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两个决裂”的角度看毛主席一生办的两件事

——毛主席逝世40周年祭

　　一，毛主席一生办的两件事和共产主义革命的“两个彻底决裂”。

　　1976年6月15日，毛主席同华国锋等人进行重要谈话。毛主席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毛主席所说的这两件事，正好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实际领导中国革命实行“两个决裂”的两次伟大革命实践，前一次是用武装革命的手段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建立新中国以后，在中国农村和城市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改造，后一次是为巩固社会主义改造成果而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不言而喻，如果毛主席办的第一件事，仅仅是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没有进行生产资料领域里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则新中国和旧中国也只是50步和100步的差别，没有根本性的不同。而一旦经济基础中的所有制形式由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那么，这个国家的性质，这个社会的性质，也就根本改变了。因为，经济基础的改变必然要求这个国家的上层建筑，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也要由社会主义的劳动光荣、剥削可耻的思想观念，取代“劳心者治人、劳力者之于人”那一套，国体性质也要体现为共产党领导劳动人民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驶当家作主的权力。

　　资产阶级革命是生产资料领域私有制的高级形态，战胜并取代较低级形态的最后一次全面博弈。剩下的就是，无产阶级所代表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形式，战胜并取代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形式。

　　在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饱受帝官封掠夺和战争摧残的废墟上，竟然因为毛主席出神入化的政策和策略，在新中国成立仅仅七年时间，就完成了生产资料领域里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成功的引导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国家经济基础方面的核心是所有制问题，所有制领域里的博弈是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国家上层建筑方面的核心是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博弈是社会主义观念取代非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即公有观念取代私有观念。

　　很显然，新中国以来所逐步形成的这种工农阶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旧社会的剥削压迫阶级和旧知识分子接受劳动改造的格局，都是同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的封建统治秩序，和“治人者高高在上，治于人者卑微低贱”的传统观念格格不入的。这种新旧两种政治秩序和新旧两种思想观念的冲突，也必然的反映到党内来，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在旧社会代表底层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地下的革命党、在野党，转变为新社会组成并领导政府的执政党，而旧时代国家机器和政府官员统治压迫人民的那一套手法、那一套观念，就有可能很快侵染到党内各级领导干部中来;他们中的很多人的思想状况，就会跟不上新时代的脚步，就会不能继承并发扬党在根据地建设时期形成的许多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就会不是努力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认真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对群众满腔热情，态度和蔼，积极培养、帮助工农积极分子参与管理、参与决策;而是沿袭“打江山坐江山”的传统观念，继续做官当老爷，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随着延续几千年的私有制的经济基础的被改变，附着在私有制和旧的国家机器这张皮上的“毛”—--旧社会的传统观念和思想文化势力，也会逐渐地萎缩、脱落;但是他们不会甘愿退出历史舞台，不会不作最后的斗争就将他们的传统优势拱手相让。他们就会像列宁说的那样“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来拼命斗争，想恢复他们被夺取的‘天堂’，保护他们从前过着甜蜜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贫困破产(或者从事‘平凡的’劳动····)的家庭。”(摘自《列宁全集》第28卷第235页)

　　毛主席正是借鉴了列宁的这个警告，一直致力于将这种剥夺伴随着思想政治工作结合人性化的政策逐步推进，尽量将被推翻被剥夺的旧剥削者的反抗减少到最低限度。

　　由于我党的土改政策是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建设，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坚持区分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坚决贯彻土地法，分别大、小地主、富农、富裕中农等具体情况，认真落实政策、逐步推进的。全国解放后，又积极引导农村贫穷落后地区的农民组织起来，实行农业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直到实行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的人民公社制度。一般地说，凡是党的建设和农村工作做的认真扎实的地区，这种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策和策略，就能够避免列宁所说的那种被推翻者拼命反抗的情况。

　　说到我国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问题，这里援引一段毛主席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由之路》的指示：“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摘自《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00页)

