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驱四千里 步行上北京
在毛主席故乡湖南北部有个澧县，澧县有个当时全省重点中学澧县一中。1963年，我们从常德地区各县市录取到这里读高中。1966年正当高中毕业时，文化大革命爆发。1966年10月26日至12月21日，我们同班同学三人，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冲破重重阻力，从澧县出发，经常德、长沙，沿京广铁路到北京，进行了一次2000公里的步行串联，用一双铁脚，丈量了祖国大地的辽阔。
怀疑重重上北京
我们步行上京，并非单纯为了串联，而是因为心头对澧县初期的文革充满了重重怀疑，需要上京求得解答。
先得从“社教”说起。湖南的“社教”，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63年开始的“低标准”阶段。其时，我们刚进高中，对这场运动不甚了了，只知道我家所在的那个生产队，先是一位大队会计投水自尽了，不久，一位大队长又喝农药自杀了。到了1964、65年，“低标准”陆续变成了第二阶段的“高标准”，澧县一中就是 “高标准”的重点单位，工作组由常德地委统一派遣，工作队员全部来自外县。1965年，“高标准”社教工作组进校后，并没有让学生参加运动。可是，到了1966年5、6月间，正当我们已经完成了毕业考试、高考政审、体检，准备迎接7月1日的高考之时，学校“停课闹革命”了，学生们被工作组发动起来，批斗老师中的“黑帮分子”。只见许多有点历史问题或其他被上纲上线问题的老师，一群群被集中关押起来，成天挂着黑牌，女的还剃着“阴阳头”，接受批斗或游校示众。我虽然出身 “血统”贫农，几个兄长都是中共党员和大队党支部书记，本人又是学生干部，也许因为父母兄长传给我的一点怜悯心，对此总觉得有点过分，于是便很不积极，直到全校揭批老师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感到巨大压力时，才和别人联名给班主任老师写了一张不痛不痒的大字报，接着学校就放假了。
按放假时工作组的规定，9月1日，我们毕业生还是来学校报了到，此时工作组已经撤离。没几天，一批社教时的积极分子老师组织“红五类”外出串联，我理所当然地参加了，首先到了贵阳，参加了北京“南下一小撮”组织的“打倒贾启允，火烧西南局”的大游行。接着又转道上海，参加了北京南下学生和上海学生发起组织的串联大会。这两个地方的串联，使我们热血沸腾，更认识到“社教”中工作组搞的那一套是错误的。9月28日，当上海已经安排我们参加国庆集会的前夕，怀着一颗返校闹革命的急切心，登上了回乡的列车。
在长沙一下火车，我们顿感一片寒意。长沙街头，冷冷清清，串联学生，似乎处处不受欢迎，与贵阳、上海恰成鲜明对比。一打听，原来是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前不久作了一个“9·24”报告，湖南全省正在大抓“右派”，在我们心中，对湖南的文革又频添了一重怀疑。大家好没趣地回到了学校，而此时的澧县，也是一片阴云笼罩。澧县县委生怕我们这批首次走出去见了世面的学生闹事，便把一、二中两所完全中学的高中毕业生集中起来，统一送到当时中南局书记王首道同志的社教点——澧西公社群星大队参加劳动，并派了一批县武装部的干部监督我们。来到群星大队的第一天，武装部干部就对我们宣布：一、要老老实实参加生产劳动。二、中央通知，串联已经停止，任何人不得再外出串联。三、不准谈论在外串联的情况。四、若有外地学生来串联，任何人不准私自接见，必须在贫下中农的监督下才能接见。对这个自相矛盾、视整整一届高中毕业生为敌人的约法四章，我们更加充满了反感和疑问。
二、重重阻力视等闲
