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神纵横谈（—）
习总在近期讲话中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激扬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活力，使之成为引领社会变革的时代先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以世界的眼光、开放的心胸、虚心的态度学习和汲取全世界一切有用之成果，做到以我为主、洋为中用。”他重点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一个民族立世之本，也是推动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在兼收并蓄中博采众长，善于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是中华文明的鲜明品格。。。。。。;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
中华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数千年绵延生息，自有其屹立于世的道理。中国历史辉煌灿烂，自有博大精深的文化传承。因而习总曾盛赞唐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其以“中国梦”为开端，力图复兴之，从而实现中华崛起。然则我族智慧又非如今之学科理论，它“学究天人之际”，善于“因质而赋形”，如神龙变化无方，得之则能睥睨天下，飞龙在天，威压宇内。近代唯毛泽东一人得其精髓而已。故而毛泽东思想能战无不胜。无他，“君子善假与物也”。此种特性赋予了中华智慧神奇特色，为免失传，故以经史子集承载之。我族人人皆能学习得到，得之则能超凡而入圣，引领时代风潮，成为圣贤英豪，扬名史册。不幸的是，近代由于历史悲剧使我族文化如龙潜于渊，难于觉醒。
[ 转自铁血社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国人迷失了文明方向。本来我族文化善于兼收并蓄外来文明，清后期“洋务运动”即提出“中体西用”思想，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惜内乱加外患，未能如愿。自“鸦片战争”之后，我中华磨难重重，几被列强瓜分，丧权辱国条约罄竹难书。当时的中国志士惑于西方科技的暂时领先，不惜远涉重洋，寻求救国之术。“五四”新文化运动几乎令我族文化根断脉绝。而其引进的西方民主即今天所谓的“普世价值”，更是阴魂不散，使中国人文精神几近断绝，失去了本民族特色。以今观昔，我们不难发现中华文明发展的曲折。所幸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力挽狂澜，扭转乾坤，建立新中国，使中华民族再次雄踞世界民族之林。西方以其科技领先及经济进步开辟了所谓“现代化”时代，于是改革求富求强成了世界潮流。令人关注的是，西方科技进步却像一把“双刃剑”，它虽然促进了经济繁荣，同时也推动了矛盾对立面，如生态危机、人口爆炸、贫富悬殊、道德沦丧及核战等，这些负面并非杞人忧天，这是西方片面追求物质文明的必结之果。而战争与和平乃是与人类利益攸关的最明显的一对矛盾，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之后海湾战争、阿富汗、南联盟、利比亚及至今仍硝烟未散的叙利亚战争均不能避免，已经充分暴露了西方思维无法克服的内在障碍。难以设想，若再爆发大范围战争，高科技先进的战争机器将使地球玉石俱焚，当今朝核半岛危机及南海风云无疑在向人类敲响了警钟。然则此种矛盾能否避免?能否有效解决而非诉诸武力呢?答案是肯定的，开启未来世界的钥匙永远掌握在中国人手里。(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称霸、不结盟、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等与思想，已置身于主动战争之外，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若有不长眼的胆敢入侵我华夏，定令其有来无回。)
中华自古天朝上国、礼仪之邦。和平发展天下为公乃终极理想。对于潜在的战争隐患，中国既不能避之世外，当然不能坐视西方愚昧地毁掉人类文明。中国思维特色造就了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能够德才兼备、以才制物，能够以德服天下;能够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发展。中华文化的永恒意义必将对当今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历史发展到今天，世界文明早已交汇，“东风”、“西风”，谁将领导世界文明潮流?中国已经经受了太多的实践验证，该对此作出统一了断了。观察今天社会，人们受所谓“现代文明”熏陶，自觉不自觉表现出西人好尚，文教缺失，使我族思维趋于平庸，失去本色，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反思。中华崛起，非振臂一呼即可。它绝非自发实现，而是需要全体中国人的觉醒和努力，在文化复兴的过程中，必然会交织着中西文化的激烈交锋。因而我们要振兴民族精神，就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如下问题-----
“中国特色的本质是什么?它有何特性?我们如何认知和获得它?它与西方文化比较，孰优孰劣?它能否领袖世界文明潮流?”
中国精神纵横谈（二）
当今学术徒有虚名，学院派如象牙之塔，专家学者公知精英百无一用，顾因与社会严重脱节，但最主要是是文化研究思维失去了本民族嫡传。下面姑且将中国特色思维代称之为“中国精神”以明之。
一 天人合一：中国精神的本质
[ “究天人之际，同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汉朝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初衷，它包含的道理却显示了中华学术科学的规律性：欲成就事业，必先通晓历史变故;要弄清历史真相，必先搞明白天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自周初“易学”兴起，天人之际的研究便成为中国学术根基，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注定成为我中华文明的追求目标和特色。比对今之西方哲学，则更易解析“天人”的内涵。何谓“天”的因素，笼统言之，即指一切客观存在，既包裹物质世界，也包括人本身、人的意识及文明形式，这和今天唯物主义“物质”概念略同;何谓“人”的因素，中国有特定内涵，是指人通过后天学习超越先天自然生物属性而能够形成智慧自觉的生命体，自然性与自觉性区分了物与人，(今之哲学却将自由意识与智慧自觉相混淆)，因而，明晓天人之分，不难理解二者的辩证关系：人类正确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就能更好地适应并自觉地改造自然世界，使天人相辅相成;人若违背自然规律盲目实践，必然受到自然界的“惩罚”，则天人相反相害。而天人合一思维奠定了中华智慧首先就站在宇宙的中心，并且以人为根本，以人之心为宇宙之心，以社会体制为实践场，它以高度的整体观和强大的协调性自觉地追求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共同发展，因而成就了中国智慧的博大精深和文明的辉煌灿烂。它无所不包，无处不在，它对当今世界可持续性发展及各领域各学科交叉均衡进步可谓意义重大。
总之，天人合一是客观世界与人的心灵直截的感应。它作为人类完美思维产生的信念能使中国人不被任何虚伪的假象所迷惑。它的获取之道唯需体悟自然，在实践中印证天人，万物“道同而理殊”，能极“触类旁通”之神奇。它的客观性决定了我族自强不息的品性，它的完美性决定了中国追求和谐一统的社会图景，它的正确性决定了中国人在各领域都能独领风骚、独尊天下，成就了天朝上国、礼仪之邦的美名。而区区西方，乃无根之木。不论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从表面上看，似乎各执我“天人之学”两端，实际上它们具有共同的思维基础，即浅薄的所谓“形式逻辑”，唯物主义受客观世界局限太大，唯心主义又过于主观发挥，皆不能正确揭示天人之分与天人关系。近代王国维评之曰：“(西学)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形象指出唯物与唯心哲学的区别与各自局限。
二 圣人之道：中国智慧的追求之路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则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夫子乃我中华文化集大成者。孔子此言在一定程度表明了中国的智慧进程。首先，人无志不立。历代学者均强调立志的重用性，因为“志”乃追求智慧的坚强信念，是中国人追求自我完善以及对社会所负使命的内驱力;对完美人生的追求要求人在少年时即具此种品格。“二十弱冠”，从心理精神层面成为大人，学习我族智慧初步形成人生观;“而立”，已能自立于世、独立干事业;“不惑”，指随着阅历增长，已不为矛盾及伴随假象所迷惑;“知天命”，指已掌握天人规律，超然达观;“耳顺”，充满宽容、与人为善;“从心所欲，不逾矩”，指智慧已超神入化，对矛盾应激反应，均能符合情理，身已合道，这是圣人之学的顶峰归宿，是从自觉成长回归于智慧的应激变化。后世圣贤归结为“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层层制衡的内在机制，反映了中国文化秩序、进取的精神风貌。意诚则志坚，志坚则不为外界诱惑所动摇，再经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博采则智广，精思则易深。古之英豪学通百家，而处事从不拘泥，就在于使中华智慧与自我思维合一的缘故。(通权达变曾被称为是毛泽东的看家本领)
