想法限制了改革的深度甚至改变了改革的方向。
清帝逊位、南北议和后，根据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参议院和袁世凯间的共识，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防止专制的复辟，南京临时参议院根据孙中山的建议通过临时约法，将先前所实行的总统制改为内阁总理制，进而对袁世凯的权力实行了极为苛刻的限制。显然这无论与当时的政治人物的民主素养，还是在一定时期内由专制制度转向民主制度过程中所必然衍生的体制短板的客观事实都不太相适应。
宋教仁被刺杀事件发生后，孙中山直接跨过司法裁定的原则，不顾黄兴等革命党人的反对贸然发动二次革命。这不仅给袁世凯解散由中国国民党占绝大多数席位的国会充分的理由，而且使民主共和的理念大打折扣。当时的国会选举成为责任内阁制走向成熟的关键第一步，由于第一次国会直选意义重大，也非常成功，不仅使民主共和的理念得到了广泛地传播，而且让国家巨变后国民的心理得到了很好的安慰，这本可以使改革朝着更好的方向进行，但历史给了我们思考的空间，直到今天宋教仁被刺杀的背后主谋仍存在很大争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最接近民主宪政，但由于复杂的原因，未如人愿。
文革结束后，面对中国社会千疮百孔的状况，中共领导人着手进行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改革，而被称为由“三驾马车”(指党、政、军最高领导分别由胡耀邦、赵紫阳、邓小平担任)为标志的分权政治改革和逐步进行的经济市场化改革成为改革开放的两大主线。 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面对国内国外复杂的形势。一些矛盾逐渐显现并不断扩大。在相对自由的社会气氛下，多年文革所积累的群众的怨气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遇到物价飞涨、贪官横行现象的刺激下无限膨胀。而知识分子和学生在国际民主化浪潮特别是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民主改革的鼓舞下展现出理想主义者不顾一切为理想而行动的欲望。随着中共中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的去世，学生运动在八九年达到高潮而影响深远。最终学潮被政府武力镇压，政治体制改革也放缓脚步，“三驾马车”不复存在。
随着学潮的结束、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使国家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种基于国家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政党制度运作逐渐清晰、公开，特别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被称之为“中国模式”。这种模式备受关注，也不断被质疑，但它的影响却不可否认地刷新着世界各国的眼睛。
从今天来看，袁世凯较为保守的宪政改革，与当前一党执政下的改革颇有几分相似，此耐人寻味，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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