当天下午，我们6人便不辞而别，离开群星大队，返回了学校。返校的目的，只不过要求学校退还我们已交的钱粮，并开一张步行串联的证明（那时学校没有学生证）。原以为这个要求非常简单，钱粮是我们自己的，没有理由不退；一纸证明，只不过证明我们的身份和去向，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谁知，如此简单的要求，却被学校党支部书记断然拒绝。这位书记是一位老地下党员，后来也是一位“亮相”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并在清查“五一六”时被整死了。他当时的本意并不是反对步行串联，而是担心我们的安全，怕负不起责任，要我们在中央下达具体实施意见后再出去。夜深时刻，正当我们同他据理力争时，在他的案头发现了一份《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就是《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我们如同获得了尚方宝剑，他感到理屈词穷，干脆抛下我们躲到别处睡觉去了。我们一无所获，在他床上熬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准备悻悻离开时，几个前段受到迫害的老师找到我们，希望能将他们的情况向中央反映，我们欣然接受。至今那几个老师可怜兮兮的眼神还在我眼前浮现。离校前，大家商定各自回家准备一些钱、粮票和干粮，10月25日在张公庙（澧县境内澧水上的一个汽车渡口）集合后出发。
澧县与湖北公安县接壤，从澧县步行去北京，直接北上经沙市走武汉，比南下长沙约近300公里。但为了获得一纸证明，我们还是选择了南下常德、长沙再北上的路线。
10月26日早晨起来，风雨大作，张公庙渡口停渡，直到上午9点左右风停雨住后，我们一行5人（一人因家长坚决反对未能成行）才过河向常德进发。从张公庙到常德80公里路程，走了50公里天就完全黑了。在今鼎城区的雷公庙一家饭店找了一点开水，吃了一点炒面，又连夜赶路。浑身疲劳，腿脚酸痛，一边走着一边打瞌睡，直到转钟2点才来到常德专署招待所。好在招待所值班门卫是一位澧县一中的往届校友，他将我们安排在招待所住下。次日简直不能动弹，休息一天后，28日（当天看到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的消息）上午，我们先到地区文革接待站提出要求，被坚决拒绝。接着又到了地委，连门也没让我们进。两个同学因身体较差，留下随身所带的钱粮后回了澧县，其余3人于当日下午继续向长沙进发，于31日到达长沙。
次日，我们又来到省文革接待站，希望有另外的接谈员支持我们，结果还是失望。正当我们准备没有证明也北上的时候，碰到了一位澧县一中的同届同学，他当时正在长沙参加筹建“国际红卫军”。他给我们说，找这些办事员没有用，去找省委书记和省长才能解决问题，并从口袋中掏出一个日记本，翻开了时任省委书记万达给“国际红卫军”拨款的亲笔批件。这使我们茅塞顿开，当即就直奔湖南省委。
在省委传达室，一位接谈员接待了我们。从筹建“国际红卫军”的同学那里得到启示，我们变得口气大了起来。他问我们有什么事，我们说：“找张平化！”。他说：“平化同志作了‘9·24’报告后，天天接受批判，实在没有时间。”我们说：“那就找王延春（时任省长）！”他问：“找延春同志有什么事？”我们才将要求告诉他。他听后立即给省委院内打电话，放下电话后告诉我们：“省委负责同志同意接见你们。”于是我们就在传达室等起来。等到下午4点左右，一位戴眼镜、叼烟斗的老同志，估计是传达室的负责人来到传达室问：“哪几位是澧县一中来的同学？我们来谈谈。”我们说：“你是不是省委负责同志？是我们就谈，不是我们不谈。”弄得他非常尴尬，怒气冲冲地走了。于是我们又耐心地等了起来。大约晚上9点左右，最先接待我们的那位接谈员才将我们领进省委大院，在一间会议室，时任省委副秘书长杨达志同志接见了我们。他首先对我们的行动给予了热情的肯定，正当我们担心在肯定之后来个“但是”的时候，他果然来了一个“但是”。他说：“哎呀！这一路上几千里，困难一定很多，特别是天气越来越冷，你们几个娃娃受得了吗？还是等开春天气暖和以后再走吧！”我们一听，心顿时凉了，马上说：“不管你解不解决问题，也不管前面有多少困难，我们走定了。”他见我们决心已定，笑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早已写好的便条交给我们说：“好，既然你们下定了决心，就拿我的条子去文革接待站找金波和史星三同志，有什么要求，他们会给你们解决的。”
总算不虚此行。11月4日，我们在新华书店买了一张地图，逛了一下街市，11月5日就踏上了赴京之路。
1967年，以副省长章伯森同志为首的一大批湖南领导干部集体“亮相”，支持造反派，杨达志和史星三同志榜上有名。1976年以后，不知他们遭遇如何，总之，湖南政坛上再也没有看到他们的名字。