中国精神作为介于天人之际的客观思维，它不受任何时空及个人的局限，社会的不断发展，用任何时代的形式和内容为之命名都不免使之僵化，因而古人曾名之为“道”，天人可分为“天道”、“人道”，天人合一就是“圣人之道”。因而历史上不论儒墨道法、诸子百家、程朱理学，或者所谓近代新儒学等等，只是之中华智慧在各个时代的结晶而已。近代我族文化惨遭冲击、几乎断代，斯为痛心。如今邪说横行，群魔乱舞，全球化已暂时使我丧失世界中心大国之位，缺失民族精神使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倍受西方霸权欺辱。我族领袖痛定思痛，唯有复兴“中国梦”，才能实现中华崛起。
三 中庸之道：中国精神的运用法则
“极高明而道中庸”概括了中华智慧的特征。“极高明”是指个人修养逐步高明可以到达圣人境界;“道中庸”则指动用中国智慧所遵循的特定方法论。何谓“中庸”?首先它相对于偏激，一是激进，二是倒退;中庸却并不居于二者之正中，即不进不退的保守状态，而是对事物普遍联系与变化发展的清醒认知中，采取的稳健进取之道，它前提首先要前进，言其稳健，是指它深明质量互变规律，既不盲目冒进，又非消极保守;言其进取，则指对矛盾对方毫不妥协，是“过犹不及”。中庸精神是追求天人合一的方法论，是均衡协调的最高智慧。中庸作为处世法则，它包涵广泛的内容：在处理单一矛盾时，要善于积累量变，抓住时机，促成飞跃;在处理复杂矛盾时，要全面兼顾、提纲挈领;在处理人类之间矛盾，以和为贵，能够“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始终以儒家入世精神为主导，又颇具备道家的超然达观。
总而论之，中国精神内具天人合一的思维本质，外则称“内圣外王”之学。“内圣”即指圣人之道，在于修身;“外王”即是中庸之道，在于处世(事)。此三位一体，体用兼修，是中国文化的精魂。
中国精神纵横谈之三
物质世界，任何矛盾都有产生、发展与消亡的过程。那么，人类社会是否也会走向消亡呢?此问题颇具兴味。中西文化因渊源有自而产生分歧：西方视人如物，自然以丛林法则、物竞天择论之;而中国追求天人至善，重视人定胜天、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因而追求和谐与西方弱肉强食在出发点已是天壤有别了。
一 《周易》：中国天人合一特色的形成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周易-系辞上》有言“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那么，“河图、洛书”是怎么回事，它与中华文明有何关联呢?据说伏羲时“龙马出孟河，其背部有文：二七在前、一六在后、三八在左、四九在右、五十居中”，此为河图;“洛书”系大禹治水时，神龟出洛水，其背有文，“九纹近头、指纹近尾、三文近左肋、七文近右肋、四纹近左肩、二纹近右肩、六纹近左足、八纹近右足、五纹其背中”。伏羲据河图画八卦，称先天“易”;周文王据洛书演绎八卦，称后天八卦，即“周易”。先天易只显示了人随物化的远古文明，文王周易则凸显了人与自然斗争中“人”，的决定作用，人以数“五”居中，奠定了中国天人合一的文化底蕴。正如黄帝《阴符经》之总纲：“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天人合发，万化定基”。《周易》正确阐明了天人关系，开启了人类智慧走向全体自觉的时代，因而周文王乃是中国天人之学的第一位圣哲。“图、书”出自河洛间，使中原名城洛阳具有了地缘上文化中心的意义，于是便有“九朝古都”之盛。
二 百家争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革命
文王后武王，周朝建立开创了中国文武宪章的鼎盛历史(后世皇权莫不托名文武之宪，此一点从皇帝名号即知：汉文帝、汉武帝，、魏武、魏文，晋武、晋文等)。但天道糜常，文明启蒙时期给予了中国文化“永思艰”的忧患意识。孟子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周朝(西周)至幽王“烽火戏诸侯”之后，诸侯国兴起。有春秋五霸之始，又兴战国七雄为末，东周政权便徒具其名了。后世普遍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繁荣是因为中国处于从奴隶向封建过渡的时期、是社会动荡纷争促成的。社会动荡固然是其外因，但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决定因素，外因只能通过内因才起作用。中国文化的兴起，首先在于它的内因即天人之学的形成。观诸子之学，立论虽有不同，但他们都是天人思维的应用。近代胡适之认为：“诸子之学，皆起于救世之弊，应时而兴”。百家之学，并非互相对立和标新立异，其各自目的都在于救世济民。
1.儒家学派。孔子生于走向衰落的动荡年代，他继承了周初天人思想，并敏锐地看到诸侯争利乃是引起社会动荡的根源。社会思潮混淆了天人之分，明显偏向了外物追求。为扭转之，他的学说重点于“用世”与“修身”的合一。故《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以文教将此明德施行天下，造就新一代的国民素质。《春秋》、《论语》、《易传》形成了儒家的学术体系，孟子称赞其学术为“集时代之大成，如金声而玉振”。孔子思想以“仁义”为本，则必然反对人类之间的战争杀伐。2.道家学派。老子大约与孔子同时，曾任“周守藏室之史”，后见周之衰，“乃遂去”。他为什么没有像孔子一样投身社会变革呢?其《道德经》五千言反映了他的思想。其主要核心是：“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以圣人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可以看出，老子对于国家治理，讲求绝圣去智、返朴还淳，是无为而治。分析天人关系可以看出，儒家追求天人相辅相成，肩负了社会使命;道家认为开智徒以“祸世”，讲究“人随物化”，否认了人类自觉改造自然的作用，即否定了人生的重大意义。所以孔、老两家唯“积极”与“消极”之区别。孔子理想在于投身社会实践，追求人与自然共同进步，追求高端的天人合一;老子寓人于天，希望顺其自然，“省心省事”。孔子以追求智慧进步满足精神愉悦，道家以追求生理及心灵强大达到精神舒适。故后世修心，不宗于儒，即宗于道。孔子之后，儒分八家，即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以及乐正氏之儒，其中以子思、孟轲和荀子三家影响最大。老子之后，有庄子承其衣钵，庄周梦蝶及“逍遥游”达其极致。
西周之学，官师合一。至春秋天下失官，学在四夷。私人讲学之风渐渐兴起，贯穿着东周历史，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方位的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化景观。在中国天人之学形成之初，周王室以天子之尊，施行诗书礼乐教化天下，四海共悦。但自幽王失德、“烽火戏诸侯”之后，周朝瞬间已到了礼崩乐析的地步。王权失威，王室衰落，被迫迁都洛阳。随着各诸侯国的兴起，问鼎中原，已成为挑战正统王权的象征。《春秋》微言大义遭受了质疑，春秋争霸、战国争雄，此起彼伏、互相交织。其实矛盾之复杂多样只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演进。在此背景下，诸子百家纷纷登台，围绕治国“救世”，同时实践着对天人之学的各自解析。孔子之时，天下由治趋乱，势单力薄，无所依托，乱世已成，人生短暂，非其单人匹马能扭转。“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夹杂着“梦周公”的无奈，一代圣贤不得已退而求其次，“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了。其弟子三千，显者七十二，可谓桃李满天下，也足以傲世了。但其主要功绩仍在于整理修订传统文化(经史子集)并极其大成，确立了影响后世的中国文教的发展方向。孔子之后，孟子传其衣钵，以“仁政”抗“霸道”，申明“义利之辨”，以“人性本善”提出朴素的民本主义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修身养德培养社会公共道德。以中国天人思维论之，“仁义”为本，无疑是治理国家的堂堂正论，“修齐治平”层层而设、无懈可击，但仁政的实施前提必然要根植于大一统的稳定社会，但东周王朝虽在，却无力制约诸侯、名存实亡了。而仁政思想却又是一项极其艰巨且浩大的社会工程。孟子虽能，亦徒呼奈何。但其提出的“浩然之气”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观念成为我族最可宝贵的品质和精神财富。荀子是继孔、孟之后战国后期最后的一位儒学大师。他在《天论》中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在天人相分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制天命而用之”和“人定胜天”的思想。其认为治国“礼义为常，法治为非常”，法治乃乱世权宜，说明他对于战国后期的社会有着更全面和深刻的见解。(此一思想被其弟子韩非、李斯所继承，创立了“法家”学派。)礼法并用，对于治乱统一，可谓具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墨家是诸子中最具张扬且神秘的宗派了。墨子认为，追求私利的欲望是天下一切怨恨祸乱的根源。因而他提出“兼爱”与“非攻”的政治主张。“兼相爱”即人与人之间相互友爱，互爱德行扩大至诸侯国与国之间，自然天下太平。“非攻”近乎儒之“仁政”，他在《天命》指出：“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兴利除弊在于“尚贤”，其思维游弋与天人两端，既遵守天道，又认为贤能可以替天行道。这种奇特的反差使墨家最具宗教精神，无私无畏，为天下之公利不惜牺牲，甚至能视自我生命如草芥。他们行踪神秘，乱世出盛世隐;他们很像“消防队”，哪里有战争危险，就会第一时间出现，劝和不成，就联弱抗之，墨家子弟讨厌战争但似乎从不惧战，“惩强扶弱”他们的信条，战力智慧也始终保持着神秘强大。其“赴汤蹈火，足不旋踵”的英雄气概与儒家之“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亦不遑多让。因而后世江湖侠义多宗之。