　　后来的实践证明，在对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问题上，并没有认真贯彻毛主席的这一指示精神，既没有经过几个五年计划，也没有在实际工作中，把引导城市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向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从思想教育、工作安排，政策关照，到生活适应的每个细节，都做到非常人性化、都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总之，恰恰犯了毛主席特别反对的急躁冒进的错误，激起了被剥夺被改造者强烈低反弹，并于1957年春爆发了列宁所说的情况——新中国被推翻的剥削者于这项改造完成的第二年，“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来拼命斗争，想恢复他们被夺取的‘天堂’，保护他们从前过着甜蜜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贫困破产(或者从事‘平凡的’劳动····)的家庭。”

　　从这个意义上说，1957年上半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发起的向党的进攻，部分原因也是党内急躁冒进的左倾政策导致的。

　　由于资产阶级右派疯狂地向党进攻，迫使中央发起反右派斗争，而反右派斗争以后又出现了违反客观实际的扩大化的错误，伤害了很多善意向党进言的民主人士和党的朋友，其根源也在于当时领导这项工作的党内高层，缺乏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行长期的耐心地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改造的伟大意义的认识。

　　尽管如此，目前对于毛主席办的第一件事，正如毛主席生前估计的那样，还是持异议的不多，反对的更少，即使是今天，别看网上叽叽喳喳的很多，具体统计一下，也不过总人口的1%不到。即使如反毛黑手茅于轼的估计能达到5%，也还是极少数，和95%的人民大众比较起来，离奉行宪政民主制度过半数通吃的规则还很远，所以也翻不了大浪。

　　二，否定文革的《历史决议》中的观点，实际上站在了原国民党上层的立场上。

　　对于毛主席办的第二件事，就是为巩固第一个决裂成果所必须进行的与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于所有制改造完成10年后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是“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其中就包括邓小平同志本人，也从文革初期的领导层犯了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错误，到逐步由浅及深认识到文化革命的伟大意义，最后也随着否定文革思潮的泛滥，背离刚刚做出不匆忙评价文革的承诺，被裹挟进否定文革的队伍之中。此时，胡耀邦一伙人看到了否定文革有利于巩固自己的地位，否定文革有利于推行私有化、自由化的路线;于是便违背邓小平同志的承诺，利用主持中央工作的权力，组织人员、收集资料，匆忙抛出否定文革伟大意义的那个《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

　　其实，文化革命中出现的问题，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南方各省发展起来的农民运动中已经出现过，只不过农民运动中的过火行为没有把矛头直接对准当时城市上层的国民党“走资派”，而是对准了地方农村的土豪劣绅。如果当时参与起草这份决议草案的同志，能够站在共产党人对待《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述问题的立场、角度看待问题，就不会站在国民党上层士绅的立场去评价文化革命了。

　　尽管那份《历史决议》的起草者，对党的历史，特别是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看似比较客观的陈述，但是由于其立场观点出了问题，其结论也必然是完全错误的。

　　比如把林彪叛逃和逮捕“四人帮“看成是文革失败的标志，就是很没有道理的。

　　从林彪叛逃摔死国外以后，毛主席就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说明林彪的错误并不是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是企图借助儒家的“克己复礼”那一套复辟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因而，林彪叛逃事件不能作为文化革命失败的依据，而恰好证明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不是针对特定哪一些人、针对哪一个特定的政治团伙，而是针对一切违背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势力及其代表人物。包括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批评也属于这个范畴，并不因为“四人帮”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有了错误就可以姑息迁就。但是应该指出，毛主席批评“四人帮“并不是为了要把他们打倒，而是出于政治爱护，是为了挽救他们。至于运用党交给的权力发动军事政变解决党内思想政治路线问题，不但不属于“四人帮”的错误，而恰恰是发动者的错误。事实上，正如张宏良教授所评论的那样，这些人也都先后被邓小平同志做出了恰如其分的处置。