三、千难万险脚下踩
从长沙到北京，当时的铁路里程是1650公里左右。一路上，除在岳阳、武汉、信阳、郑州、汤阴、安阳南崔庄、石家庄、保定等城市作过短暂逗留，参观一些革命胜地、名胜古迹和先进典型外，基本上就是吃、住、行三件事，可谓遍尝千辛万苦。
先说行。
我们在长沙的住地是长沙玻璃仪器厂，大概位置在今湘江二桥东伍家岭一带。我们想走捷径，翻开地图，在长沙和武汉之间划一条直线，应当向东走黑石渡过浏阳河，经平江、岳阳，再到武汉。于是从玻璃仪器厂出来就向东走，经今国防科技大学前，一直走到黑石渡过河。可是过河后都是一些乡间小道，弯弯曲曲，最后走到一家农户的竹园里去了，这才觉得走地图上的直线是行不通的，于是原路返回，在伍家岭上京广铁路，从此一直沿铁路走。这一来一往，至少浪费了两个小时。
京广线上，运送串联学生的列车来往非常频繁，那时铁路都是单线，错车时列车往往要卧轨等待。如果我们正好从卧轨列车边经过，几乎每个车窗都会伸出很多手，要把我们拉进车箱。卧轨货车的司机、司炉们，也纷纷劝我们上车，我们全都谢绝了。更可笑的是我们到武汉后，看到别的步行串联学生都背着被子打的背包，我们就去湖北省文革接待站要求解决棉被，接待员答复无法解决，主动提出给我们每人一张火车票，我们还反过来扣人家帽子——破坏步行串联。
对于我们这些出身农村的穷学生来说，当时穿胶鞋是一件不敢想象的奢侈事。三人中，只有一人穿了一双当军官的舅舅送的一双旧解放鞋，另两人穿的都是布鞋。走到郑州，不用说布鞋早已成渣，解放鞋也磨穿了底，不得已每人买了一双新胶鞋才支撑到北京。我因为鞋子破了，脚底磨得生痛，走路忍痛，从湖北孝感出发没走几十里，踝关节就开始肿痛起来，比他们两人迟一个多钟头才到达鸡公山下的孝子店接待站。一位部队军医给我扎了针，第二天才好一点。但由于没有得到足够的休息，第三天从河南信阳出发后，脚又肿痛起来，此后一直到北京，我每天都比他二人迟到接待站一个多钟头。
最难受的还有北方的风沙和寒冷。记得从河南遂平出发的那一天，刮着8级以上的大北风，漫天风沙吹得睁不开眼，走在铁路路肩上，稍不用力就会吹倒。我们侧身前倾，避开风沙，使劲往前走，走到西平县时天就黑了，比往日少走了一半路程，还弄得疲敝不堪。第二天风沙毫无退缩之意，有人又劝我们坐火车走，我们每人买了一副风镜，继续上路了。
12月初达到郑州，天气已非常寒冷。到达河北境内时，每人的脸都冻皴了，手生了冻疮，肿得象包子，手套也戴不进去。只是一双脚因天天在走路没有冻破，不过，每天早晨起来，鞋里的气水已经结冰，一脚伸进去，冻得象刀割一样痛，继而开始麻木，需要走很长一段路才有知觉。
到达北京的前一晚，是在良乡县的一所小学住宿的（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国产电视），从良乡到设在虎坊桥先农坛的北京市文革接待站，还有足足一天路程，沿途的公交车随时可以上，但我们认为，只有走完最后这一天路程，才算取得了这次步行串联的最后胜利。于是一步挨一步，继续艰难地向前走去，直到晚上9点多钟到达北京市文革接待站，12点多才被送到北京轻工业学院的接待点。
再说吃。
澧县属于洞庭湖鱼米乡，大米是我们平日的主食。在河南信阳以南，每天都吃大米。在信阳，看到无边的大平原，以为北方人的主粮都是小麦，还好奇地跑到一家小餐馆吃了一顿馒头。不料，当时的河南河北，小麦也是稀罕物，城镇居民每人每月也只有三几斤配额，平时都吃玉米和高粱。
从信阳出发的第一天晚上，因错过了接待站，在一个好象叫李新店的小火车站，搬道岔的工人师傅安排我们吃了一顿馒头，过了一晚。第二天清早起来，空着肚子走了30多里来到一个叫新安店的小集镇，同样没有接待站，于是就去一家小餐馆吃面。当时河南非常缺水，餐馆的灶台上有一口大锅，锅里盛着水，水非常肮脏，我们以为是泔水。可看到服务员把人们吃过的碗筷拿到里面洗一下后，又给新来的客人用时，我们再也吃不下去了。于是又空着肚子又走了七、八十里路，晚上来到杨靖宇将军的家乡——河南省确山县文革接待站，才吃上了一餐饭。而这餐饭是以高粱为主，掺了一点麦面做成的馒头，又红又硬。从来没有吃过这种饭食，每人吃了半个，再也难以下喉。