[ 转自铁血社道家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著称，但其认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主张返璞归真，回归无为而治的“至德之世”。何谓“至德之世”，是指三皇五帝之前“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有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蠢到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的年代。道家对现实悲观，否认社会发展的必要。与儒家积极用世希贤希圣比，道家欲人类重归蒙昧，开历史倒车;与墨家兴利除弊比，道家首先就不会承认有所谓“天下公利”。庄子说“道不可言，言而非也”使道家理论玄之又玄。后世学道者追求精神超脱已渐渐不受环境限制，所谓“大隐隐于市，小隐隐山林”了。
法家首先继承了儒家的现实主义态度。其实战国诸子不遗余力参与着社会变革，这一行为本身就促进了社会快速发展。霸权转易，纵横交错。至战国末期，秦国逐渐强大，战国丰富内涵的量变组合，终于到了质变飞跃的时刻。韩非应运而出，大胆提出了“术、权、势”结合的策略，首先以君权统御群臣使国民向心凝聚;制定法令，赏罚分明;富国强军，因势利导。中国统一已势在必行。法家欲以武力征服之权宜，求得中国大一统的久远稳定。因而儒家仁义虽能治本，却是缓剂，乱世行之，更是难上加难;法家虽曰治标，却是急剂，能够迅速治乱归一，为仁义施行创造社会环境。实是以一时之不仁，追求永世之仁。韩非学术传到秦国，胸怀大志的秦王政便如获至宝了。在韩非同学李斯的辅佐下，终于吞并了六国，实现了中国的统一。
兵家止戈为武，乃不得已而为之者。春秋无义战之后，战国之世，几乎年年烽火，岁岁征伐，战争激烈而频繁，兵家大展用武之才，成为各诸侯国政治争霸强有力的辅佐。天人之学的奠定使中国当时的军事思想堪称完美。孙武、乐毅、吴起、孙膑、司马骧雎、白起、蒙恬、王翦等个个堪称战神。《孙子兵法》至今在世界上仍享盛誉，称为“兵家圣典”。兵家虽持凶器，仍以征服人心为最高境界。孙子深知战争与政治的辩证，其开宗明义：“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兵者诡道也”，他深知兵凶战危，提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战略指导。“自古知兵非好战”。它与政治的从属关系使中国从不轻言战端，但人类的恶性也决定了我国外交忘战必危、惧战必亡。近代毛泽东主席作为大战略家和军事家明确指出：战争只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和延续;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战争(此亦古之以战止战思想)。他更赋予了战争性质的正义与非正义之别，称真正为广大老百姓打天下的军队为“仁义”之师。中国人民解放军被称为子弟兵始终占据着正义的制高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更凸显出中国军事大家傲视天下的豪迈胸怀。
以上浅析儒墨道法兵诸家思想特征，其他诸子学派如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杂家等等也在各自领域共同实践救世之道，各家并非孤立而是互相联系，从传承看，法家出自儒又自立门派，法家成功又依靠兵家大展神通。历史事实证明，中国文化精神自周初形成，在春秋战国时期接受了第一次严重考验。正所谓“大浪淘沙始见金”，也正因为中国天人之学的正确，不仅经受住了挑战，同时结合战国之势，也取得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成功。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百家蜂起的空前繁荣。
中国精神纵横谈之四
秦皇汉武时代：中国特色国体的形成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奋六世之余烈，执长策而御宇内”(汉。贾谊《过秦论》)，终于用武力扫平了列国林立的战国局面;建立了以高度集权的中央为核心，将各地设置为郡县的国家体制。秦王自以为天下已定，而欲之传至万世万万世，乃自称“始皇帝”;并乘威震天下之际，派蒙恬将军打击匈奴的入侵，“却匈奴七百余里”，之后，修筑起永世不倒的万里长城，“外夷狄而内中华”，完成了以中国为核心，夷狄为卫星国的理想大模式。虽然，秦始皇在统一初期，全国统一度量衡及文字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地区交流，但是秦朝的建立却未能及时调整思想战略，仍旧沿着法家路线的惯性，严酷刑法;为消除反抗意识，竟“焚书坑儒”;加重赋税、劳役百姓，外筑工程浩大的万里长城，内修富丽堂皇的阿房宫与骊山陵。始皇不知通变，其暴政很快就受到历史对他的惩罚。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掀起轰轰烈烈的反秦革命浪潮;其后楚汉争雄，楚败汉胜，天下就尽归于汉家了。
[ 转自铁秦皇时代由于未能彻底遵循中国的文化精神，注定了它只是向中国完美的象征——汉朝时代的过渡。其统一六国的武功只呈现出短暂的辉煌，仅传至二世就灭亡了。汉朝的建立，首先在治国理念，从法家路线走向了儒家礼治的正轨。汉初，高皇帝实施休养生息之策以恢复战乱后的经济萧条，又经文景之治;到了汉武时代，国力大大强盛起来。国力的强大为中国文化的进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于是汉武在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统治，对内继续汉初以来的养民政策，大力发展生产;并在中国偏远地区如四川、贵州、云南等地设立郡县;对外，则采取刚柔并济方针，令卫青霍去病反击匈奴的入侵将匈奴势力赶至蒙古大漠以北，后适时采用怀柔、威服匈奴，并以文化融合形式以消除匈奴对中国的武力威胁、迁徙内地汉民数十万到边疆，和匈奴民族共同生产，促进了匈奴民族的经济繁荣和文化进步;同时，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沟通中国同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的交通，开辟了著名的商道——丝绸之路，大大促进了地区及洲际范围的物质文化交流。汉武的文治武功不仅使中国成为威震四夷的“天朝上国”、“礼仪之邦”，也从此开始了中国的本色追求。
仁义治天下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也是中国文教的理论基础。和平时代发展民生、安居乐业是我族的人生追求。汉武雄才伟略，思想上采纳大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儒为主、儒法并用，儒学终居中国正统。秦之暴政使大汉记忆深刻，秦皇焚书，使中国文化典籍几绝，幸文明风起，在民间得到大力挖掘整理，六经微言得以重兴于世，智慧的中国人很快接传了历史文化的精髓。司马迁著作《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自成“一家之言”。其“抑恶扬善”的宗旨不仅可“以史为鉴”、淳化风俗，更主要的是承载着中国天人合一的思维。鲁迅赞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一时期可谓人才济济，皆精治国安邦的要旨及通权达变，贾谊《过秦论》气势磅礡，痛快淋漓指明了“仁义不施，攻守异势”的道理。鲁迅称其“沾溉后人，其泽甚远”，堪称西汉鸿文。晁错《论贵粟疏》、《贤良对策》亦堂堂正论。可以说汉朝的强盛正是建立在这种思维正确且健康向上的文化基础之上。我中华主体今仍称汉族，而以文化融合发展至五十六民族，傲立于当世，充分说明我之文明精神值得每一个中国人自豪与骄傲。
中国精神纵横谈之五
唐宋古文运动：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文化革命
“万里长城方永固，转眼便成汉家疆。” 秦皇“扫六合”奠定了大一统的国体，汉武“兴太学”奠定了文化基础，使中华文明从此走向了正轨。天人之学重点在于文教传承，国家稳定民族团结是其前提，而内忧外患则是对其挑战与考验。历史兴衰、朝代更替莫不如此，文化精神兴旺则国家强盛，文化精神衰落则国家衰弱，而落后就要挨打。武帝雄材伟略，文武并济，打下了中国后世发展的雏形，使中华民族享受数百年的持续繁荣。汉末黄巾起义，引发社会动荡，中国历史又经历三国、两晋、南北朝，后隋文帝统一作为过渡(隋炀帝暴政而亡)，中国再次复归强大，进入了历史上著名的“盛唐时代”。
[ 转自唐初“贞观之治”，又经“开元盛世”，国家文修武备，人民乐享太平;文化领域达到空前繁荣。“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唐人思想可谓健康且向上。佛教自汉末传人中国，作为宗教，一直在我中华儒学的制约之下。唐太宗为研究外国文明实质，曾派遣陈玄奘西域取经，后在洛阳修白马寺，注译研究，促进了中印文化交流;又因为唐天子李姓，故又推崇道家老子。于是，盛唐之世出现了儒道佛三家并存的文化景观。但是，太平安逸至奢侈淫靡亦人性之惰。文士追求性灵、浪漫，佛家思想风行，唐中期竟然寺院林立，僧尼成群，不务生产，使社会意识从现实走向虚妄风尚。(虽然，在文学艺术李杜白引领了唐诗风骚，流传后世)。到了大唐中宗时期，韩愈、柳宗元发动古文运动，首先就开展了强大的“辟佛”运动。《谏迎佛骨疏》为韩愈名作。