　　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同志由于借鉴了毛主席在处理错误路线代表人物以前，都要对其错误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批判运动，从而容易引起斗争扩大化。所以在处理胡耀邦的错误的时候，还保留了他的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赵紫阳接任后也对胡耀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了一场不疼不痒的批判，结果却引发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全国性动乱。后来江泽民领导了一场对赵紫阳分裂党的错误的批判，却又形成了他的“小圈子”，如此等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批判一种倾向会引发另一种倾向的问题?那就是理论的不彻底，而不彻底的理论是不具有说服力的。

　　什么样的理论最彻底?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马列毛主义的一条思想主线就是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的标志就是公有制经济为主导，就是有秩序的民主化。这种纠正一种错误倾向引发另一种错误倾向的结果，直接妨碍了毛主席用“盖棺定论”的语气提出“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所确定的接班人问题，以至于即使在《邓小平文选》多次载入，又有江泽民在十六大以前提出“要警惕身边出政治野心家”，却至今也没有解决。而与此同时，违背“两个彻底决裂”精神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相继出台，导致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导致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导致被推翻的旧社会的剥削压迫阶级的代言人，纷纷占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至于习近平同志所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的主张往往应者寥寥。至于毛主席时代的政治领导阶级——工农大众的生活工作状况，各大左派网站的文章多有描述，举目各地农村，由于推行私有化前提下的基层民主选举，农村暴富家族勾结黑恶势力操纵选举、进行贿选的现象大量存在，基层政权基本失去控制，特别是地处偏远的“老少边穷”地区，那里很多地方依然述说着黑恶权势资本剥削压迫的苦难。

　　尽管历史上各位革命导师都对修正主义的表现和特征做过精辟深刻的论述，但是，更具现实意义的还属于魏巍同志带有切肤之痛的如下表述：“他们往往以改革社会主义社会的弊端为名，干的却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之实。他们有时甚至只做不说，或者做成再说。他们是从来不说出自己真实的动机和目的的，仅仅以实用主义的口号和眼前的利益吸引群众，实际上却天天都在改变着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破坏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一步一步地把人民引向资本主义的深渊。当人民觉察时大势已去为时已晚。”

　　共产党人来到这个世界的任务就是推翻一切剥削压迫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压迫现象，怎么可能容许自己成为领导核心以后，继续旧社会统治阶级的立场观点对待人民群众呢?怎么可能容许自己又重温曾经被自己推翻的旧社会统治者的旧梦呢?

　　弄清楚这个道理，就不难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因而也就不会站在旧社会统治阶级的立场去评价文化大

　　革命了。

　　三，站在“两个彻底决裂”的角度正确评价文化革命，是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在要求。

　　毛主席指出文化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文革的重要任务包括“反修防修”和“斗私批修”。虽然毛主席在世时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情况并不严重，但是各级领导干部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官本位”观念、官僚特权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还是广泛存在的，如果几年不搞运动，就会愈加严重。这些都会成为修正主义分子上台后，成为引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土壤。

　　尽管邓小平同志对毛主席所说的这两件事的意义，对毛主席所说“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的深远谋虑，心知肚明，并尽其所能为完成毛主席的遗志创造时机，但是党内客观存在的“小圈子”，却始终把他们的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凌驾于党的整体利益以上，比如，胡耀邦利用亲信高杨文打击接班人问题属地领导人，赵紫阳搁置接管问题的平煤党办主任，“上海帮”成员多次或者亲临接班人属地敲山震虎、或者亲自指挥实行威胁控制，都成功的达到了阻挠《邓选》所述毛主席指定接班人问题，和邓小平真正要找第三代的目的。从而致使邓小平同志的即汲取文革教训，又避免接班人问题延误引发政局动荡的善良初衷成为泡影。

　　正因为毛主席发动文化革命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成果，是为了解决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公有制观念战胜资本主义的私有观念。所以，如何评价文化革命中出现的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