此后北去，便以窝窝头为主了。当时的窝窝头，是用玉米磨成的碎片做成的，上尖下圆，底部有一个小窝窝。与窝窝头相配的还有一碗加了钱粉的白菜汤和几根咸萝卜。过了驻马店后，一直到河北琢县，天天餐餐如此。在河南新郑，接待站一位干部看到我们端碗就皱眉头，给我们做工作说：“哎呀！窝窝头真是个好东西，营养丰富，我们叫它‘黄金塔’。我在你们湖南邵阳搞过‘社教’，大米还吃不惯呢，一讲话就要喷出来。”知道他是在安慰和鼓励我们，想想红军长征途中，树皮草根也吃不上，我们就硬着头皮吃下去，后来也就基本习惯了。
再说住。
从澧县到长沙，一共过了四晚，其中三晚在县以上城镇的招待所住宿，三人中除我上次串联住过贵州省干部招待所外，其余两人都是第一次住招待所，有一种从未享受过的舒适感。但是从常德出发的那个下午，走到今鼎城区与汉寿县交界的谢家铺，天就黑了。谢家铺只是一个农村墟场，没有接待站，只好借宿。公路边一对老两口十分慷慨地接纳了我们。这是一座茅草屋，屋内的墙壁是用竹竿裹上稻草编排后糊上泥巴制成。紧挨我们所住房间的是一个牛栏，一头耕牛一夜到天亮吃稻草，发出难听的咀嚼声，透过薄薄的“墙壁”，特别刺耳，三人整整一夜几乎没有入睡。第二天清晨起来，向老两口道过谢，便乌溜工车上了。
从长沙出发，沿途还很少看到步行串联的队伍，也很少有县以下的接待站。从黑石渡返回伍家岭上铁路后，第一晚就落脚在湘阴县高家坊人民公社。这里虽然没有接待站，而且已是晚上八九点钟，但一位公社干部非常热情地安排我们在公社机关吃了饭，住了宿。从高家坊出来，一直到岳阳，沿途的小接待站才开始逐渐多起来。
到达武昌的前一晚，是在一个叫土地堂的小地方过的夜。这里驻扎着一支部队。我们刚刚住进接待站，吃过晚饭，一位部队干部就来到住地，说他们的团首长请我们去看电影。我们从小就无比热爱解放军，但很少与部队有过接触。这次团首长请我们看电影，真有点受宠若惊，喜出望外。那位干部将我们引进团部接待室，团长和政委亲自接见了我们，接着又亲自陪我们同全团战士一起看电影。团首长与所有战士一样，一人一个小板凳，坐在露天电影场的最后，同我们拉家常。首长们对我们步行长征非常赞赏，不断鼓励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而且告诉我们，长途行军非常辛苦，要特别注意保护好两支脚，并教给我们两个护脚的方法。一是每天睡觉前用开水洗脚，二是出发前用肥皂把鞋里面擦擦。从此以后，无论到达住地有多晚，我们一直坚持用开水洗脚，并把这个习惯保持到今天。
此去北行，沿途接待站密布，基本不用担心住宿问题。但也有特别的时候。有时错过了接待站，有时因为到得晚，接待站已无法安排。为此，我们曾经住过棉仓，宿过澡堂。在信阳以北的李新店，车站工人师傅安排我们住了一晚棉花仓库。宿在棉堆上，固然舒服，但无数的红铃虫在身上爬来爬去，令人非常难受，无法入睡。在河北新乐县，就宿过一夜澡堂。不过因祸得福，久未洗澡，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免费澡。不洗不知道，一洗吓一跳，原来我们每人都长了一身虱子，难怪身上总是那么痒。
四、会师工人体育场
毛主席第八次检阅红卫兵时，我们还在郑州。此后，毛主席再也没有大规模接见红卫兵。我们到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天安门。即使无法见到毛主席，看看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和每年国庆节与人民群众欢聚的地方，也会感到无比幸福。北京市文革接待站用车送我们去北京轻工业学院途中，曾路过天安门，霓红灯勾勒的天安门城楼一晃而过，更加激起了我们对天安门的向往。吃过早饭，我们早早来到天安门，从人民大会堂前向南走到前门，再折回来经革命历史博物馆，绕天门广场一周，再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向接谈人员汇报了冷冷清清的湖南和澧县文革情况，以及工作组期间学校老师受迫害的情况。然后入故宫参观了大型泥塑《收租院》展览。
此后，我们先后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以及北京轻工业学院，看大字报、文革小报，听辩论，还两次到工人体育场参加了北京造反派组织的批刘、批陶大会。当时首都除军事博物馆仍在开放外，其他博物馆都已关闭，我们又花了整整两天，仔仔细细地参观了军事博物馆。此外还游览了颐和园、天坛、先农坛、景山等公园。不过，因为天气寒冷，衣着单薄，很多时间是在接待站偎在被子里看书。