韩愈柳宗元倡导的运动，很快在全社会产生强烈反响。“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正确思想，重新树立了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孟的道统，以之反击佛学;文学上提倡经世致用。因散文小品形式取法于先秦诸子文章，故称“古文运动”。(文人学士以诗言志，取向建安风骨，创造出“律诗、绝句”取代了南北朝时期的“骈体”，形成了中国诗歌的独特风格而沿袭至今)。到了宋代，欧阳修、王安石、“三苏”、曾巩等继续高举韩柳旗帜，彻底取得了儒学在文化上的胜利。“古文运动”的成功开创了良好的社会风尚，而中国文化讲究天人结合，文化环境的熏陶便具有了一半的意义;宋代“程朱理学”便成了中国天人之学的时代形式。历史再一次验证了天人之学的正确，韩愈等人以其倡导之功，被后世尊为“唐宋八大家”;韩愈更被苏东坡赞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一代宗师。
中国精神纵横谈之六
宋元明清：文化之殇
宋元明清是中国经历汉唐盛世之后可以概括到一起的年代。其特征不仅激烈地展示着中国文化的命运归属，还伴以强烈的中华民族内部少数民族与我大汉民族的矛盾，即“夷夏之辩”。何谓“夷夏之辩”?孔子说过：“夷狄之有君也，不若诸夏之无君”，指出了它的文化根源。能够接受中国文化教化的，则入于中国;没有受到中华教化的，则为“夷狄”。此种分界决定了中国对大一统的追求，在于文化传播。
[ 转自宋自太祖“棍棒取天下”、“杯酒释兵权”，尊崇儒学，重视文教，国富而民强，但难免出现了重文轻武的倾向。我天朝物华富庶、山川锦绣、人文精粹亦不免受到外族的觊觎，北宋与辽、西夏等征战不断，多为被动守势了。至徽钦二帝时，金国崛起，而我武备松弛，竟遭“靖康之耻”;南宋偏安，无奈称臣。虽有民族英雄岳飞“怒发冲冠”、精忠报国，徒遗恨“风波亭”了。后蒙古崛起，先灭西夏、大金(辽国已为金所灭)，接着中原逐鹿，南宋亦亡，中国重归一统。元灭宋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籍蒙古铁骑之猛，便欲横扫天下，以为永世之逸。于是蒙古精兵以破竹之势开始征战四方，向西打到地中海，向北占领莫斯科、朝鲜，向南征服越南、老挝等南亚诸国，只东面已临大海，唯可望洋兴叹。其武功之强，使当时天下响震失色、战栗跪伏。只可怜地球太过辽阔，蒙古人力量终归有限，中国历史上追求全球大一统的唯一的一次武力征服暂告落幕。它开拓了中国在一个时代空前绝后的广大疆域，黄金“汗国”威震天下。但自古创业容易守成难，元人不明中国治术，在国内制定民族歧视制度(人分九等)，压迫汉人，不久农民起义，以朱元璋为首的明教义军就推翻了蒙古人在中原的政权，明朝遂立。
回顾宋明两代，“夷狄”屡次频繁地入侵中国，使当时中国意识到世界上还存在许多类于中国的强大存在，但中国对仁义理想的追求决定了中国爱好和平的民族本性，即便开战也均持自卫反击的正义立场，明朝时期，对于日本倭寇、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外敌，也只是做到拒地于国门之外。有宋一代，中国邻居辽金西夏的崛起与入侵，为“防患于未然”，真宗时期，王安石领导变法，欲富国强军，以御外寇。但政治保守人物如司马光、富弼等不知通变，，顽固坚守“祖宗之法”，绥靖和议成为国策外交，致使改革无功，此文人腐儒误国由来。元人灭宋，使中国第一次沦于“夷狄”之手，后满人灭明，使中国第二次沦亡;大汉民族竟蒙受亡国奴的耻辱。
大清康熙是一位明君，他由于从小接受中华文化熏陶教育，因而秉承了中国特有的雄才大略，其文治武功又使中国的声威重振起来。在政治上消除三藩割据，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西面收复蒙藏新疆;北面与沙皇俄国划定疆界(尼布楚条约);东面使宝岛台湾回归祖国怀抱(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赶走了荷兰人对台湾的占领)。中国今天的版图就是康熙时代中国的大致疆域。但满人毕竟发源于关外，康乾盛世之后，世界范围的交流已渐明朗，而清人不知通变，沉湎于天朝上国的和平氛围，甚而闭关锁国，采取坐以应变的消极国策。在科技方面，大清自恃物文人文鼎盛一时，不屑西方蛮夷之技，因而错失了西方工业革命的沟通交流;西方蒸汽机的发明，首先应用于“船坚炮利”，“热兵”时代的到来使大清国防相形见绌，不在一个层面了。其实，中国自明朝郑和七下西洋，大洋的宽广凶猛，洲际交通远非易事，中外贸易、文化科技交流，丝绸之路当为首选;中国经济的自给自足以及中国社会注重整体均衡发展的特点，使中国国家体制未能建立自然科技专门研究机构，奇技淫巧乃六艺范畴，作为经世济民的辅助，当随时代而发展。在古代，代步行天下的工具原始，地球之大，国际交往，距离很是问题。但当西方列强之军舰突兀出现在中国海域，似乎距离已不在是很大问题。能源科技的进步不仅使人类远洋航海能力有了长足发展，火枪的发明使人类战争进入热兵时代。中西交锋措手不及，在于中国人文虽强，但仍持冷兵;西人野蛮，但船坚炮利，手持热兵，端在科技，非关文化。科技乃人类公器，并非西人独有。“鸦片战争”之后，满清发起“洋务运动”，其主导思想即为“中体西用”。客观论之，“中体西用”正是以中国精神为本体的正确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唯需建立科技研究、发展相关的机构以及生产工业，我中国智慧最拿手的就是善于借鉴、发展并超越之(君子善假于物及触类旁通的独特思维)。可叹中国危亡，皆因内忧外患，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国内又兴起夷夏之辩，满汉民族矛盾突出起来，洋务维新很快就被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淹没了。
中国精神纵横谈之七
中国近代社会衰落的内、外因辨析
中国文化精神重视根本和整体的特点以及中华儒学在太平时代产生的惯性使中西在近代突然交锋之中，科技一开始就远落后于西方。早在东汉时期，文化普及的需要，使蔡伦发明了造纸术;到了宋代，毕昇又发明“活字印刷术”;航行的需要，使智慧的中国人早在4000年前就发明了指南针;中国火药的发明距今亦有1000多年的历史。然而，中国“四大发明”随丝绸之路传入欧洲后，却对西方生产科技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也是西方片面追求物质文明的思维决定的。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指南针的传入，使西欧从12世纪起便出现了许多著名的航海家，如麦哲伦、哥伦布等，为西方殖民侵略开辟航道;13世纪，火药传入，欧洲人用于战争，后来发明了火炮及毛瑟枪(到了20世纪，随着能源科技进步，其战争机器不断更新换代，毁灭威力越来越大，核武诞生堪称恐怖);中国造纸术的西传，使欧洲在15世纪中叶开始使用金属活字印刷;且西欧农业、手工业分工越来越细，生存竞争使城邦国家争相创新生产工具，以提高生产效率。到了17世纪40年代，英国人瓦特发明蒸汽机，引发西方世界广泛的工业革命。机器动力化替代手工操作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明显，但其资本积累的罪恶终究躲避不了经济危机的惩罚;为缓解经济萧条引发的国内严重矛盾，西方便开始了野蛮的殖民侵略行径。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旋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和发展”。而近代西方对中国的侵略据说是导因于西方人马可波罗的一篇游记，其中记载了中华物埠之富、文华之美，激发了西方觊觎的野蛮本性;其初始先以贸易交往开通了中国的航线，“鸦片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之后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侵华、甲午战争等的一系列失利使中国一步步滑进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之中。
在鸦片战争之前，一些优秀的中国人就已经看到了世界局势变化对中国的潜在影响。如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他们开始探索中国的应变之策，龚自珍大力倡导开明政治，他写了一首著名的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寓意要重振民族精神，武装每一个中国人的头脑;林则徐堪称大清中国“放眼世界第一人”，要抵抗列强侵略，必须“知己知彼”，他首先倡导武力自强，并进行“师夷长技”的大胆尝试;其次他重视反应西方书报以了解西方和世界动态;魏源也是一个现实主义思想家，他反对因循守旧闭关锁国，指出：“中国智慧，无所不有”，只要“延天下之才”，“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中国就一定能从科技落后中奋起。这些人物都深通中国文化的精髓，但是却不被信任和重用。直到19世纪60年代，大清在外经鸦片战争重创，内受太平军打击之下，才不得不开始了“求富求强”的洋务运动，旨在开办军事工业、民用企业，筹建近代国防军事力量——北洋水师。它由当时开明政治家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领导，历经30年，但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覆亡，马关条约割地之多、赔款之巨，历史空前;各帝国主义列强乘势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1900年八鬼乱华，我中华民族几近亡国灭族边缘，北京、天津遭受强盗们的疯狂大屠杀和野蛮抢掠，百姓“积尸如山，血流成河”，且中国“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至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逐尽”。爱国志士谭嗣同有诗一首描写此时中国情景：“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中国人永远不能忘记这一笔笔血债!