　　因而，否定文革积极意义的那个《决议》一经颁布，就引发党内思想认识的极度混乱，很快被国内外资产阶级势力所利用，引发了以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宪政民主为诉求的八六学潮和八九动乱。虽然这两个事件由于邓小平同志及时做出定性而暂告过去，但由于没有对引发这两个事件的那个《决议》的错误论点进行认真清算，所以，它的后果至今还在发酵，并引发当下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资产阶级普世价值思潮的泛滥，以及经济领域里的私有化、市场化，和新自由主义政策，乃至于政治领域里的资产阶级宪政民主和多党制等等反社会主义人民民主错误倾向的泛滥。

　　看看一直奉行普世价值观并实行了宪政民主制度200多年的美国现实，并不是人类理想的天国;看看建国初期和中国国情相似的近邻印度的今天，就能够推断出所谓的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制度并没有什么优越性。再看看强行推行宪政民主制度的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叙利亚和乌克兰，就可以推断出以动乱为代价的颜色革命以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排除这些并不是中国未来出路的选项以后，再来反思毛主席关于文化革命的“三分错误”的深层次原因，就会发现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各级领导层和基本群众头脑里非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问题，效果并不理想;因为正如毛主席所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

　　人们的思想观点很容易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即使是同一个人，也会随着自己政治经济状况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的利益诉求;美国精神分析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透过这些变动不居的现象，揭示出了一般人的需要发展规律。按照马斯洛的理论，很多在毛主席时代被批判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情调，有些却为当代中国哲学界认为是人的合理需要。以前有文章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能满足职工需要的低级层次，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上却可以满足职工需要发展的几乎所有层次。所以，仅仅从尊重人的需要发展规律的角度看问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必须被打破。何况是把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倒退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此可见，有人打着特色旗号大搞私有化、市场化和新自由主义，实质上在复辟资本主义，就是一场反社会主义的历史大倒退。

　　当前网络上正在开展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批判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的斗争，其中就包括对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7.29“党课演讲观点的批判。许多党外马克思主义者奋力投身于这场捍卫社会主义、捍卫马列毛主义的斗争，与体制内的许多处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员相比，表现出了极高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的革命自觉性。

　　这场激烈复杂的斗争实践证明，一大批体制外捍卫马列毛主义、捍卫社会主义核心观点的网络义勇军们，已经成为配合体制内马列毛主义者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的强大力量。他们的革命意志和政治品质，对于党的事业才是最可宝贵的;而坚定的革命意志和高尚的政治品质，往往植根于这个人深厚的马列毛主义的理论功底、敏锐的阶级观念和坚定的使命意识。但是要发现这样的人，重用这样的人，依靠传统的组织渠道是不可能的。

　　同时从改开以来党的组织工作的经验来看，依靠现有的组织渠道，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人所共知的党的组织工作的潜规则，造成他们不可能从党的需要的“谋全局“和”谋长远”的角度看问题，限制了他们解决这类问题的政治担当和决断的勇气。一方面是保证党的事业健康发展离不开这样的人，另一方面是党的传统的组织渠道，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怎么办?因此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改革党的组织工作的操作程序着手，从原来的封闭的仅限于体制内，转向开放的、着眼于一切符合党员条件的群体;必须坚决打开被实践证明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上升通道，必须坚决打开并完善对坚持错误路线已经造成严重后果者的下课退出和惩戒机制。

　　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战胜剥削阶级的私有观念的意识形态，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要胜利地完成这一事业，就需要有大批的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发现并选拔出党的事业所需要的这些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仅仅依靠党的执政团队的眼界，依靠现有的组织渠道，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拓展渠道，改革选人用人方式，允许选民通过自荐、联名举荐，经过公正的评价程序成为候选人，并保证有法定的经费来源供其参加正常选举。如此等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信于民，才能增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同时也是对贪官、庸官一个最大的震慑，对党内腐败现象也是一种制度过滤。

　　我们只有站在人类必然归宿的角度来看待共产主义事业，才能端正党的路线;我们只有站在共产主义者“两个彻底决裂”的角度来看待毛主席一生办的两件事，才能真正发现毛主席的伟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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