此次步行来京，最令人难忘的是1966年12月28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彭绍辉等九位中央首长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了十万步行串联来京的红卫兵。这次接见，事先没有公开。前一天，接待站工作人员通知我们，明天北京市委将召开大型群众集会，请我们外地红卫兵派代表参加。同时告知我们，不要带小刀之类的物品。我们一听就判断出这不是一般的群众集会，一定有重要领导人参加。可当时只给我们三人两张入场券。我们就以“是毛主席家乡来的”力争。那时，无论走到全国那个地方，只要听说是湖南来的“毛主席家乡的客人”，都会被人羡慕地另眼相看。我们这一招真灵，工作人员积极帮我们协调。一位河北来的女同学说她多次到过北京，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就把她那张入场券让给了我们。
12月28日吃过早饭，接待站统一派车把我们送到工人体育场。体育场的座位和赛场全部坐满了人，估计约有十万之众。赛场里由解放军官兵组成的人墙将学生们分隔成一块块小方阵。上午9时许时，中央首长出现在主席台上。人们高呼着口号，拼命向主席台涌去，场面突然乱了起来。我们的座位虽然正对主席台，但与主席台相距甚远，看不清首长面容，一位同学突然离位向前涌去。当他涌进赛场时，被后面的人群挤倒在地。此时，只见被冲开缺口的解放军隔离墙迅速强力合围起来，同时几名官兵一把将这位同学拉起，一幕即将发生的惊险踩踏事故就这样被排除了。我们既为这位同学庆幸，更为解放军官兵的英勇果断感激涕零。
会场稍微平静下来后，周恩来总理首先发表讲话，接着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发表讲话。可惜当时会场噪音较大，他们的讲话没有听得很清楚。但大意是清楚的，他们都向响应中央号召开展步行串联的红卫兵表示亲切问候，都充分肯定了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大无畏革命精神，都殷切期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次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对这次接见作了报导，不过一时很难查找。两位首长讲话后，全体到会中央领导分乘9辆敞蓬车，绕体育场跑道徐徐行驶一周。在首长们的频频挥手和红卫兵的欢呼声中，会议结束。
45年后（2011年）的12月28日，回忆起这次步行串联和这次中央首长接见，不禁发之毫端，吟成《忆步行串联》七律二首：
一
心赤情豪出洞庭，紧跟统帅演长征。
头生角刺过重隘，足踏风雷越叠营。
大好河山徐品咂，无边国土细量衡。
四千里路风和雪，一树红旗跃北京。
二
壮也雄哉体育场，天兵十万会师忙。
歌如潮涌云霄彻，旗似浪翻河海藏。
国母亲劳征战苦，首卿遍慰斗争伤。
严寒顿散浑身热，点点火星燃四方。
我们在北京呆了约一个月，1967年元月下旬（具体日期不确）离京返澧，1月25日回到位于津市皇姑山下的学校，才知道自我们离开群星大队后，县委再也无法控制两校的高中毕业生，学生们全都外出串联去了。还得知，很多同班同届校友已纷纷建立红卫兵组织，杀向了澧县县城。1月27日，我们三人也来到澧县县城与同学们会合。当天下午，《人民日报》关于山西省革命造反派向走资派夺权成功的消息传到澧县，一些群众组织立即酝酿向澧县县委夺权。因为我是标准的“红五类”，又是学生干部，更因为有步行到京的壮举，便被莫名其妙地推选为澧县一中的学生造反头头。当晚，数百上千人来到县委会，一举夺了县委和县人委两颗公章，在县广播站发了一纸公告，于是便幼稚地以为夺权成功，殊不知连皮毛也没有伤着，更不知夺权以后如何掌权。虽然如此，从1968年下半年到80 年代中后期清理“三种人”，“元·二七”夺权都是被长期追查的澧县第一个大事件。
2016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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