中国近代衰落，西方列强的野蛮入侵无疑是最大的外因。对外战争的失败又促使中华民族内部矛盾的尖锐对立，“夷夏之辩”又复兴起，这主要导因于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康梁维新，咎在“保皇”，已无关于“道统”与“权变”;满人无能且已病入膏肓，不仅内忧外患交织，且世界范围全球已逐渐接轨，矛盾之复杂多样多变，乃中国历史前所未有。天人之学乃我族文化的正宗绝学，大汉重掌乾坤亦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唯此，中国才能施展本色追求，唯此才能应对世界全球化，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精神纵横谈之八
毛泽东时代(上)：星火燎原，武统华夏
满清的覆灭似乎再一次印证了中国精神“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但天道浩渺，自有定数：中华文明衰极必兴。所谓“乱世出英雄”，毛泽东横空出世，开始大展中华奇能，使中国精神再次大展神勇、威震宇内。
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窃夺了孙中山革命创立的民主共和政权，立宪复辟不成，其军队分化为皖、直、奉等系，中国大地开始了军阀混战。终于，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公元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革命进入到新的历史时期，李大钊满怀信心预言：“试看将来之环球，必是赤旗之世界”。那么，究竟马克思主义什么思想吸引了优秀的中国人，它在当时的中国具有什么意义呢?中国有句名言，叫做“英雄所见略同”。中国古代“大同世界”的理想境界竟被马克思天才地预见到了;马克思设想的“公有制”社会制度，也符合中国儒家“天下为公”的思想;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物质极其丰富、人类自觉性极高”的推想，在西方社会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但对于中国则很正常，因为中国文化整体观向来就重视物文与人文均衡发展;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即“阶级斗争”学说，暗合了中国文化“乱世法治”的权宜之计;因而，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接受绝非偶然，在世界范围，苏联红色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无疑对世界革命起到了灯塔及风向标的作用。共产主义学说在意识领域展示了全新的形态，而我中国智慧最善于“因质而赋形”，中国共产党就应运而生了。在中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帮助下，孙中山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出师北伐，很快光复半个中国，1925年，孙中山“壮志未酬身先死”，唯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们尚须努力”抱憾而去。但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及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并大肆绞杀共产党人，至此，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以失败告终。中国大地仍处于“帝、官、封”三座大山压迫之下，康有为有诗一首单表此时中国：“秋风立马越王台，混混蛇龙究可哀。十七史从何说起，三千劫几历轮回。腐儒心事呼天问，大地山河跨海来。临睨飞云横八表，岂无倚剑叹雄才!”
“时势造英雄”，毛泽东走上了历史潮头。他接举了孙中山先生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代表着中国最精粹的思想与旧中国各派势力进行光明正大地较量。1927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武装，继“八一” 南昌起义之后，九月，毛泽东亲自领导了震惊湘赣的秋收起义。并直上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从而实现了中国革命的战略转折，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神机妙算”连续取得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但是王明的左倾冒险路线，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只有长征一条路了”。危急关头，中共在长征途中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及党内的领导地位;从此，毛泽东以中国人独有的智勇，施展“摘星之手”、开始扭转乾坤。红军以机动灵活的战术，纵横于云贵高原之上，“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胜利摆脱了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并转战陕北，长征结束。“九.一八”事变后，日寇的野心又一次危及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激怒了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并对之采取“兵谏”;毛泽东以大局为重，因势利导，不念旧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从而达成了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全民抗战，《论持久战》正是中国中庸精神的完美演绎。1945年，日本投降，八年抗战，终获胜利。外夷刚平，内战又起，解放战争开始，毛泽东运筹帷幄，大展雄才，连续发起了著名的“三大战役”：辽沈、淮海、平津。解放军以破竹之势短短三年，就打倒了蒋介石，解放了全大陆。1949年，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取得了胜利，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开辟了中国的新纪元。
毛泽东领导的这一时期的历史不仅使共产主义在中国大获成功，又仿佛再现历史上中华英雄大展雄才、治乱归一的辉煌。中国精神最具现实精神，因而中国人不骄不躁、不屈不挠;中国精神又最具开拓精神，因而中国人无所畏惧、所向无敌;“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充满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革命家正如鲁迅先生赞誉的那样：“他们不自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中国精神纵横谈之九
毛泽东时代(下)：中国第三次文化革命
荀子《劝学篇》有句名言：“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毛泽东不是天才，他正是善于运用中国思维解决实际矛盾的光辉典范。他的文章《矛盾论》、《实践论》等无不彰显着中国智慧的精髓，唯有毛泽东才能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并取得成功。然而中国能够“唯我独尊”、威震四方的中央大国时代已随国际接轨而暂告结束，世界范围俨然又形成了类于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格局。
[ 转在意识形态上，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标志人类社会在本时代矛盾斗争的两个方向;共产主义代表着正确、光明、和平，资本主义则代表着反动、黑暗与毁灭。在中国思维中这仅是“天”的因素，而人类的社会实践能否自觉则是推动此一矛盾转化的关键，中国文明的特性决定了中国最坚定不移走共产主义道路。新中国成立后，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悍然插手朝半岛内战。我堂堂中华，自古即有扶危济弱、惩强扶弱之仁义，毛泽东高瞻远瞩令志愿军赴朝抗美，并赢得胜利;国家外交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先在国际上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树立了威信，使帝国主义列强再也不敢小觑中国;又明确申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正义立场;中国任人欺侮的年代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继土地改革之后，中国又开始进行大规模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有计划的社会正义公有制改造：一、实现国家工业化;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三、国家对个体农业手工业改造。使中国从“一穷二白”初步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西方文明无非工业化，今世界一体，自然在国家体制上要建立在同一起跑线上;而与工业、国防、军事等相应的科研机构亦无不设立。“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造就了毛泽东不仅是大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理论家，还是大诗人、书法家;他虽然不是科学家，但中国天人之学善于“触类旁通”，他对自然科技亦有深邃的认识(其一分为二的观点其实正是中国阴阳概念)。毛泽东思想承自传统并集时代之大成，自然深明中西文化之优劣，欲使新中国繁荣昌盛并领袖世界文明潮流，则必然着眼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振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首先承传历史，以传统文化为基础，才能扬弃当代一切学术文化;其次，广泛深入学习西方已积累的现代自然科技，先为我所用，继而超越之。这无非就是做到中国精神与现代化的有机结合，归根还是国学“五经”、六艺范畴。古代孟子曾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只是我族农耕时代的社会分工;在世界交汇的现代社会，劳心与劳力的对立，显然已阻碍人类自身的进步;且不利于中国的迅速自强。中国文化能造就国人“内具武勇之气，外秉文彬之质”的文武双全的民族素质，中国特有的方法论又擅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能够在各个研究领域达到时代极致。“大学之道，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苟日新，日日新”。这决定了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必须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发展道路;以任何形式寄生生存的所谓“上流社会”在新中国已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必要。(可叹今之尸位素餐的众多“专家学者公知精英”仍在体制之上掌握着话语权)。
中国文化以善、恶对公、私，端在对自我的认知;以“向明而治”开启了人性发展至善的思想。而自私自利亦人之自然惰性，因而资产阶级自由思潮从未停息;毛泽东洞察入微，建国前有“延安整风”、建国后“三反”、“五反”，莫不因此。国际意识形态之争导致美苏“冷战”、中苏“论战”以及西方帝国主义对我新中国的封锁，国内“大跃进”及人民公社运动，“浮夸风”、“共产风”左倾严重，明显违背社会稳定发展之“中庸”：赶超欧美太过急于求成了;加上国内三年自然灾害以及苏联背信弃义致使新中国经济滞步不前、民生维艰了。“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英雄造时势”，时在1966年，毛泽东毅然发起了中国人必然进行的伟大事业，中国有史以来第三次文化大革命因之而起。中国虽有马克思主义为时代指导，但并非我民族本色追求。新中国建设面临的诸多国际、国内的复杂矛盾，亦是中华民族自开天辟地以来遇到的最大最新的问题;近代百年的衰落已使中国精神几近失落，战乱绵绵不断，且建国后我之文教基础及其薄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说着容易，我族智慧“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真正要做到理论实践相结合即“天人合一”，唯有复兴中国精神。因而这场旨在消除思想愚昧、开启智慧自觉的文化意义上的革命运动像大地春雷震栗着新中国，又如惊涛骇浪席卷到每个层面、每个角落，上山下乡、串联、插队、大字报等是主要特征，其实中国精神讲求“行万里路、破万卷书”，投身实践，体悟自然，无非易与得到中国特殊的天人智慧。毛泽东欲效先秦风潮，“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文教理论、社会实践双管齐下;却不料走资派顽劣不化，加之西方杜勒斯阴魂不散，欲以“自由人权”所谓的“普世”价值对我实施“颜色革命”，西方蛮夷妄自尊大，徒有一层“文明”外衣难掩其野蛮兽性;“反右防修”正面击之。但是，天不与人，中华多难。林彪、江青集团为篡党夺权，暗搞政治恐怖，将这场中国意义上的文化复兴变成了一场实质上的社会大动乱。英雄迟暮，亢龙有悔。1976年，一代天骄，毛、周、朱同年逝世，他们留给后人的竟是一桩未竟之业。客观而论，毛之文革给当时中国各领域带来了混乱甚至灾难，然而中国文化的永恒意义却为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革命本身赋予了一层极其悲壮的色彩，不仅对国家和民族，更包括了许许多多的个人。
文革十年，宛如一梦。重新回首历史应以客观与发展的眼光，看其成功是否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其失败是否违背发展规律，还是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而出现的暂时的曲折。当前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经济国力发展迅猛，但中国特色数十年仍求之未得;西化分子尤其猖獗，全盘西化嗷嗷不绝;而国内公知精英、专家学者亦多持民族历史虚无，卖国汉奸言论不以为耻。毛泽东时代虽然结束了，但相信他的文化革命思想的影响远未结束;当代中国领袖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预示了其高潮的到来，唯有文化复兴，才能实现中华的全面崛起。
中国精神纵横谈之末
“中国特色”总概论
中国传统追求和谐与统一，其对人类全体命运的关注使中国人首先具有社会理想。宏观即表现为国家的大一统，社会机制浑然一体，能够良性循环均衡运转;个人则以此社会理想为指引，通过修齐治平的过程实现自我的生存价值。不难理解，中国人讲个人理想寓于社会理想之中，逐步形成了天下为公和平发展的大同世界理想。它正确摆正了人与自然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直接着手于文化的共同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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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天下”是中国的伦理传统。何谓“家天下”?乃天下一家之义。中国自进入父系氏时代，血缘宗亲延祀不绝，此义引申至国，则中央政府为总当家，各省如其子;又各省府为家长，各地市如其子;以之推及单位;最后具体到各个家庭。国家以类于人伦关系有机联系，传承共同的文化基因形成了特有的民族精神。若以全面的观点来观察，“家天下”制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体有机联系，制动敏感迅速，中国重视婚姻，因为家庭是“家天下”制的基本单元;若以发展的眼光来观察，炎黄之裔，血脉连根，“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志同道合，共建家园群策群力;若以变化的眼光看，中国文化须代代承传，需要永思艰的忧患意识，家庭则是这种传递的最牢靠保证，此乃中国文化家天下的良苦用心，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最有效机制，亦是古人“以孝治天下”的本义。
“天人合一”是中国的文化特色，以人体喻之，政治经济首先形成人体骨架，政治乃是首脑，经济是躯干及四肢，伦理如同肌肤，文化则是人之精神。在文化精神支配下的人类实践活动就如同体制内流动不息的血液，循环无穷;只有文化精神长存，国家社会具有永不衰竭的生命力。“集大成”的思维机制体现了中国智慧的奥妙，需慎独静思、学思结合，首先以“心”立宇宙之心建立与自然的联系，在体悟自然中身体力行，逐步将所学融会贯通，“反求诸身”，则更容易“触类旁通”，相反相成，自成体系，谓之“集大成”。“心”学之妙，能够将知识智慧与自我意识合一，形成直觉应激反应，因而总能把握先机，“制人而不制于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是中国智慧的极高明之处。宇宙之奥，学无止境;人各有异，无非“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而已。
中国传统的和谐统一本身就是开放性的世界理想模式。它从根本上完美诠释和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为之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即“天人和谐”，可以说，中国传统是用宇宙本质规律建立了自然与人生生不息的社会体系。中国传统不仅是一种理想模式，它同时也解决这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理想虽非具体，但也并非完全虚拟，今天的实践成果就是理想的明天，其具体内容具有时代的递进性;此种特征使历史牢牢联系不可分割，实际上只是历史的继承与发扬问题。中国传统是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文化核心，又是能够无穷延伸的开放机制，任何文明内容均能在它的运转之下得到辩证扬弃，吸收利用其正确的规律的东西，摒除其错误的非规律性的东西。
中国传统以人为本，并不说明中国不重视物的因素。首先人类精神自觉，才能合理有效认知和改造物质世界;是以人为主，以物为辅，有此方能使物质文明与人类精神文明相辅相成。中国传统既是哲学又是实学。学以致用，物为我用;而西方学术分科，哲学与自然科学不可调和;中国传统讲求直觉，直接感受自然;西方形式逻辑，预设思维模式，人为将人与自然之间加了一层隔阂;中国讲道理，万物道同而理殊;西方只有物理而无人道，因而“不可理喻”。(当今南海风云，相信同胞感受最深，再苦口婆心摆事实讲道理，真如鸡同鸭讲。其实美国佬倒不是装，他西方与我中国根本就不是一个“道”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功能展示了它博大的内涵“万物皆备于我”，其致用功能又决定它能具体精深，在各领域研究均能“达其极致”。西方科技起步虽早与我，但其思维局限使其研究并非一帆风顺，具有极大的盲目性，直到今天其对于“系统论”尚且一知半解，依然对宇宙普遍联系难以认知。而所谓系统、均衡理念均属我国思维的合理内核。观西方科技如同双刃剑，发展与毁灭并存，如核能，既可发电又能制造原子弹等，其哲学局限永远不能得到彻底解决，唯有皈依我东方智慧而已。
文化复兴：中华崛起的必由之路
中国传统以经济为体形成国家，以文化实现人生价值，经济与文化互为社会表里，经济为表，文化为里，相互促进;二者结合，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所向无敌。中国传统本身即伴随着深刻的忧患意识，一种“永思艰”的精神。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势已迫使中国接受挑战。中国传统的复兴，不仅可重振中华声威，也必将开辟未来世界的新纪元。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不破不立”，文化领域首应正本溯源，拨乱反正;而观察阻碍文化振兴的首要因素就是西方自由化思潮即所谓的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历史及事实早已证明，“全盘西化”决不是中国的出路，中国根本无须舍己求人。(西方流弊源自文化根本，信奉丛林法则，其政治经济难以避免扩张侵略战争及经济危机，中国岂能盲目崇洋媚外)。中国古典著作《大学》开篇即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追求全体和谐完美，至于历史上曾表现出类于西方学者分类的原始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特征，从未影响中国传统的一贯性且持续稳定繁荣昌盛，文明传统古今如一，不仅赢得“天朝上国”、“礼仪之邦”之美名，亦体现出文化上人主宰自然的光荣历史，因而中国传统本身就是一种理想化的全球模式。中国自晋人陶渊明一篇“桃花源记”似乎已为后世勾勒出一幅理想的社会图景;同样，十六世纪英国人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也闪耀着空想社会主义的曙光。但是，客观论之，陶渊明心归自然，他描绘的古朴的田园模式，乃是道家的思想追求，因而具有明显的复古倾向;而西方之“乌托邦”纯粹寄望于人类性善，同样是无视社会进化规律，逃避现实矛盾的主观产物;还有印度佛教之“极乐世界”与西方基督之“天堂”，更加缥缈莫测，或许只是佛祖释迦与耶稣基督出于善意而安排的骗局而已。西方到了十九世纪，马克思批判继承了圣西门、傅里叶、欧文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才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壮丽前景，他说到：“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在迫使人们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在后，在劳动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劳动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社会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人类社会将进入不分国界、不分民族、自觉改造自然和自身的最理想的世界。”马克思根据西方社会发展规律推论的理想境界与中国一贯的大同世界竟相互默契，但其实现的先决条件是人类首先“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人人能胜任脑力与体力结合的各种劳动，劳动成为人生的第一需要，每个人都能在丰富多彩的生活中得到发展，成为创造社会文明全新的人”，这仍然是文化自觉问题，无此基础，共产主义亦不免为镜中之花。观今天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虽然还存在，但西方文化无根导致西方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持久(前苏联解体即是明证)，再者，在今天幻想用暴力革命埋葬资本主义也不现实了，因此，共产主义的追求必然要求人类走文化大同的道路，这种大同又必然是中国文化再一次一统天下即西方文化的中国化，才能解决当今世界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即战争与和平、发展与经济危机等。
[ 中国文化自近代衰落已逾百年，自新中国建立，历代领导人均知中国特色对于中国发展的重要性，自强崛起不能跳过文化的复兴;如何根据当前国内及国际形势创造出合于时代的文化体制及理论，每一个中国人亦须思考。人无头不行，习近平主席对国学的情有独钟方有“中国梦”之思想战略，惜我中国文教近百年积累之问题及当今国内国际形势在复杂多变严峻形势前所未有，难以立竿见影。一则我传统文化自有特质及发展规律，二则西方文化以经济科技领先一步自有迷惑之处。首先要正本溯源，文教学术“补课”，将中国特色文化精神全面学习普及推广;二要成立专门机构，不拘一格广揽贤才;能引领风尚的必是我中华英才、集大成的大家、一代文化宗师;三须辩异辟邪，不破不立，“理愈辩愈明”，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交流中自然能够重新奠定中华文明根基并形成时代新理论思潮，推动中国崛起全球化一，则中西之争，高下立判。未来世界，一元多极，如同我国多民族的大融合世界体制，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共同繁荣。
中国大智慧总论
中国哲学简论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自《周易》奠定思维基础，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成就中国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易道至简，却包含着应变、适变、达变的深邃思维，故《周易》被尊为群经之首。它随历史与时俱进，便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先秦诸子，汉代经史，唐代古文，宋明理学，其用格物致知，修齐治平，层层深化，显示出中国智慧本末清晰井然有序均衡健康的发展规律，故能绵延数千年不绝于世，其间人才辈出，各领风骚于社会各领域，名传青史，其智慧成就依然令后世崇拜仰慕。自古中国为尊，四方为夷，汉代以降，我族智慧独领风骚，文治武功、仁义和平熔融天下，形成大一统的中央帝国。至近代，全球交汇，满清不明中华易道，应变不及，遂有西夷乱华。西人低等智慧，丛林法则，以其科技一时领先，妄图并轨天下，观其进程，难以避免经济危机及战争抢掠，足见其思维存在根本缺陷。中华智慧虽一时沉寂，但自新中国立，已逐渐回复元气，改革开放正是易道精神体现，“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如今中国国力已达世界前列，习总一带一路及复兴中国梦的伟大战略，必将使中华再度崛起，“王者归来”，定能重新领袖全球文明潮流。全球化必将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文明大融合，以修正西方智慧思维根本的先天不足;若中国并入所谓西方化的“国际规则”，不仅中国失去特色，中华文明也将万劫不复，世界文明也将万劫不复。然则何以说明中华智慧之高明，可为“万世法”呢?世像纷乱，人心各异，唯有文明智慧轨迹即哲学可比较高下(哲学一词虽西学范畴，言思维规律，今权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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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其它学科不同，哲学是抽象科学，其它学科是具体科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西方哲学是天人互分;中国哲学天人合一，为合天人，而分天人，最终天人一体;西方哲学天人互分，分开天人，却始终不能合一，导致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二元对立。(天人分指物的因素与人的因素)。中国智慧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体现出民族本位思想并具有天下普遍适用的特色;“究天人之际”即指哲学。三者的次序反映出哲学对于中国人追求完美人生第一位的作用。此种独特逻辑使中国哲学既能包罗万象，使各种学术无所不备，又能浑然一体，使各种学术彼此渗透，并分别研究天人规律，因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西学界限分明，难以彼此关联融合，其发展只能是逐步否定。
哲学作为思维科学，具有形而上的特点(哲学萌芽于远古人类与自然的斗争，由意识形成思维规律而成，这里不做深究)。其具有两项功能：提供世界观及方法论。矛盾概念是中西哲学的相似之处，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哲学具有整体观。中国“阴阳”观念，“五行”学说，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不仅涵盖西方哲学的所有规律，(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主要还在于使矛盾发展转化的大方向必须对人类发展有利，这包含着均衡及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这就是中国哲学的高明之处。
哲学研究的是矛盾及其运动规律，世界“宇宙”的内涵，西人分界为生物与非生物界，而中国讲究“人、天、物、地”，既有西人之义，又视人为万物之灵，人既有生物属性，又与宇宙对应，为宇宙(天)之心，将天人放在了同一层面，因而天人合一思维站在了宇宙全体的最高端，抓住了宇宙矛盾的实质;而西方思维未明宇宙本质，只看到人或物对立斗争的一面，难以合一，故其哲学思维花开两朵，天与人各分一枝，形成唯心、唯物的两大流派。
哲学的矛盾分析就是认识论，西方哲学分为归纳与演绎，是西方无奈之下创造的形式逻辑。西方哲学起点太低，对人自身规律仅限于生理意识，单纯研究自然规律，追求物化文明，由于缺乏人的能动验证，其认识论不论是归纳或演绎，均不能避免“盲人摸象”的错误，唯能从局部到整体，从片面到全面摸索前进;而中国哲学能以心为宇宙，与自然规律互相印证，显示出中国智慧的高明与神奇。近代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也只是将西方唯物主义推进了一步而已，虽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之方法论，可以西方之形式逻辑，无非一句空话;毛泽东主席将之发展为“实事求是”，可没有中华“天人合一”的思维智慧，谁又能得其精髓呢。
天与人的矛盾即客观物质世界与人类的矛盾，抽象表示为自然规律与人的思维的矛盾，其斗争性决定了天与人的分界，代表着宇宙进化的内原动力，表明天人互分各向纵深运动发展;其统一性决定了宇宙、世界的和谐，代表宇宙进化的宏观体现，实际上标明了宇宙矛盾共同存在共同发展的变化规律。人类与自然奥秘的相通关系，是通过人类开启智慧自觉不断超越自我，再回头制衡人与自然的矛盾运动来反映。人类在蒙昧时代，自然规律潜在支配，人类因盲目实践遭到大自然的惩罚，同时也破坏自然界的稳定秩序，于是意识“敬畏于天”，当许许多多的无意识活动形成思维，开始有意识利用规律适应改造自然，哲学思维就产生了，人类走向了文明，古之许多圣人，如“有巢氏”建木屋，燧人氏钻木取火，养蚕织衣、弓箭狩猎、织网打鱼等生产实践，及伏羲氏仰观俯察划八卦，“结绳而治”，“易更三圣”，中华文明智慧终于大成，从此追求和谐，传承教化圣人之道，遂有“礼仪之邦”美名。而西方哲学(最初仅以唯心主义为代表)一度为宗教神学所笼罩，当最朴素唯物主义随自然科学发展到必须冲破摧毁宗教神学时，唯心与唯物主义的根本矛盾就尖锐对立了，因而突出了两种思想无法回避的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或称物质和意识何为“第一性”的问题，这在西方已是十九世纪的事了。它反映出西方哲学从研究单一自然或人类社会本身跳跃到更高的角度。本来“思维”与“存在”的本体，分别是“人”与“天”的概念，其对立统一，互为根本，可笑西方却由于形式逻辑惯性，非欲分个“孰先孰后”，谁是“第一性”、第二性”，这是西方视人为物的本质决定的，也是西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基础。于是，近代西方哲学一直充斥着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斗争，同时交织着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这种斗争的存在混淆这人们的思想，对社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阻碍和破坏作用。观察西方科学史不难发现，哥白尼“日心说”代替托勒密“地心说”，牛顿力学代替亚里斯多德学说，而量子论、相对论建立又挑战牛顿学说;从宏观到微观，从光的粒子说到光的波动说，再到光的波粒二象说;从电与磁的单一认识到电磁理论的建立;从原子的枣糕结构到原子的核式结构，等等，反映出西方形式逻辑发展的艰难历程及对科学研究的束缚。
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标志着西方哲学的这种斗争在一定程度上的结束。马克思首先继承了唯物主义的优秀思想，同时又吸收了西方唯心主义的合理内核，即黑格尔的辩证法体系，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对西方哲学主要的贡献还在于他发现了物质运动的绝对性，他已经在接近宇宙本质的两个方面，即物质性与规律性(运动的绝对性)，这一点虽未明确人是宇宙(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对此已做了充分补充。物质性表静态，规律性表动态，已暗合中国“阴阳”观念。从他这种认识升华可以看出：唯物主义偏重世界物质性，微信主义偏重世界规律性即运动性。况且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作为一对矛盾，只有斗争，没有统一，也不符合矛盾对立统一观点。马克思同时吸收二者的合理性因素，做到了二者的超越，只是形式上仍沿袭了唯物主义之名。名实之间，尚需正名而已。其实这西方学术大家都很推崇东方文明源地的中国智慧，马克思也不例外。
中国哲学的一体化，自殷周时期就形成了。天人合一这一动态思维本身就是辩证法。周易思想使中国学术无不贯穿天人合一思维，并能够广泛渗透到社会各领域及不同层面，五经六艺，诸子百家，士农工商天文地理阴阳术数包含衣食住行等等方面的科技工具，均能与时俱进，服务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其用于人类主体，重视主观能力探索，首先成为一个哲学家，“破万卷书”“行万里路，又追求知行合一，勇于投身社会实践，为国效力。西方二元为本，导致社会学科五花八门，良莠并存，一方面重视物质文明(科技发展)，但科技进步又成双刃剑，现在看来经济(金融)危机及通过战争机器抢夺世界有限资源，罪恶深重;另一方面倡导天赋人权，什么民主自由，狗屁普世价值，导致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或借推销民主明抢暗夺，甚至发动战争杀人毁灭他国，难民水深火热，扯下画皮，只是强盗禽兽而已。西方不过数百年科技文明史，其工业革命只是对外为其殖民侵略服务，对内剥削产业工人，有何称道?区区美国不过300年的杂种国家，更是不知所谓，妄自尊大，今天仍妄图以其低弱智商遏制欺负我泱泱华夏，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毛泽东时代对它的教训还是轻了。“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中国虽爱和平，向来恩怨分明，我天朝大国早已今非昔比，习总提出中国梦，正欲我族重新树立民族本位思想，复兴民族精神，传承我中华大智慧，则必能加速中华崛起，重新屹立于世界的中心。
中国哲学本论
太史公说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洛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而中国哲学思维出自“河图、洛书”，因此，研究中国文化，不能离开河洛文化;研究中国哲学，不能离开“河图，洛书”。古之圣人结合“河图、洛书”，并能够“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取象于物，印证于心，终于完成了天人合一的哲学飞跃，使“河图洛书”以其“千古之谜”的传奇色彩吸引着古往今来的学者索其奥秘，在科学昌明的今天，这个谜能否揭开?下面试从哲学角度探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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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伏羲时代，有龙马出于孟河(今洛阳孟津)，其背部有纹，即“河图”(可百度查看)。其纹黑白相间，代表阴阳;其数分内外中三层，其中一二三四点数居于内，六七八九居于外，五与十居中。其数从一到十，一二三四五是生数，寓指宇宙本源生数，六七八九十是成数，由生数而化。其义为：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河图生数一二三四五代表水火木金土五行属性，方位分居于北南中西中，是宇宙形成的初始状态。在宇宙演进过程中，土五之数与一二三四作用，遂成六七八九，十数代表事物生灭循环。后人据此推演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的宇宙演化图示(宋代周敦颐、邵雍各有专著)，近代西方之宇宙大爆炸理论颇类于此。道生一，为太极，一生二，化阴阳两仪，再化四象“水火木金”，接着与中央五土作用，分别形成“山泽风雷”，而水火为天地初开的阴阳本源，故而古人将天地水火山泽风雷划成“八卦”。《汉书》记载：“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而划之八卦”(伏羲八卦又称先天八卦)。此先天八卦是指宇宙形成初期依靠自然力量“山泽不通气，雷风不相簿，水火相射，八卦不相错”的生成图式，而五行之土乃是宇宙化生的枢纽，以土为根本、为中心，则能左右逢源，欣欣向荣，显示出宇宙之初，“天道好生”的自然和谐。故而《易经。说卦传》中说：“帝出于震，齐乎巽，相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就是说，宇宙造化万物，从震动开始(大爆炸)，其高能量状态依靠自然力，达到低势能的稳定状态，化成天地万物自然(当然也包括人)，接着大伙扎根大地，开始了与大自然的生存斗争，逐渐认识自然奥秘，天有阳光雨露(当然也有雷电冰雹)，地有山川河流(洪涝危害)，人类慢慢从野生植物或狩猎渔鱼取食，走向农耕时代。在史前神话三皇五帝时代及大禹治水标示中国已从远古母系时代转向父系时代也称为农耕时代，男子孔武有力，负责耕田收种，已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洛书正是出自大禹时期。传说大禹治水，有神龟出洛水(古都洛阳)，龟背有图，即是洛书(可百度)。洛书同样以数名理，一六相含为水，二七为火，三八为木，四九为金，洛书四正四隅，形为“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喻为万物之灵枢，乃指人，不含十数，是指宇宙社会进步到人类自觉时期文明有秩序无止境的发展规律。文王根据洛书，也划八卦，称为“后天八卦”。后天八卦以“离”、“坎”定南北，替代乾坤支配地位，则“刚柔相摩，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成作物”(易经)。由此可知，洛书是河图的延续，河图尚未能明确天人合一，是人随物化;而洛书之中就已经明确天人合一的内涵了。
河图之数周边不足或有余，而洛书之数四正四隅皆合十五之数，在于二八之换位。河图通过中央之土生成万物，洛书通过中央“人”推动社会自然变化，人类既是宇宙矛盾运动的内因，又是能够自我超越、自觉推动矛盾运动的外因，即人自身具有“后天反先天”的规律性。所谓“天道顺，人道逆”，以人为宇宙之心，开启先天潜能，(现代人都知道人脑的潜力，却难知开发的方法途径)，充分凸显人的特殊性。古典秘籍《奇门遁甲》有诗言道：“阴阳逆顺妙难穷，二至还乡一九宫。若能了达yyl理，天地都来一掌中。”相信古之姜尚、张良、诸葛亮等均是此中高手。“洛书”充分体现了人类是社会自然的中央主宰地位;中国之名或有洛书之义引申而来。《汉书》记载：“禹治洪水，赐洛书以陈之，洪范是也，圣人行其道而宝其真。”相传“洪范”是商时萁子著作，阐述五行生成规律，是对洛书的初步解释，到了文王时期，《周易》就彻底发扬洛书的本义了。
由以上分析观之，中国哲学思维虽出自河图洛书，也仅能说明图书数理包涵着天人之学的秘奥，至于龙马负图、神龟背纹之象，有人迷信为甚授“天书”，但真的会有神仙或天书吗?只能说是大自然造化之神奇(现在玩奇石也会惊奇许多巧夺天工的自然图案)，碰巧图书的数形长在龙马及龟背壳上，又碰巧被我族的圣人发现并能有所感悟，并将平日探索实践规律印证于心，传说伏羲仰观俯察，“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可谓为求真理，殚精竭虑，于是顿悟乃划八卦以明之;在远古时期，哲学智慧得之不易，神话崇拜也许是令后人重视薪火相传的最佳选项。可惜我族绝学虽载于经典，尚需师传、口授、身教，最关键需自我心悟，此心路虽艰，却是掌握我族智慧的不二法门，得之必能为国为民建功立业，如古之管仲乐毅等历代众多英雄豪杰;近代唯毛泽东得其大成，其大展文治武功，群魔俯首，使中华再次威震天下，雄居东方，至今余威犹在，令外寇心悸。因而，复兴民族精神，传承我族独有智慧，亦是每一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飞龙乘云，天佑中华，中国人快奋起，努力，努力，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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